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抵制日本货
正当中华大地水灾连连、内战不休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1931年9月18日晚10时，日本关东军按照预谋派出工兵，在柳条湖附近，炸毁了南满铁路800米长的一段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事变。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到2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关外的有16.5万人，关内还有近10万人。
早在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曾于8月16日致电东北军最高长官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平，他也电令下属：“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抵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于是，东北三省全境迅速沦亡。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中国人民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上海人民奋起投入爱国运动，先后有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抗日罢工，10万学生举行抗日罢课，80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爱国民众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武装民众、惩办失职失地军官，会后还举行抗日示威游行。上海《申报》也多次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在这股抗日爱国的洪流中，杜月笙也能挺身而出，他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支持下，发起成立了“上海市反日救国会”，后改名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洸、陶百川等人被推举为常务委员，陶百川还担任秘书长。
面对上海市民的爱国热情，杜月笙又想起五卅运动时抵制英国经济产生的效果，就建议“禁止日货”，呼吁上海市民全面拒买拒卖东洋货，开展“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运动。于是，“检查所”、“保管所”纷纷成立，杜月笙的门生弟子们，包括从事工会工作的陆京士等人，也参与其中充当执行人员。检查所的人员在道路上设卡检查，还主动出击，到处搜查日本货物，一经发现立即没收，交给保管所加以封存。
杜月笙有一个门徒叫于松乔，他来自邮务工会，在天后宫桥检查所负责查禁日货。他决定“擒贼先擒王”，先找有势力的商户下手，就带上一名助手来到“合昌祥”绸布庄，抄出两大箱日本棉布，宣布将这两箱东洋货充公，按照抗日救国会的规定送到保管所暂行封存。
合昌祥的大老板是陈松源，时任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在上海商界的影响力极大。于松乔知道自己碰上了硬茬，就坐在天后宫桥保管所的门前，等着货主上门。
果然，没过多久，一部轿车就开到天后宫桥，陈松源下了车，身后还跟着两名保镖。
“谁在这里负责？”陈松源问道。
“是我负责。”于松乔站了起来，“我叫于松乔。”
“辛苦了！”陈松源冷笑一声，“刚才是贵所派人到小号合昌祥，取走了两箱布匹？”
“是的。”于松乔坦然回答说，“是我亲自去查出来充公的。”
“我想这一定是发生了误会。”陈松源很客气地提醒一句。
“没有误会。”于松乔说话不留情面，“这两箱都是东洋布，我只知道公事公办。”
陈松源一下子愣在那里，在上海滩从来没人这样不给他面子，这个于松乔是何方神圣？
陈松源的两名保镖看不下去了，向于松乔发了话：“喂，这位朋友，你知不知道这位先生是谁？这是我们陈理事长！”
“陈理事长又怎么样？”于松乔挺胸说道，“国难当头还卖东洋货，让东洋人赚了钱，造了枪炮子弹打中国，那就是奸商、汉奸。这样的东洋货就应该没收！”
一听自己被骂成“奸商”、“汉奸”，陈松源勃然大怒，喝令保镖：“你们进去，把我们的货物搜出来，抬回店里！”
两个保镖还没来得及动手，于松乔早已用极快的动作一把抓住陈松源的领口，口中喝道：“你敢带人来捣乱，我现在就把你关起来！”
保镖们气急败坏，一齐拔出手枪，吼道：“快放手！不然让你吃卫生丸！”
于松乔紧紧拉住陈松源，倒退着往屋里拖。保镖们怕伤着陈老板，只好朝天放了一枪。
检查所里的工作人员一涌而出，跑过来就要夺保镖的枪，两名保镖一看寡不敌众，只好转身逃跑了。于松乔趁机把陈松源推进房间，在外面锁上房门。
陈松源在小房间里砸门咆哮，于松乔往门口的地上一坐，大声说：“我今天是看牢你了！”
保镖们回家报告，陈家人赶快设法营救，消息立刻传遍上海滩。纱布业是上海十大行业之一，纱布公会的理事长被捉，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天后宫桥保管所的门前聚来一大批人。
上海市党部委员吴开先，抗日救国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陶百川，闻讯后立刻赶到现场，他们先对于松乔提出表扬，随后又委婉地向他说明：“抗日救国会只是一个民众团体，虽然从事爱国运动，却不是权力机关，从法律上说没有把人关起来的权力。所以，请你马上把陈松源放出来，大家一起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于松乔坐在地上，挡住那扇房门，一口咬定不能放人：“陈松源带保镖来抢所里的东西，还敢开枪，我非关他不可，天王老子的话我也不听！”
吴开先和陶百川苦劝无效，只好作罢。这时，汽车一辆辆开过来，有身价的大亨来了很多，有人好言相劝，有人厉声斥责，好话歹话都说尽，于松乔的回答只有一句：“谁敢来拖我，我立刻撞墙壁自杀！”
事情越闹越僵，上海市商会已经抗议“抗日救国会非法拘留纱布公会陈理事长”，于松乔还是坐在地上，纹风不动。有人想趁乱把于松乔抱住拖走，刚一上前，于松乔突然起身挣扎，向左边的水泥墙壁狠狠撞去，顿时头破血流。想要拖他的人吓得放开手，于松乔摇摇晃晃地回到原地坐下，气喘吁吁地说：“我就在这里等死好了！”
看到于松乔这样坚决，大家不忍心再动手了，只好找来他的同门兄弟陆京士。陆京士到现场一看，内心非常焦急，就问道：“松乔，你告诉我，到底谁说话你才肯听？”
于松乔抹了抹流到脸上的血，用虚弱的声音说：“只有杜先生。”
陆京士赶紧打电话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刚好在家，他立刻对陆京士说：“你告诉松乔，犯不着为这件事牺牲性命，我派车去接他，赶快到枫林桥骨科医院治伤。”
陆京士又跑到于松乔的身边，把杜月笙的话转告给他。
“好吧。”于松乔这才站起身来向外走，陆京士把他送进了医院，上海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陈松源也就“刑满释放”了。
事关抗日救国的大义，陈松源冷静下来之后也自知理亏，表示对于松乔“不予追究”。于松乔虽然做法过激，行动越权，但毕竟是出于满腔忠义，赢得了上海各界的谅解和敬佩，为抗日救国会做了很好的广告。有些商家心里思忖，自己的“牌头”可硬不过陈松源，于是，各商家纷纷停止从日本厂方进货，已经订货的要求退掉。抗日救国会的封锁越来越紧，他们掌握各处的情报线索，东洋货一露面即遭没收，中国商人没有一个胆敢贩卖日货，日本人的工厂和商店货物堆积如山，只好宣告关门大吉。
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节节推进，使上海日侨气焰骄狂，趾高气扬，他们一见上海全面抵制日货，便觉得此事不可容忍，被激怒的日本侨民迅速组织起来。10月12日，日本人准备在北四川路日本小学举行“居留民大会”。杜月笙得到消息后，做了一连串部署。
下午1点钟，日人居留民大会准时开始，4000名日侨情绪冲动、拔扈嚣张。他们决议，致电日本内阁总理、外相、陆相、海相和关东军总司令，请求速用强硬手段，制止中国人的对日经济绝交。
3点钟大会结束，日侨们还举行示威游行，当他们走到华界闸北白保罗路时，一些日本青年跑出行列，撕毁路旁的抗日标语。愤怒的中国青年立即冲上去，两侧店铺里也冲出愤怒的中国群众，“打东洋人”的吼声如同雷鸣，耀武扬威的日本人吓得掉头逃回租界。中国公安局的警察这时才出来，劝说中国群众就地解散。英捕房巡捕还以“保护”为名，捉走了3名日本青年。
除了抵制日货以外，杜月笙还联系上海金融、工商各界，慷慨解囊，救济流离失所、逃到关内的东北难民。当马占山在黑龙江英勇抗日的消息传来，杜月笙大为兴奋，自动邀集一批朋友，募到了10万大洋，汇到黑龙江去慰劳前方将士。后来，马占山的东北义勇军被迫退到俄国并转赴新疆，杜月笙才停止捐助。
闯工商盘得面粉厂
1929年开办中汇银行，是杜月笙涉足金融界的开端；1931年盘得华丰面粉厂，又是他跻身工商界的起始。
杜月笙文化底子薄，业务知识有限，然而，他最擅长的恰恰是用人之道。旧上海的人们形容杜月笙在实业中发迹是靠“三阳（杨）开泰”，这是指杨度、杨志雄、杨管北三人是他的商业谋士，替他占地盘“闯天下”。
“三阳（杨）”之中，比较特殊的一位是杨度。杨度营救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的义举天下皆知，已经在暗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杜月笙还是在1929年邀请杨度为宾客，并专门将薛华立路155弄13号一幢洋房送给他，给他月俸500元。后来，杨度又加入上海的“自由大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等左翼社会团体，长期在薛华立路给潘汉年（中共地下党员）、沈端先(夏衍)提供情报，将被敌人追捕的同志留在寓所。杨度还多次当面规劝杜月笙不要再为国民党卖命。杨度的诸多活动，精明过人的杜月笙不会丝毫没有察觉。杜月笙礼待杨度，很可能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友善表示。
当时，面粉业是上海十大行业之一，利润丰厚，杜月笙早就有心插手其间。上海小沙渡路有个华丰面粉厂，老板卢少棠嗜赌如命，在1931年输了几十万元，迫于无奈宣告要将华丰出卖。杜月笙的经济顾问杨管北得知消息后，立刻把这事告诉杜月笙。杜月笙就让杨管北设法将华丰面粉厂搞到手。
杨管北生于1896年，江苏人，1926年任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部科长。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他从事实业，曾任上海市参议员多年。
杨管北立刻到华丰面粉厂去联系，正巧，在华丰厂负责此项业务的陈经理是面粉公会的理事，他与杨管北早就相识，两人交情不错。杨管北开门见山，说杜月笙想买华丰厂。
“盘给杜先生当然好。”陈经理悄声说道，“可是，别人已经找我商量此事了。”
杨管北一听，心里发急，连忙问：“是哪一位？”
“你最好别问这人是谁。”陈经理说，“这位先生很有实力，而且与杜先生交情极好，如果我说出他的名字，杜先生就不便出手盘厂了。”
“那就请你老兄多帮忙吧。”杨管北赶快接过话茬，“既然他那边还没定下来，咱们赶快抢先把价格敲定，怎么样？”
陈先生同意了，与杨管北讨价还价，最后决定以109万大洋的价格成交。
那位先前提出收购华丰厂的人得知此事后，来到杜公馆当面问杜月笙为什么抢朋友的生意。杜月笙连连道歉，说实在不知你已经先联系过了，如果你愿意，还可以把厂子接过去，或者吃一份干股。那人见杜月笙已经领情，也就什么都不要了。
项目敲定之后，杨管北又尽快筹措资金，他去找刚刚从大连回到上海的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杜月笙出面说情，国民政府才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傅筱庵此时也只能“知恩图报”。
杨管北先不说杜月笙购买面粉厂需要借钱，而是绕起了弯子：“最近，卢少棠要把华丰面粉厂盘出去，据说出价109万。我家先人在扬州、高邮等处开过面粉厂，所以我知道行情，知道这个价格相当便宜。如果傅先生把这个厂子买下来，一定能赚钱。”
此时，杜月笙要买华丰面粉厂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一听杨管北这样说，傅筱庵笑着说：“是应该买下来，不过，是应该帮杜先生买下来，他不是正想加入工商业吗？”
于是，由中国通商银行提供低息贷款，杜月笙买到了华丰面粉厂。杜月笙担任董事长，始终握有该厂60%以上的股份，杨管北为常务董事。
杜月笙自己不会做生意，就坚持两项用人原则：一不过问具体业务，二不干预人事任免。杜月笙从不在自己的商业机构里委派、推荐、保举或安置私人，几年后，在杨管北等人的要求下，才让儿子杜维桓到华丰面粉厂工作。还有一个用自家的例外是在中汇银行，等到长子杜维藩完成学业之后被派到那里工作，不是去做小老板，而是从最基层的实习生干起。
当时，上海的面粉买卖统统集中在上海面粉交易所，交易所的理事长是王一亭，常务理事荣宗敬掌握着全上海的面粉行业。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是无锡人，也是失学儿童，十五岁左右到上海谋生，先当学徒，后来做点小生意，积本钱在上海开了一家钱庄，清末光绪年间在家乡无锡开起一家私人面粉厂——茂新面粉厂，创出“兵船牌”商标，深受欢迎。
随后，荣氏兄弟又在上海接连开设了茂新二厂、茂新三厂，直至茂新十厂。此外，他们还增加了“福兴”系列，开设了福兴一厂、福兴二厂，直至福兴十厂。荣氏面粉事业的规模空前庞大，在全国民族资本家面粉行业总产量中占1/3，荣氏兄弟成为当时中国的“面粉大王”。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后，荣宗敬的侄子荣毅仁被上海市长陈毅称为“红色资本家”。
上海面粉交易所的商人分属两个面粉业公会，一个是“上海面粉业公会”，受荣氏兄弟影响；另一个是“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与杨管北家族关系密切。这两个公会在价格及市场分配等方面也有竞争。在交易所里，荣家的兵船牌面粉每袋3元以上，华丰面粉厂出品的麦根牌，最高只能卖到每袋2.95元。
为了取得优势，杨管北在杜月笙的支持下，把荣氏面粉厂的重要干将王禹卿挖了过来。王禹卿绰号“面粉二王”，是荣家福兴面粉一至十厂的总经理，他来到华丰面粉厂，把“兵船牌”商标也带了过来。杨管北还让杜月笙重金礼聘大同面粉厂总经理卞筱卿。
此后，杨管北、王禹卿、卞筱卿同为华丰面粉厂的常务董事，杨管北负责总管财务，王禹卿、卞筱卿负责具体业务，华丰厂稳赚不赔，成了杜月笙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生意赚了钱，杨管北又利用国华银行唐寿民与杜月笙的交情，以华丰面粉厂全部生产设备作抵押，贷款150万元，归还中国通商银行的贷款，剩下来的钱全部用来增添设备。
在面粉业站稳脚跟之后，杜月笙又利用自己的政治人脉，为苏、浙、皖三省的面粉行业争取优惠政策。
早在1931年年初，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就发过一道命令：“裁撤厘金，全国实行统税制。”厘金，就是由政府在交通要道设关卡，对运销商品征收的一种捐税，这是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在扬州首先推行的，一直沿用到民国。
苏浙皖三省的面粉厂商，基本上是在当地采购小麦原料，只在向上海运送成品面粉的途中才需交纳厘金，“裁厘”没给他们减轻多少负担，“加税”却使他们增加很多支出。上海的面粉厂商人则不同，他们要到各地采购小麦，路途遥远，支付厘金的数额较大，“裁厘”使他们受益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