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上，据说最早期的驯马历史至今在5500年前。
这也就是说，在大约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人类就已经驯服马匹为自己的行动带来便利。
根据后世的考古历史，在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距今5500年左右的柏台遗址中，动物考古学家发现大量的马骨、用马骨制造的渔叉和带有象征性刻纹的马骨。通过对该遗址里出土的陶片进行检测，结果发现陶片上有马奶脂肪酸的残留物，证明当时的柏台人既吃马肉，又喝马奶。
另外，在遗址的文化层中还发现马粪，这也是马在此地长期生存的证据。所以动物考古学家推测当时的柏台人已经开始驯马，具备了养马的能力。
马在哈萨克斯坦被驯化成功之后，家马和养马技术开始向其他地区传播和扩散。
这也就是说明了一点，在夏朝灭亡之后，北上到蒙古草原的夏朝遗民在这个地方学习到驯马的技术，然后逐渐在蒙古草原崛起，最终在头曼单于在位的初期，蒙古草原逐渐被整合起来的匈奴人部落所控制。
而按照地形位置来说，若是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原住民最早掌握驯马技术，那么其一部分人员迁移到蒙古草原北面，然后再这里休养生息或者是继续向其他地方迁移。
这也就是说，蒙古草原是中华文化地区最早的驯马地区的说法是有着很大的理据支持的。
而在公元前1700年的夏朝末期，在黄河上游已经出现驯马的情况：
1879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蒙古国的科布多郡首次发现了一种野马。
1881年，这种野马便以这位探险家的名字正式命名为“普氏野马”。
曾有专家据此推测，中国的家马起源于普氏野马。但是，近年来DNA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早期的家马与普氏野马在基因上没有关联，这就为中国家马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课题。
动物考古学家的研究结果证实：自10000年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出土动物遗存的遗址有上百处，其中绝大多数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中没有发现马骨。
而在这方面的对马骨的鉴定依据也鲜有描述，更未做过年代测定。因此，其是否就是家马、是否属于那个时期等科学的判断，都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于是在中国的家马最早出现于黄河上游地区。在距今3700年左右的甘肃省永靖县大何庄齐家文化的遗址里发现随葬的3块马的下颌骨，在甘肃省永靖县秦魏家齐家文化的墓地里也发现了随葬的马骨。
由于在距今9000年前中国就开始在墓葬里随葬狗，后来又发展到随葬猪、牛、羊和马，这种习俗延续了几千年。
经过动物考古学家的研究证实，全部随葬的动物几乎都是家养的。因此，尽管齐家文化的墓葬中随葬的马骨都是几十年前的发现，当时仅做了简单的马骨鉴定，并没有进行动物考古学的测量和研究。
但是，依据齐家文化的墓葬里发现的马骨，我们可以推测在中国黄河上游地区距今3700年左右存在驯化的家马。
然而在夏朝末年出土的马骨化石不代表夏朝已经掌握了驯马技术，因为当其时的黄河上游根本不是夏朝的控制区。
同样在这方面有着佐证的是，在后世的考古记载当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距今3600年至3400年以前的商代早期的河南省偃师市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市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等都发现了大量动物遗存，但是却没有发现马骨的证据。
这个地区最早的家马发现于距今约3300年前商代晚期的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在该遗址里发现多个车马坑，一般都是一车两马。
另外，在殷墟遗址的西北冈发掘和钻探的马坑有100多个，每个坑中马的数量少者一匹，多者37匹。
目前，对殷墟中出土马骨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包括马牙、马骨在内的形态学的观察和测量、病理现象的研究、数量比例的统计、考古学文化现象的观察、古DNA分析和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等一系列研究结果，均证明这些马属于家马。
鉴于这一地区在距今约3300年以前几乎没有发现马骨，而在距今约3300年以后多处遗址中发现车马坑和被埋葬的马，因此，我们认为家马在这一地区是突然出现的。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家马可能是从黄河上游地区传入的。
但是，既便是在黄河上游地区，家马出现的时间与迄今为止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家马的年代相比，大约晚了1000多年。所以，当时黄河上游地区的家马很可能是从现在的中国境外传入的。
而这个证据也在某一方面说出了家马或者是驯马技术来源于蒙古高原的可能性。
毕竟相对于翻越葱岭这个几乎是全年严寒的区域，平均算是较为温暖的蒙古高原，更容易让家马或者是驯马技术得到传承。
……
同样是在这方面的记载描述，在距今3700年左右的黄河上游地区发现的马骨是与随葬相关的，但是，不能以此断言驯化家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随葬。
由于在殷墟属于王陵范围的西北冈发现大量的马坑，埋葬的马达数百匹之多，如此规模的埋马，似乎显示出王权的实力。
从这点看，饲养马匹从一开始就与巩固等级制度的行为密切相关。
有意思的是在殷墟和陕西省长安县西周的都城沣西遗址都发现了马坑，两处遗址埋马的方式有所不同，殷人埋马都是一匹一匹整齐地摆放，而周人埋马除整齐地摆放之外，还有杂乱地放在一起，这显示出商人和周人各自的风格和文化传承。
这也有可能说出一个情况，那就是周人比起商人要更早接触到驯马的技术，毕竟在距离而言，商人所在的河南地区要比起周人的陕南地区距离甘肃一带更远。
但是在第一次商人与周人的战争之中，商人取得了胜利，并且迫使商人驯服，这也有可能是商人得到驯马技术的一个可能性：
从夏初以来，周一直是夏王朝西部的一个重要方国。到夏代后期，夏王朝的统治力量逐渐削弱，西北黄土高原上的游牧部落不断南下侵扰，渭北平原的农业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周人的居住地也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
公刘时，周部落则已迁居于豳。由游牧部族渐变为农耕为主的城邑。自公刘起，周部族首领公刘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扩大耕地，整治农田，很快就将周部族发展成为一个富庶兴旺之邦。接着他使用武力，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周道之兴自此始”。
又经九世传位，到古公亶父为部族首领时，周人受薰育戎侵袭逼迫，不得不远徙。他们越过漆、沮和梁山，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之周原。“周”字最初写法是：上田下口，上下合成，后来演变为周字。
在商王武丁前后，周已发展为商王朝西部的大邦。《国语》载：“高圉、太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古公亶父之时，周部落已颇具规模。
季历之时，商周关系开始密切，《后汉书?西羌传》载：古公亶父传位季历，季历不仅与商联姻，娶妻商室，还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成为商王朝在西方最为重要的一位方伯，所以季历在甲骨文中有时又称公季。周此时已是商朝属下一强大方国。
虽然关系密切，殷商却总是时刻提防著这股新生力量，周国、吴国也逐渐并吞其他小国家，特别是亲商的诸侯国。
周人势力的迅速发展，加剧了与商王的矛盾，日渐强大的周与日渐衰落的商开始相互猜疑，相互指责，进而相互征伐。最终，商王文丁为扼制周族势力发展，以保商朝地位不受威胁，杀了不再那么听话的季历，周商矛盾陡然加剧。
周文王继位后，周人势力进一步壮大，占据了关中平原。周、商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商王纣一度把周文王囚禁于羑里。周人以宝马、美女贿赂商纣，求得释放文王。[8]文王归国后，谋商之心并无松懈，增强周族实力，使周国附近一些部落归附。
另一方面进行武力扩张，根据《尚书》记载，周国首先讨伐西方犬戎及密须、等小国，以固后方，接着东伐耆国、又伐邘，最后伐崇国，深入到商朝势力范围。此时周国已“三分天下有其二”，迁都于丰都，准备进取殷商。
从周王朝的起源记载可以看到的是，周朝与商朝之间的交流事实上应该远早于武乙时期，这也佐证了一点，在武丁时期的商朝，也有可能是从周朝手中得到驯马技术。
但是这一点的确切时间如何，还要等待更进一步的考古学的资料描述来加以对比。
……
而一种观点认为，用马驾车是驯化野马为家马的另一个原因，这可以殷墟发现的不少家马出土于车马坑来证实。
家马是人从野马驯化而成，车是人制作的工具，人把家马和车合二为一，是一个伟大的创造。马拉的战车带动了国家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殷墟发现的车马坑都是一车两马，两匹马拉车是商代的特征。
属于西周的沣西张家坡遗址出土了四匹马拉的车。当年周武王率军讨伐商纣王，在朝歌打败商王的军队，一举灭了商朝。“武王伐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典故。在那场战争中，四匹马拉的战车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春秋开始，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马拉的战车成为战争中的主要战斗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准。一辆四匹马拉的战车被称为“一乘”，当时已经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的说法。
战国后期，赵国的北方地区毗邻游牧部族，身穿窄袖短衣的游牧部族时常骑马纵横驰骋，开弓射箭，滋扰边境，对赵国形成极大的威胁。赵国的武灵王大力推行“胡服骑射”，在全国推广胡人的服饰，组建骑兵部队。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由此开始。新建的骑兵部队行动迅疾，灵活机动，先后战胜北边和西边的游牧部族，拓展了赵国的版图。
这一改革还带动了各国军事力量的重组，史载燕国“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赵国“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秦国“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秦始皇最终横扫六合，统一中国，“骑万匹”加上“带甲百余万，车千乘”，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在公元五世纪左右出现的马镫更加有利于骑马。那样，马除了用于作战外，开始成为交通工具，后来发展到妇女也可以骑乘。唐代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就展示了几位贵妇骑马踏春、悠闲自得的景象。
史书记载，秦人在秦襄公建立秦国之前，是一个以养马为主要职业的游牧部落。后来秦国的历代国君都十分重视养马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秦穆公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相马专家——伯乐。
伯乐对长期的相马经验进行总结，撰写了《相马经》，把马依照品种、体型和毛色进行分类，依据马的各个部位的形状、尺寸和比例进行归纳，总结出良马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及具体形状。
后来的多部历史典籍对相马和养马技术做了更加全面的描述。在历朝历代的民间也广为流传养马的技术，比如“马无夜草不肥”这句俗话就是对如何养好马的生动写照。
尽管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在研究秦始皇兵马俑的陶马时，发现秦代已经存在阉割技术。考古学家在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一组大型的陪葬坑，出土了大量木制的战车和陶制的武士及马匹。
其中1号坑是以战车与步兵的排列组合，2号坑是战车、骑兵、步兵的混合编组。这些武士和马匹均按照真人和真马的尺寸制作。1号坑里的马均是拉车的，每辆车由4匹马拉。我们发现1号坑出土的全部的马都被制成被阉割的公马，这些马只有***没有******2号坑里发现的骑乘的马的背上有马鞍，故称为鞍马。
鞍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只有***没有***另一类除**外，还有***由此看来，当时安放在这里的全部陶马依据**的有无，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明显地表现出是被阉割过的公马；另一类则明显地显示出其是未被阉割的公马。
当时拉车的马都是阉割过的公马，而鞍马却可以分为阉割过的和没有阉割过的这样两种公马。这一发现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养马技术、用马制度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阉割技术发明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的结论。据学者闻一多考证，甲骨文中已经有关于阉割的记载，如猪字的腹部有一画与腹部相连和不相连两种写法，相连的是公猪，不相连的是阉割过的公猪。
据古文字专家王宇信考证，在甲骨文中还有在马字的腹部加一符号，此为用绳或皮条为套，将公马的**绞掉。
但是这些研究在后世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