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奠定了后来的秦国以至于秦帝国的制度基础。
其根源可以说是在阴晋之战之后秦国的生存环境变得非常恶劣，秦孝公在继位之后，不得不在这个变革的想法之中，寻找富国强兵，并且扭转秦国劣势的道路。
这也是为何秦孝公更加希望见到“霸道”而非“帝王之道”的主要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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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第一次用帝道游说秦孝公，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并通过景监指责商鞅是个狂妄之徒，不可任用。
五日后，商鞅再次会见秦孝公，用王道之术游说，孝公不能接受并再次通过景监责备商鞅。
商鞅第三次会见秦孝公时用霸道之术游说，获得孝公的肯定但没有被采用，但商鞅此时已领会孝公心中的意图。最后商鞅见孝公时畅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听时十分入迷，膝盖不知不觉向商鞅挪动，二人畅谈数日毫无倦意。
景监不得其解，向商鞅询问缘由。商鞅说秦孝公意在争霸天下，所以对耗时太长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学说不感兴趣。
而这与其说是秦孝公为了争霸天下，倒不如说是他很清楚当时秦弱魏强，假如时间再拖延下去，魏国再一次取得关键性的决战胜利，那么对于秦国而言，就是一次灭顶之灾。
阴晋之战是在周安王十三年，秦国再次调集大约超过50万的大军，进攻秦国东进道路上的重要城邑阴晋。秦军在阴晋城外布下营垒，魏国在河西驻守着一支精锐军队。
西河郡守吴起，激励军队保持高昂士气。他请国君魏武侯举行庆功宴会，使立上功者坐前排，使用金、银、铜等贵重餐具，猪、牛、羊三牲皆全；立次功者坐中排，贵重餐具适当减少；无功者坐后排，不得用贵重餐具。
宴会结束后，还要在大门外论功赏赐有功者父母妻子家属。对死难将士家属，每年都派使者慰问，赏赐他们的父母，以示不忘。
此法施行了三年。秦军一进攻河西，魏军立即有数万士兵不待命令自行穿戴甲胄，要求作战。面对这次秦军大规模进攻，吴起请魏武侯派5万名没有立过功的人作为步兵，由自己亲自率领反击秦军。武侯同意，并加派战车500乘、骑兵3000人。
战前一天，吴起向三军发布命令说：诸吏士都应当跟我一起去同敌作战，无论车兵、骑兵和步兵，“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然后，吴起率领魏军在阴晋向秦军发起反击。
这一天，魏军人虽少，却个个奋勇杀敌，以一当十。魏军经反复冲杀，将50万秦军打得大败，取得了辉煌战果。
此战，虽面对强大的秦军，但吴起通过激励方法极大地提高了魏军士气，显著地增强了战斗力。并以少数精兵击败了十倍于己的秦军，保卫了河西战略要地，有效地遏制了秦军东进的势头。这场战役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而事实上，虽然秦国可以调动五十万大军，但是对于当时已经可以说是战国最强的魏国而言，即使是在阴晋之战当中失败，魏国也不算是伤筋动骨。
但是秦国不一样，在阴晋之战惨败之后，秦国甚至是不得不修筑长城来防御来自河西地区的魏军的威胁，可想而知当时的秦国已经无对魏国再次发起大规模攻势的能力。
而不仅是这样，由于在魏文侯时期的李悝变法让魏国迅速成为战国最强，秦国经此惨败之后，很难有足够的国力单独对抗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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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变法之所以可以让魏国迅速强大，其根本就是李悝变法的全面性。
在魏国立国的早期，李悝并不在魏国的权力中枢之中，他曾经担任过中山相和上地守，这两个地方，都是在毗邻秦国的西北边境上。
早年的李悝，曾经多次率军和秦国交战，而他得到魏文侯的赏识，一是因为他的老师子夏是魏文侯的重臣，二则是因为他的变法思想，切中了魏国的时弊。在经历了数年地方官磨砺后，李悝最终成为魏国重臣，开始全面推行他的变法主张。
第一是废除奴隶制时代的世袭制度，根据能力来选拔官吏，取消旧贵族原本享受的世袭俸禄，用来招募贤才，发展生产。
第二是正式废除了中国传统的井田制，采取“尽地利之教”的政策，鼓励老百姓垦荒，废除原本井田制制度下的土地界限，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同时对国家境内的所有土地进行测评，估算国家的土地产量，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分配给农民土地，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第三是实行法治，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法经》，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
第四就是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
李悝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法经》兵6篇，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
“盗“是指窃取财货，“贼“是指对人身的侵犯，也包括犯上作乱。有财货怕被人窃取，当然是地主阶级为多。侵犯人身，甚至犯上作乱，是对社会秩序的扰乱。这都是统治阶级所大防的。由此两篇法律可以看出，李悝的《法经》是为地主阶级的利益，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为出发点的。《网法》即囚法，是为了囚捕盗贼而设的，即“盗贼需刻捕，故著《网》、《捕》二篇。“据《唐律疏议》说，《囚法》讲的“断狱“，即审断罪案的法律，《捕法》是有关“捕亡“，即追捕罪犯的法律。
《杂法》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是包括对“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七种违法行为的惩罚。“轻狡“是指对轻狂狡诈行为的处罚，“越城“是对不从城门进入而翻越城墙出入城。《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梁车为邺令，其姐前去看他，至邺天晚城门闭，“因逾郭而入，车遂别其足。“梁车姐“逾郭“即翻郭城墙而入，她的弟弟以为犯禁而被刑。“博戏“即是聚众赌博。假即豭，指公猪。“借假“指男子寄宿于女子家，或称为“妻有外夫“。“不廉“指贪财受贿。“淫侈“指荒淫奢侈的行为。“逾制“指器用超过了规定的封建等级制度。这些规定，是为维护封建秩序而设立的。
《具法》是“以其律具为加减“，即是根据犯罪情节和年龄情况，对判罪定刑加重或减轻的规定。
《法经》规定了各种主要罪名、刑罚及相关的法律适用原则，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其基本特征在于：维护封建****政权，保护地主的私有财产和奴隶制残余，并且贯彻了法家“轻罪重刑”的法治理论。《法经》的内容及特点充分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
《法经》的产生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在立法精神、法典体例、立法技术等方面开中华法系之先河，可谓成就斐然。但是由于法典的制定都还处于中华法系的启蒙时期，所以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人类早期法律文化的共同特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法经有着自身的简朴性，这种情况是指构成古代法律秩序的法律规范体系并无科学的分类和层次，体现在法典的体例上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实体法程序法不分。在《法经》和《十二铜表法》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
从现存有关《法经》的史料来看，《法经》的主要内容是以罪名为基础的刑法条文，如董说在《七国考》中引其《正律》中的内容“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但是，也并不完全只是刑法。《唐律疏议》中说：“《囚法》今《断狱律》是也，《捕法》今《捕亡律》也。”可见《法经》中也有相当于刑事诉讼法的内容。
而且《法经》把维护私有财产权的《盗法》立为首篇，其中就不可能不涉及到对某些民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只不过一如我国古代法律的特点，是以刑事手段来调整而已。
从内容上，可以认定整个《法经》是一部民、刑、刑诉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法典。从结构上看，李悝的立法思路也只是从其在魏国变法的最急切之处入手，先规定《盗法》、《贼法》；为了劾捕盗贼，再规定《囚法》、《捕法》；而后又将其他一些罪名统统收入《杂法》，最后将相当于后世的名例篇或刑法总则的《具法》列为尾篇。可见李悝在法典结构上还远未达到中国封建法律体系高峰时的水平，尚处于比较凌乱的阶段。
后世认为，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看，《法经》与《十二铜表法》都是人类早期文明的产物。《法经》诞生于战国初期，正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
而《十二铜表法》更是诞生于罗马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因此，两部法典便不可避免的带有人类早期文明原始、野蛮的色彩，并在其条文中显露无遗。
虽然《法经》摆脱了《周礼》及《尚书?吕刑》中以刑统罪的刑法体系，改为以罪统刑，但是在对待刑罚的态度上却没有丝毫转变。《法经》充分体现了法家重刑主义的思想。首先，它继承了《周礼》及《尚书?吕刑》中的各种肉刑如笞、诛、膑、刖、宫等，还规定了大量的连坐刑，如夷族、夷乡等；其次，“重刑而轻罪”。
《法经》中称“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还规定“窥宫者膑，拾遗者刖”，这样规定的理由是“为盗心焉”。以上两种表现，无疑使《法经》抹上了浓厚的暴力杀戮的色彩，散发出原始氏族征战与统治的血腥气息。
虽然李悝在变法中提出了“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方针，并且在《法经》中演变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并为后来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奉为信条。
但是这种法治与在《十二铜表法》中呈现出来的西方“法治”观念是截然不同的。正像梁治平先生指出的“把（法家）这种‘一断于法’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甚至西方近代的法治观念相提并论，甚至等同起来，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在中国，法自始就是帝王手中的镇压工具，它几乎就是刑的同义词。而在古代希腊罗马，法却凌驾于社会之上，可用以确定和保护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
在《法经》中，有“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的条文，还有“犀首以下受金则诛”的条文，都不能说不严厉，对奴隶社会的礼制原则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是这些“法治”措施击溃了奴隶制等级秩序，却又带来封建等级秩序。封建社会仍是等级特权社会。而法家的“法治”观最终仍是为“人治”服务，毫无民主性、平等性可言。
而《十二铜表法》内容广泛，包括民法、刑法和诉讼程序，基本上是习惯法的汇编。
法律条文反映了罗马奴隶占有制社会早期的情况。明文规定维护私有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权益，保护私有财产，严惩破坏私有权者。债务法规定债权人可以拘禁不能按期还债的债务人，甚至将其变卖为奴或处死。
家庭法给予家长对其家庭成员的绝对权力，可把子女出卖为奴。该法典禁止贵族与平民通婚。继承法既实行遗嘱自由，又规定财产在氏族内继承；惩罚方法既采用罚金，又保存同态复仇。这表明当时社会中还存在氏族制度的残余。十二铜表法对贵族滥用权力作了一些限制，按律量刑，贵族不能再任意解释法律，是后世罗马法的渊源，对于中世纪和近代欧洲法学也有重要影响。
《十二铜表法》是罗马第一部成文法，限制了贵族的特权，打破其对法律垄断，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平民的利益，是平民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