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有一句话很有意思，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
这一句话的起源先不说，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这句话同样适用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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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英国人的历史学家将这一次战争称之为“通商战争”也有着一定的因由。
那就是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能成为英国广大商品的倾销地。由于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英国人希望中国能开放贸易。但英国出口的羊毛、尼绒等工业制品在中国却不受青睐，乾隆皇帝甚至认为中国什么都不缺乏，没必要与英国进行贸易，这使中英贸易为英国带来庞大的贸易逆差。
而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清廷则以银作为货币，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令英国人利润受损。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的入口货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税率，使英国大为不满。
工业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中国推销工业产品，企图用商品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资产阶级采取外交途径强力交涉，未能达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
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中国由二百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
鸦片输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烟毒泛滥不仅给中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13]
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清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1821-1834年颁布禁令八次；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目睹社会危机，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国严禁鸦片。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派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虎门销烟。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勒令外国烟贩交出所有鸦片，并承诺不要再贩卖，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并于6月3日-6月25日将大部分法律上属于英国人的鸦片库存全部销毁。英国人把中国人的禁烟行动看成侵犯私人财产，觉得不可容忍，促成战争的爆发。
1839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林则徐不假差役胥吏之手，知识界的士人与他同一阵线，召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三大书院六百四十五学子入贡院“考试”。
这次名为考试，实为问卷调查，试题四道：“1.鸦片集散地及经营者姓名；2.零售商；3.过去禁烟弊端；4.禁绝之法。”
自此林则徐掌握了所有烟商、贪官污吏之名单。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全部销毁。在现场观看的广州城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839年7月，九龙尖沙咀村发生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凶手，义律却自己轻判了事。
1839年8月15日，林则徐下令禁止一切贸易，派兵进入澳门，更进一步驱逐英人出境。此事因而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线。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以商务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胁为理由，作出“派遣舰队去中国海”的决定，虽然依据中国法律英国人无权在中国领土上存放鸦片。
1840年1月5日，林则徐根据道光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1月8日英国“窝拉疑”号舰长宣布，自1月15日起，封锁广州口岸与珠江口。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谓正密切注意英人在华利益及国家尊严。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朕已极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向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
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英军总司令。
4月，英国国会对此进行激烈辩论，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下，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军事行动，英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而非战争。
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包括第18皇家爱尔兰联队、第26苏格兰来福枪联队、第49孟加拉联队、孟加拉工兵团和马德拉斯工兵团等）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该舰队有战舰16艘（其中3艘为装备有74门大炮的大型军舰），蒸汽军舰4艘，运输舰船28艘。战争爆发后，英国从本土又不断增援。除去被替换回国的舰船外，到1842年8月战争结束时，侵华英军战舰达25艘，蒸汽舰船15艘，医院船、测量船、运输船共60余艘。
英国出兵的深层原因据罗兹?墨菲的分析，则是为了拥有与巨大的中国市场自由贸易的机会，从而能够直接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希望清朝政府能够承认英国是平等国家。而中国因传统的天下秩序、五服朝贡制度等非平等外交，以天朝自居的傲慢态度，使英国无法容忍遭受轻视或忽视和遭受排挤，中国的态度在当时已经进入近代世界的国际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英国将中国的拒绝看作是落后的表现，而部分西方人也有一种必要时诉诸武力把中国推向近代世界的使命感，认为这对双方都会带来利益。正是双方的自大，导致了正面冲突的爆发。
战争爆发之初，中方只视英军为蛮夷，认为不具威胁。1840年6月，英军统帅兼全权代表义律领兵到达广州海面，并根据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指示，远征军封锁广州、厦门（今属福建）等处的海口，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并于7月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市），作为前进据点。此时，中国沿海地区，除广东在林则徐督饬下稍作战备外，其余均防备松弛。8月，英舰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本来主张战争的道光帝，眼见英舰迫近，慑于兵威，开始动摇，1840年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同时，英方也以疾疫流行，秋冬将临，同意南下广东进行谈判。10月，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12月，琦善通过私人翻译鲍鹏与义律谈判，拖延时间。英军南下后，清廷下令沿海各省督抚筹防海口，并命两江总督伊里布率兵至浙东，准备收复定海。
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攻占虎门的大角、沙角炮台，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帅船、拖船沉毁11艘。琦善被迫让步，1月25日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林则徐被发配新疆，他虽上书道光帝，力言必须禁烟和重视海防，使被道光帝斥为一片胡言。不过《穿鼻草约》由始至终并未经中国皇帝批准，而琦善也没有盖用关防印，因此该条约不具法律效力。
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大人民，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了清军作战，并自发地坚持反侵略斗争。侵略军所到之处，无不遭到当地人民的抗击。英军攻陷厦门，当地民众自动组织起来，袭击英军，迫使侵略军退守鼓浪屿。英军入侵浙江，浙江人民组织“黑水党”，狠狠地打击英军。侵略军进犯长江后，沿江人民以多种方式袭击英军，阻止英国舰队前进。
虎门广州之战（1840.12～1841.8）1840年12月，琦善与义律在广东开始谈判。由于英国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以及琦善擅自签订，使道光帝大为不满，道光帝便把琦善抄家革职，派奕山、隆文和杨芳赴广东指挥作战。1841年1月7日，英军也不满谈判的进展，义律先下手为强，出动海陆军攻占虎门的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发起虎门之战。
道光帝闻讯下令对英宣战，派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并从各地调兵万余人赴粤。2月23日进攻虎门炮台，虽然部队英勇抵抗，但不敌英军，虎门炮台最终失陷。2月26日，英军又出动海陆军，攻破虎门横档一线各炮台和大虎山炮台，溯珠江直逼广州。
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力战殉国。5月21日，奕山令水陆军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挈火箭、喷筒，夜袭英船，掷火焚烧。5月22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清军溃退。5月24日，英军对广州发起进攻，一路占据城西南的商馆，一路由城西北登岸，包抄城北高地，攻占城东北各炮台，并炮击广州城。广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清军尽退城内，秩序大乱，在此形势下，奕山等竖起白旗求和，接受英方条件，签订《广州和约》，英国不但不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期间广州民间反英气氛炽热，英国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城北郊三元里一带民众自发武装起来进行抗英斗争。而奕山为了不被皇帝惩罚，便虚报战功，甚至将该战役的惨败说成大胜。
英国政府对义律在广州所获侵略权益尚嫌太少，乃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来华，扩大侵略。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率舰船37艘、陆军2500人离香港北上，攻破福建厦门，占据鼓浪屿（即第三次厦门之战），旋北进浙江，10月1日攻陷定海（1841年2月，英军以疾疫流行，放弃定海），10日陷镇海（今属宁波），13日占宁波。时英军兵力不足，遂停止进攻，等待援军。
厦门、浙东兵败后，道光帝又派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并陆续调集兵勇以备反击。1842年3月，奕经以兵力已足，决定水陆同时反击，企图一举收复宁波、镇海、定海。3月10日夜，清军对宁波、镇海分别发起反击，接战均不利，纷纷撤回原驻地。进攻定海因风潮不顺而延期。3月15日驻宁波英军乘势反攻慈溪（今慈城镇）和城西大宝山等地，清军大败，退守曹娥江以西。道光帝见久经准备的浙东反攻又告失败，遂调盛京将军耆英赶赴江南，准备与英军媾和。
1841年5月29日，盘踞在广州北郊四方炮台的英军，闯入三元里骚扰抢劫。当地群众奋起抗击，打死英军数名。随后，全村男女老少在三元古庙集合，以三星旗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同时，还联络了附近的数千农民和手工业者，手持大刀、长矛，冒雨迎敌。而此时英军仅仅只有一个海军陆战队连。英军被困在牛栏岗，天降大雨，火药受潮，无法发挥出威力，展开肉搏战，一名英军死亡。英军一路肉搏，在双方人数悬殊的情况下，大胜义勇军。最后，英国红衣军士兵终于一路拼杀回到了堡垒。
第二天清晨，2万多民众高举三星旗，把四方炮台围得水泄不通。英军总司令传话给当地长官余保纯，如果不解除义勇包围，主力英军将攻打并尽屠广州城。余保纯清楚双方实力，也知道英军的枪炮不会永远受潮，于是劝退义勇，避免广州被屠，从此担上卖国贼的恶名，但实际上，从双方实力对比来看，这种做法很明智。三元里抗英后，广东人民又以“社学”的形式，组织武装力量，开展反侵略斗争。
英国政府认为《穿鼻草约》所获权益太少，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来华为全权代表，扩大侵略。1841年8月27日，英军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屿、厦门、定海、镇海（今宁波）及乍浦（浙江平湖）。其中定海是第二次被攻破，总兵葛云飞及四千将士战死，英军也损失惨重。英军后来又攻打长江的门户吴淞，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军坚守西炮台，两江总督牛鉴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牛鉴逃走，东炮台被攻陷，陈化成与部下死守西炮台，孤军作战，直至战死。吴淞的失利，使英军军舰开入长江。镇江驻防副都统海龄自闻乍浦、吴淞不守，认为汉人通敌，纵兵杀害汉人。7月21日，英军6600余人击败镇江城外绿营守军，越城而入，与1500蒙古八旗兵巷战，英军死37人伤129人，旗兵死约600人，海龄自杀。全城惨遭焚掠，废墟一片。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向英军交纳五十万两赎城费，免收军事占领。8月4日，英军直逼南京，清廷处于不利位置。
1841年9月30日至次年3月11日，英军分遣舰队还多次对台湾进行侵犯。由于守军准备充分，战术巧妙，取得了整个战争中罕见的胜利，仅俘获英军就有182人。
1842年5月，英军放弃宁波，集中兵力北犯。18日，攻陷浙江平湖乍浦镇。6月16日发起吴淞之战，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此后，英援军相继到达长江口外，璞鼎查不理耆英等人的乞和照会，以舰船73艘、陆军1.2万人，溯长江上犯，准备切断中国内陆交通大动脉运河。7月21日，英陆军6900余众，发起镇江之战，遭顽强抗击，被击毙击伤169人后攻陷镇江。8月4日，英舰进逼南京下关江面，随后英军从燕子矶登陆，察看地形，扬言进攻南京城。
在英军坚船利炮的威慑之下，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妥协退让，委曲求全，被迫在静海寺、上江考棚等处与英军议和。在谈判期间，由于英军的恶行引发了地方性的靖江保卫战，侵略者死伤13人后败退。
1842年8月29日，耆英与璞鼎查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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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记载可以看到，英军虽然并不是一直取得胜利，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在面对清军的时候，英军的先进火器甚至是能够形成有效的威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