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清楚的是，冉有三顾孔庐，孔子皆面色凝重，只有一句短语：“这我不懂。”
最后一次，冉有不知是用哀告的语气，还是烦恼的语气，终于请孔子发表了看法。
夫子说道，君子行政，应合乎礼制，施之于民的要宽厚，取之于民的要减少，如果季康子想依法办事，那么，有现成的周公法典可以遵循，如果他要任意而行，那么，又来问我做什么？
孔子对季康子的不满，呼之欲出。可是，田赋改革还是施行起来了。
冉有在推行新政过程中，使足了心力，像一头埋头猛干的老黄牛，使季康子更多地搜刮聚敛了财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季康子原本已经僭越鲁君，行迹不轨，冉有犹“为虎作伥”，令孔子愤懑不已。他把冉有召来，激动地对他说：“你不是我的学生！”又对学生们说，可对冉有“鼓而攻之”。
仅是自己责骂，已经不足以平息愤慨了，还要声势浩大地“组团”责骂，并且断绝师生关系。冉有自感委屈，巴巴地申诉说，自己不是不喜欢老师的道，而是因为能力不足，无法阻止。
如此淡薄苍白的一句，不如不说，说了更让孔子生气，他朗言道，能力不足的人，事情做到中途，在做不了的情况下，才会停下来，可你，根本不想去做！你是画地自限，不想向前！
冉有躬身听取训示，恭顺谦和，不再辩解。
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此遭，大概是最严厉的批评了。
然而，冉有在从政的道路上，仍旧热血沸腾地狂奔着，似乎越来越远地背离孔子之道了。
季康子想要攻打小国颛臾。颛臾位于鲁国境内，是鲁国附庸。
冉有和子路都在为季氏供职，这两个孔门中最能干的人，现实世界中最能取得成功的人（在军事能力上，冉有仅次于子路），前去见孔子，说季康子要发动颛臾之战。
孔子直截了当地责怪冉有，求！这难道不是你的过错吗？颛臾，是过去先王封国于东蒙山下，来主持东蒙的祭祀的；又是在鲁国境内，其国君是鲁国的社稷之臣，为什么要攻打他呢？
冉有推脱责任，说这是季康子的意思，他和子路都不想。
孔子又说，求！根据自己的才力，担当合适的职位，如果不能承担职责，那就应该辞却职位！比如一个瞎子遇到危险，助手却不去护持，那么，要这个助手有何用呢？如果老虎和犀牛从栏中跑出来，龟壳美玉在匣中毁坏了，这又该把责任算到谁的头上呢？
孔子严责冉有没有尽到劝阻之责，说，君子讨厌那种避而不说自己贪心却另找借口的人。
冉有在言语的炮弹中，无处躲藏，只好承认了自己是赞同攻打颛臾的。他为自己找到的理由是，现在若不攻取，必然成为后世子孙的祸患。
孔子对着冉有和子路悲叹道，你们辅佐季康子，人若不归服，应以文治教化他们；现在，国家支离破碎，你们不能保全，反倒图谋在邦国之内大动干戈了。我恐怕季孙之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啊。
关于这段千年往事，子路虽是主角之一，但却只言未发，从头到尾沉默着。这明显不符合子路心直口快、勇字当头的个性，想必，他也是对讨伐颛臾抱着一丝迟疑的。
孔子或许也是有所了悟的，所以，虽也责备了子路，但对冉有更为疾言厉色。
季康子又想去祭祀泰山了。
按照礼制，祭祀泰山者，只能是天子，季康子作为鲁国大夫，欲前往祭祀，是僭礼，是非分，是狂妄，压根不顾忌他挟天子以令天下的不义。
孔子对这无法无天的妄举，难以忍受，要求冉有进行劝阻。
“你不能阻止这事吗？”他对冉有说。
“不能。”冉有回答。
二字已矣。未做任何解释，亦无任何托辞，干脆，简洁，淡漠，已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冉有官越做越大，话越来越少。他的话，竟然也随着他的官，鸡犬升天般，金贵起来了。
又一日，下朝，冉有见到孔子，揖拜请安。
孔子问，何以较平日为迟？
冉有答，有政事。
孔子素无记恨前嫌旧怨之心，只是一句家常问话，就像父亲关怀儿子、长辈牵挂后辈。不料他所听到的，却尽是敷衍蒙蔽之言。
孔子便说，是季康子的家事吧？若是国政，虽然我不得用，也总能听到的。
这是一句讽刺，从儒家大师的口里冒出来，略嫌嶙峋突兀。由此可见，夫子之心，已是失望至极，悲凉不堪。
他好不容易等到学生们得到了重用，满心指望着学生以仁道施政，万万不料，道，在远远青山外，那人更在道之外。
冉有是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之一，然而，在同一条仁之大道上奔游了几个回合后，冉有偏离了自己的脚印。
那一行行脚印，一度是他对道义的承诺，是他对灵魂的描摹，是他对信仰的实践。然而，在一个华丽的转身过后，从烟雨荒舍到金碧庙堂，从寂坐苦参到大施手脚，从落寞到繁华，他出走了。出走于自己的内心深处。
他和他的新政，暗夜私奔了。
他与孔子的分歧，只在一个字上。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冉有是——知其不可而不为。
一个“不”字，其差池，已是咫尺天涯，相去万里。
分歧是有了，但分歧，并不意味着分离。师生二人依然互相顾念。
当冉有权倾一时，季康子对其言听计从时，冉有对待孔子，依然恭谨有加。下朝后，径见孔子请安。
孔子依然亲和地为冉有讲经论道，敦敦告诉他，执法时，要明了刑罚，善用刑罚，并细致地为他讲解各种罪行：悖逆天地，是一等罪；污蔑周文王、周武王，是二等罪；悖逆人伦，是三等罪；混用鬼神害人，是四等罪；杀人，是五等罪。五罪中，杀人最轻。
孔子后来还把冉有列为首席政客，对他评价很高，说他如果用圣贤之道来辅佐国君，定是一位好臣子。
孔子不满冉有的作为，却又不倦地教诲他。或许，在孔子悠长辽远的记忆中，他始终难忘冉有平和谦让、谨小慎微的性情吧。
孔子深谙自己的政治主张与现实世界，两两对峙，他也因此深谙冉有的苦楚和酸涩。对于冉有“力不足”的托辞，他没准也是有着冷静的诠释的。
首先，冉有个人，的确力量有限，因为他胆魄不足，优柔寡断，畏首畏尾。孔子曾问冉有，如果由他来治理一个方圆五十到七十里的小国，何时见效？冉有考虑后，答道，可用三年使其富庶。
在我们听来，这是个中正的回答，不偏不倚，很合适。
在孔子听来，这却是个有倾向性的回答，偏离中庸之道，太过谦逊，谦谦之风有余，凌厉气势不足。
因而，孔子在教化冉有时，总是有意无意地鼓励他。
当冉有问他，如果听到一个好主意，是否应该立刻付诸行动时，他肯定地颔首：应该！
可是，同一个问题，当子路问他时，他又肯定地摇头：不应该！家里老的小的一大堆，怎么能听风就是雨呢？
学生们困惑不解，孔子解释道，子路胆大鲁莽，容易激动，要给他泄气；而冉有胆小多虑，容易退缩，要给他壮胆。
孔子既知冉有老实、迟疑，必然亦知冉有不会强硬地阻谏季康子。当冉有无法将孔子理想中的道，合辙押韵地对接到具体的现实事务上时，冉有便实打实地说出“力不足”来，好像是赌气的一句话，其实是肺腑真言。
孔子不满冉有的作为，却又不倦地教诲他。或许，在孔子温润宽厚的襟怀中，他也始终难忘冉有郁郁葱葱的草木年华吧。
冉有是孔子的先进弟子，他在周游列国之前，冉有就以受教为幸，他五十四岁踏上流浪之路时，前途云烟缭绕，一片苍茫，不知何夕，方见归途，二十六岁的冉有毅然随侍左右。
在离乱的城郭，在荒凄的原野，在纷扰的街巷，冉有时而执鞭赶车，时而请教聆听，问题是那般繁多，目光是那般澄澈，容颜是那般青涩，神情是那般温和快乐，他无时或忘。
近二十年的昼夜相处，朝夕相对，他的心，坚定而柔软。
4.夫子从心去了
鲁哀公的暗弱，季康子的强悍，使得鲁国不能任用孔子，孔子也不再追求做官了。
这个大梦想家，在他年近古稀的时候，迎来了梦想破碎的一刻。
一块剔透的薄冰，倏地裂了缝；
一片枯黄的落叶，悉率碾碎了；
一只红尾的蜻蜓，轻点水面飞走了……
这放射状的碎裂，这悄然的飞逝，带走了夫子的梦。他冷静地看着这个牵引了他一世的梦，渐行渐远，精神上的大恸，唯有自己明了。
与此同时，孔子又是放达的，豁朗的。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位退休的大夫，如是说。
孔子所处的春秋乱世，杀人活动，此起彼伏，像赶集一样热闹。弑君事件，也层出不穷，孔子就赶上了十五个。当前十四个国君被抹脖子时，孔子一声不吭，一言不发，等到第十五个国君，齐国国君，被宰相按到大砍刀上时，孔子突然开了腔，厉声批评，正言痛斥，并斋戒沐浴三日，盛装请鲁国统治者讨伐齐国逆贼，以彰正义。鲁国当然不敢了，听到孔子嗓门那么大，吓得要命。那么，孔子的态度，何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原因就在于，他“从心而欲，不逾矩”了。他开始吹响一个言责者的号角了，开始抨击政府的不当了。
从心，是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夫子从心，一是自身境界不凡，二是他已断绝了从政的念想，三是他名望俨如日月，翳不可避，鲁哀公、季康子等大人老爷们，虽然饱受他的口舌之箭，但也不愿轻易招惹，免得沾上麻烦，这样反倒还可以博得一个爱士、敬士的好名。
如此，在孔子回到鲁国后的五年中，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整理文献的工作上。
在他一个猛子扎入文字的沧海中时，他并不知道，他唯有这五年光阴是有效光阴了。像药片一样，之前的光阴，业已失效；之后的光阴，行将与他错之交臂了。
5.采文的人
书，是文化的家；无家，文化就要流浪。
孔子流浪了十几年，不想再让文化也饱受颠沛之苦。
于是，他从文化的枝头，采诗、采乐、采文，整理出了“六经”，亦称“六艺”，包括《诗》、《礼》、《乐》、《易》、《春秋》。
“六经”的重整，一如电光火石，使中国古文明的源头上，嚓嚓地闪烁着光亮。
无它，中国文化称得上灿烂，但或许称不上盛美；有它，在朴拙无华的气息中，升腾着一种神性之美。
王室衰微，礼教崩废，孔子欲以修书，以史明智，以文明心，试挽狂澜于末世。
这又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举动。资料残缺不全，工程浩大繁重，孔子带领弟子们兢兢业业，刻刻苦苦，争分夺秒地工作。任暑热蒸腾，任大风呼啸，任暴雨倾盆，任寒雪飘飞，他们永远是一道不变的风景。
不知不觉中，他们已入画于历史古卷。他们不是文明史上的群众演员，而是耀眼的明星。
而他们自己，浑然不觉。
6.《诗》，像念经一样念诗
《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了三百零五篇诗歌，时间始自西周，终于春秋中叶。
在这个漫长的跨度中，不同地域、身份的采诗人，从不同的河畔、深巷、庙宇、长亭、宫闱，采到了不同的诗。
作者有贵族、平民；诗有民歌、祭歌；所歌之水，有黄河、汉水；所歌之人，有贵妇、贫女。
丰富而交杂，繁多而凌乱。活泼者，如活鱼飐尾；沉静者，如夜湖一泓；华美者，如锦缎堆簇；哀怨者，如柳箫低吟。
埋头在《诗》之声色种种中，孔子带领弟子们主要做了五项工作。
第一，丰富其内容。孔子采用了对人的一贯作风，对文字也一视同仁，不因粗陋而鄙弃，不因浓艳而轻蔑，一律照单全收，然后进行析释、梳理。
第二，完善其体系，明晰其条理。孔子把庞大的诗歌群，切豆腐一样切成三个部分：“风”、“雅”、“颂”。
三块豆腐，各具特色，“风”，飘摇着雨后杏花的风土气息；“雅”，散发着钟磬和鸣的朝廷雅正之音；“颂”，回荡着庄重神秘的祭祀之声。
品味咀嚼起来，无一不余味悠远，口齿留香。
即便“风”和“雅”中，有腥膻的成分，但因非礼勿“思”，照旧是锦心绣口。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孔子对《诗》精到地评价道：“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思无邪，三个字，字字深邃，有底蕴。可谓一滴水，涵盖了大海，三个字，尽纳了仁礼。
这就有了第三点。
第三，把男女夫妇的家庭伦常作为开篇。比如，国风的开篇是《关雎》。
《关雎》中，有一句诗非常“百搭”，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老少咸宜，这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像念经一样念着这句诗的人，也许并没有深切体会到孔子的贡献有多大，但天与地，却是知道的。
孔子从《关雎》中，看到了幽深的意境、道德的启示、热烈的叙事、优雅的文辞；当然，他也看到了男欢女爱、缱绻相思，但他并没有停留在表面，而是沉着地概括道：“这首诗歌快乐而不放荡，哀伤而不过分。”
这在当时，是大胆的，超前的，时尚的。
可见，孔子是进步的老师，学生是进步的弟子，他们都是古代的文化达人，是冲锋在最前沿舞台上的老“超男”。
当然，他们不需要发动整个电信系统拉选票，他们鄙视输了就在台上哭，赢了就感谢父母、感谢七舅姥爷那一套。他们有真才实学，崇尚踏实地工作。
第四，建立规范的韵律系统，使所有的诗歌都可以咏唱。为了使诗歌更符合声律，孔子还进行了一定的文字修改。
做完了编辑工作，孔子还要试唱，试听。演唱时，若一字不合，一音不佳，都要调整，举一反三，鞠躬尽瘁。
试问，普天之下，还有谁能如此尊重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呢？
在当下社会，许多人连尊重自己都做不到。
第五，修《诗》、习《诗》。理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白话意思就是：《诗》、《礼》、《乐》可提高一个人的修养。
习之，则“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即可以培养联想力、观察力、合群性，还可以培养讽刺能力。以后发生纠纷时，就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地连讽刺带挖苦了，就不用粗鲁地骂街了，骂街多不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