慈禧的制衡术
1861年，这一年正是慈禧开始垂帘听政之时，太平天国运动严重威胁着朝廷的统治。这时候的慈禧表现得相当“开明”，她倚重那些能做事的汉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人），放手启用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而后又打破多年以来地方督抚只能由满人占多数的传统，重用汉臣为朝廷排忧解难，成功地度过了统治危机。
与此同时，洋务运动开始了。
洋务运动正是从1861年开始的，一开始的口号是“自强”。慈禧最开明的莫过于她对洋务运动的支持。虽然她本人没有干什么事，没有喊什么口号，但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慈禧这个最高领导的支持，洋务运动是很难开展起来的。为了让那些反对洋务的顽固保守大臣闭嘴，慈禧甚至还把他们派到前线，让他们亲自感受一下洋枪洋炮的厉害。慈禧称不上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但说她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幕后支持者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这一时期的她真正无愧于“开明”这一标签。
而一切的事情从戊戌变法改变了，当光绪的变法影响到了她的权力安全时，其实不需要谁来哭诉和造谣，慈禧果断地终止了戊戌变法，废除了光绪所有的“新政”，这一时期的慈禧也真正无愧于“守旧”这一标签。
那么，慈禧到底是“开明”还是“保守”？要破解这个秘密需要我们来了解慈禧最看重的一件事——权力安全。
皇上的权力至高无上，应该没有什么人可以威胁到他的权力安全，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对于专制王朝的皇权来说，它基本上有三种权力基础。
第一种基础是名义基础——民。之所以说是名义基础，并不是它不重要，而是它关乎的是政权的“合法性”。政权的合法性并不是一旦取得就可以永久享有的东西。只有当政治清明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才不突出，而当政治走向腐败时，它就会很突出，因为它存在于民的内心中，跟朝廷的宣传或者鼓吹都无关——这就是名义基础的真正内涵。一旦民众觉得这种基础已经丧失了，他们就会想办法强力剥夺这种合法性（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但这种情况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出现的，皇权对名义基础的在乎也往往只停留在了口头上。
第二种基础是实际基础——官。这里的官是指官僚集团。皇帝不是与“民”治天下，而是与官僚集团治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这么大，皇帝没有三头六臂，必须依靠一群人去把税收上来，这就是官僚集团。
皇帝通过一套制度（科举取士、朝廷命官、奖优罚劣等）制造了官僚集团，官僚集团说到底也只对皇帝负责（不排除有一两个海瑞），他们表面上应该是为皇帝为朝廷出力最多的团体。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反而是对皇权和王朝肌体最有害的团体。官场腐败总是和官僚集团试图脱离皇权掌控相伴相生，也就是说，“实际基础”对皇权的破坏力反而是最强的——因为制约不力。
于是，历史上循环往复的一幕出现了：每当官场腐化堕落、皇权控制不力之际，皇帝不得不进行变法，而每次“变法”基本都是围绕如何改造官僚集团而展开。皇上必须改造官僚集团而又无法彻底改造官僚集团，因为官僚集团正是皇权衍生出来的，共生共荣，皇上不能与自己统治的实际基础作对，每拿刀子割官僚集团一块肉，其实也是割他自己的肉——皇上也难呐！
第三种基础是核心基础——大臣。这里的大臣不是一般的大臣，而是皇上真正的核心团队，也就是皇上常说的“朕文有某某，武有某某”。大臣既然最为皇上倚重，从理论上说，他们是皇权最有力的保障，而实际上大臣才是对皇权最大的威胁——因为他们与皇上之间，只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维系，但我们知道，在巨大的权力和利益面前，信任往往是很脆弱的，皇上可能产生对大臣的不信任，大臣也有可能产生对皇上的不信任。
现在我们知道了，皇上其实是很孤独、很无助、很危险的，皇权的名义基础（民）的力量庞大，但离他太遥远，危急时刻帮不了他（没有监督就没有参与，没有参与就没有帮助）；实际基础（官）倒是离他很近，但有太多的条件和机会滋生腐败和阳奉阴违，最终损坏皇权；核心基础离皇上最近，也离皇权最近，他们离皇权最近的时候，只需要去对付皇上一人，于是诸如朱元璋这样的皇上，他们只有一个办法——杀掉或者免掉原来的大臣，不断地换一批人来重组他的核心基础，这样才能睡一个好觉啊。
也就是说，皇帝这个职业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是不可能真正建立一个有效团队的职业，是注定怀疑一切的职业。推而广之，皇上下面的军机大臣、内阁大臣、总督巡抚，一直到七品芝麻官的县老爷以及县老爷之下的末品官员，莫不如此。如果要让皇帝老爷带队的这一彪人马有权力安全感、能够安心地工作和生活，只有反过来接受“民”的监督。
但是，“民”和官员也不是对立的，“民”也包括官府里的人，包括王朝政权的运作者，不把“官”和“民”区别以待正是说明大家都有一个差不多的地方就是——人性。从人性上讲，如果没有强力、合理和有效的制度制约，无论谁当官都是容易变得消极的，兄弟换了你上去也一样。
如此一来，历代王朝特别向往的“天下为民”，首先就在为官者（官僚集团）这里卡了壳。于是，“为民”其实首先就要让“民”能够为“官”——有动力、有途径、有程序参与到官府之事，真正的民意官意能够相互通达，然后才是有力的相互监督。
什么是真正的民意呢？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古时候蒙古人征战到某地，因为语言不通无法跟当地人沟通，就请了一个语言专家，正好一个和尚告状追债，债户收买此专家，把和尚的意愿改成自愿焚身，蒙古人表扬了和尚一通，就下令把和尚推到烈火里烧死（南宋李新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这肯定不是真正的民意，这是强奸民意。千百年来，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划分标准，那就是：那些喊的人很多，却始终得不到解决的，一般就是真正的民意，也是民意的主体，朝着这个目标去干事，肯定是没有错的。
但如此一来，为官者似乎就是“眼光向下”而不是盯着“上头”，皇上似乎也是与民治天下而不是与官僚集团治天下，无论是大事小情，都是真正地以民为本向民借力——那么“总督”还是原来的“总督”吗？“皇上”还是原来的“皇上”吗？都不是了，这是一套全新的、完全有别于过往的体制，需要自己去颠覆自己，需要对自秦始皇起千年传承已经僵化封闭得像铁桶一般的祖宗之法进行“破立”。
但很遗憾，慈禧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她并不会知道甲午战争惨败之后朝野的变法共识，正是史无前例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本来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改革，却很快成为一场回到过去的政变与屠杀；她不会知道即使她“在位”的时间也只有几十年，时机错过就不再来，她的眼光只盯着宫廷内的“废立”，但她不知道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就是自己种下的苦果，所以即便是为了她自己，慈禧也没有真正长远的目光——这正是一个政客与大政治家的分水岭。
于是，慈禧还是那个慈禧，和过往的帝王没有差距，但也没有多少分别，她不得不把个人权力安全放在首位，凌驾于对国家、朝廷的考虑之上。当变法有利于巩固她的权力时，她支持变法；当变法可能要威胁她的权力时，她扼杀变法，她既不是“开明派”，也不是“保守派”，而是能在“开明”与“保守”之间转换自如，她经常反复无常、朝令夕改，风格似乎总是那么飘逸，这就是帝王心术深不可测的核心秘密——权力安全。
在支持洋务运动的同时，慈禧其实也在大力扶持清流派，让这些人像唐僧一样对洋务大臣指指点点。在终止戊戌变法之后，慈禧又甩开八旗，在军队领域大刀阔斧进行了“改革”。虽然武卫军是慈禧一手培育起来制衡端王集团的，但在慈禧的眼里，武卫军并不如此简单。
武卫军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有端王集团掌控的禁旅八旗，在慈禧的眼里，它们不过相互制衡的力量（注意是“相互”）。禁旅八旗的存在，是武卫军存在的理由，而武卫军的存在，也是禁旅八旗存在的理由。一旦将来武卫军的力量发展到过分强大，打破与禁旅八旗相互制衡的平衡，武卫军同样要受到打压。
这就是这支军队真正的秘密和命运，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人们常常把武卫军的建立当作“大清又一次重要的军事制度改革”，从表面上来看，确实如此，它装备了新式武器，引进了新式训练方法，甚至采用了新的编制，是“近乎现代意义上的军队”。但当年的北洋舰队也是“无比新式”的，可它仍然是一支旧的军队：依附在专制皇权上的军队，无论表面如何“新”都很可能是换汤不换药——皇权需要你强大，但你又不能过分强大。
而党争之所以无法消灭，除了大臣们的争权夺利的因素，更是因为它正是皇权制造出来的，只有党争，慈禧才能凌驾于各派之上，左拉右打，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好吧，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了，用一句话来总结慈禧维持专制统治的核心秘密吧，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三个字——搞平衡，而且是内部搞平衡。朝廷的权力和武力（军队）都是因皇权而来，那么皇上只有平衡这些权力和武力，让他们相互算计，相互牵制，也相互制衡，这些权力才没有机会离皇权最近。永远的平衡有永远的稳定，永远的稳定有永远的安全。
平衡永远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因为皇上搞平衡的过程更是“人治式”的，全凭他的念头，对大臣们权力的制衡不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而是想方设法给他们制造一个对手，关进他们对手的“笼子”。一旦他们的对手成为他们的朋友，那对于皇上来说麻烦就大了，所以宫廷里的党争和权斗只能是永无止境的。
现在看来，慈禧时不时疑神疑鬼，也是正常现象，几十年以来，慈禧风风雨雨都是这么过来的，每次都能有惊无险，化险为夷，早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善于“搞平衡”的权谋高手。慈禧对收拾自己手底下的人还是多少有些信心的，她虽然一直在警惕权臣势力（比如过去的奕匡、李鸿章，现在的端王），但说到底慈禧最畏惧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一群比她还牛的人——洋人。
东交民巷的十一国公使
在北京内城离皇宫不远、紧挨正阳门（当时俗称“前门”）处，有一处专门是修建使馆的区域——东交民巷使馆区。这里有十一国使馆，和北京城里唯一的一座西式饭店——北京饭店。此外，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的宅子也坐落在使馆区内。
这十一国是：英、美、德、法、俄、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以及西班牙。当然，最强的是前面八个国家。它们当中，美国是美洲大陆唯一的新兴强国，日本是亚洲大陆唯一的新兴强国，其他六位是当时欧洲大陆所有的强国，也就是说，这八个国家是当时世界上所有最强国家的联合体——列强。
列强的公使也很不简单，他们大部分都是在甲午战争后走马上任的，甲午一战，日本人大发横财，大家跟着都跑来了，这些公使们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前非洲问题专家。
非洲大陆早已经是列强的殖民地，列强征服非洲的过程可谓简单粗暴，如今非洲各国的国界线基本上都是直的，据说这就是当年的列强为划分各自殖民地拿把尺子在地图上画根线的结果。而在甲午战争大清暴露了自己的无能之后，列强对大清也怠慢了，他们认为大清不过是另外一块等待被划分殖民地的非洲大陆，清国人不过是一群黄皮肤的“尼格罗人”（黑人）。列强纷纷调换原来驻清国的公使，这些前非洲问题专家取代了原来那些“汉学家”型、“清国通”型的公使。
这些人到了北京，态度自然又是简单粗暴的。他们对了解大清的具体国情没什么兴趣，并不认为与大清外交需要去了解朝廷内部的派别之争，需要去了解朝廷的政策动向，他们需要注意的只是别的国家在大清的动向，比如划分了哪些势力范围，具体占据了哪些地方，北京成了当时世界上间谍最多的城市——列强公使相互盯梢。
除此之外，他们甚至对北京这座城市都感到厌烦，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如此描述：
北京，真是可怕！举步维艰的街道，没有电灯，奇冷的严冬和闷热的酷暑。更重要的是，尾大不掉、散发着腐烂气味而且充满敌意的王朝，不仅外国人对它信不过，甚至连它自己的臣仆都怀有异心。在北京，时间过得很慢，百无聊赖。使团的夫人们传完了闲话，避开凋零破败的首都，到灰尘满天的郊区去野餐几次，到极少几个可以旅游的地方转转，然后就是从一家的客厅转到另一家的客厅，除此之外，这个城市还能提供什么呢？（阿德里亚诺·马达罗：《1900年的北京》）
与公使们首先结下梁子的，就是端王集团。虽然端王集团是排外的，但他们深居朝廷之中排他们的外，正常情况下也是惹不到公使们的，是端王集团使出的一招非常阴损的手段让双方结下了梁子。
这就是造谣。
造谣不是风传几句小道消息，那叫八卦。而政治领域的造谣是很厉害的，除了风传不实消息，谣言的制造者往往还有一系列的预案跟进：谣言如果没有辟谣，就会被视为现实。
因此，在很多有政治阴谋的人眼里，造谣往往就是造势的一种，是很重要的政治手段。
戊戌变法时，当光绪开始搞人事改革、严重损害特权阶层利益之时，端王集团的谣言便已经开始了：慈禧太后会借携光绪到天津阅兵之际，杀掉或者废掉光绪，发动政变，因为那里是荣禄的地盘，方便动手。
应该说这是一个让体制内的人一眼就能看穿的初级版本的谣言。慈禧离开权力中心北京去天津谋杀光绪搞“政变”，那只有一种情况：北京的局势（特别是军权）她已经无法掌控，需要去天津“借兵”。另外，权谋家永远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跑到天津去“政变”，即使成功了，谁来替她坐镇皇宫？一旦后院起火怎么办？所以历史上的政变者，没有一个人会离开大本营跑到外面去搞的，此事只要站在慈禧的角度想一想，就能发现绝不可能。
对于端王集团来说，此时他们最着急的还不是废立，而是想尽办法让慈禧尽快终止这个有损他们利益的变法，所以这个谣言出台得还是有些低劣的，但是它收到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了康有为同志实施“围园杀后”计划的借口，带领大家铤而走险。
然后是老康还没来得及发动兵变，伊藤博文就进京了，将接受光绪的接见。在慈禧面前，端王集团又不失时机地抛出了第二个版本的谣言：光绪皇上勾结国外势力，要杀掉您！
这个版本的谣言变成了光绪要杀慈禧。慈禧也许还不一定相信光绪会勾结洋人来杀掉她，但她绝对会担忧光绪会勾结外国势力向她夺权！在慈禧认为自己的权力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之时，她干净利落地终止了变法，拉拢端王集团，自己临朝训政。
端王集团终止变法的目的达到了，但废立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第三个版本的谣言随即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