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某个意义上，火器的逐步兴起，除了火器本身的相应优势之外，还有一个也许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优点，那就是火器的后勤压力比起冷兵器而言，相对要小一些。
这个后勤压力不仅仅是指火器本身的情况，而就算是单独算火器本身的后勤运输，在同等对比的情况下，其与冷兵器的相应武器体积之间的差距，也不会有太大的劣势，甚至是可以说有些许优势。
就好比是弓箭本身相对于火器而言，一百根箭镞外加弓本身所占据的空间而言，要比起火绳枪之类的武器，发射一百次的相应消耗所占据的空间要大一些。
如果将这个情况扩展到一个军队整体，那么其后勤方面的需求，火器的优势会比较明显。
而对于火炮而言，床弩甚至是投石机本身也没有什么优势。
也许火器本身的运输危险程度要远高于冷兵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一支部队的作战压力而言，后勤方面的些许优势，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战争的最后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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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作战的后勤问题，后世有一种观点：
古代后勤跟现代后勤最大的不同就是以现地补给为原则，根本原因在于技术限制，无论人、牛、马，都得吃粮草。到18世纪，西欧的水平大约是：超过7天的马车路，靠后方补给就变得基本不可能。换言之过去和现在网上无数描述从后方远远运来食物源源不断补给前线大军的说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后方运输能实现有两个前提：一是靠水路。水运可以回避运输队本身的消耗，但受到水流和风向的限制。如果根本没有可资利用的水路那就更不用说了；二是在管理有序的国家里，各地建立仓库，依靠这些仓库来维持大军，这是相当可观的。
对此的限制是当地的人口数，在古代大家都生存在温饱线附近的情况下，人口密度越大的地方供养多余人口的能力就越大。如果一个地方有每平方公里400人的人口。那么100平方公里就可以供养40000人，当然这里仅指生产地区，如果消费地区比如城市，几十平方公里塞着几十万人但不会提供什么余粮。此外，即使依靠仓库体系，如果运输距离过长，那么也将受到技术的限制，比如秦汉时期，“仅仅”从中原运到塞上，粮食的损耗率就能达到几十及一，甚至一百几十及一。在中原够100万人吃的粮，到塞上就变成了只够1万人吃。
根据普通的情况，比如风调雨顺，年年丰收，大体上一个地区能长时间供养的多余人不会超过本地10%的人口，比如上面说的40000人的地区能供养4000军队，算是上限。这个限制到19世纪才算完全突破。比如拿破仑战争时期，工业革命已经发生，全民战争理论也得到了贯彻，但是一个2000万人口的大国在本国附近作战所能支撑的也“只有”50万不到的军队，而到了一次战役中所能指挥的，更是“只有”不超过20万。
当然如果不顾后果的抢掠，有可能超过10%人口，但这就有两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不可持续。前面的军队抢光了，后面的军队吃空气。第二，更严重的是，严重的抢掠会带来严重的无序，无序是比任何残暴的秩序都更加可怕的东西。不顾后果的抢掠只能产生极度的无序，这无序中浪费和散失的粮食远比收益要来得可观。不用说古代，就是到了二战，德日军队的无序劫掠，也造成了自己吃不饱的结果。
任何地方当然不可能年年丰收，因此古代国家维持军队会有一个更小的上限。兵民比例到18世纪，生产极大发展的情况下，欧洲各国维持在3%左右。中国能够掌握的数据中，唐宋元明清以来也没有能超过这一数字的。
游牧民族的情况与之类似，如果要维持一支军队那么就要考虑本地能供养多少人口。这跟什么精神、兵制之类无关，纯粹是个现实问题，一片草原能养活10万人，那么能腊下来供男人们去打仗的干肉也就最多能养活1万兵。或者说，如果有敌人打进来，如果超过了1万人，他们也将遇到极大的后勤问题。
因此，大军只有依靠太平时期的仓库才有可能存在。比如希波战争、伊苏斯和高加米拉那几十万大军，靠的就是波斯良好的道路和国家管理，如果战争长期化，或者国家陷入混乱，那么支撑能力将极度下降。即使如亚历山大这样重视后勤的人，也在出征印度归程中丧失了大量军队。
这种观点在某个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某个意义上，其有很大程度忽视了一个国家的相应政策，对于后勤运输的影响程度。
从古代中原运输粮草到塞上或者是长城沿线，其运输的粮草消耗本身确实是十分惊人，但是别忘了一点，这一个情况往往是初步控制一些陌生地区才必须要花费的消耗。
像是大秦帝国，在横扫六国之后，大秦帝国接管了燕国以及赵国的长城防务，在这个时候，一开始大秦帝国固然是需要使用大量粮草运输来维持这些戍守官兵的消耗，后勤压力固然是很庞大，但是其在逐渐恢复或者是制定一些新地区的屯田制度之后，这方面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小，甚至是能够做到自给自足。
而这一些事情，在相应的体系有效的运作前提下，需要的是足够的时间而已。
所以，一支军队的后勤运输能力，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国家的相应政策，而非一支军队本身就能够改变什么的简单问题。
……
而在西方的十九世纪之前一段时间，欧洲历史即将进入著名的拿破仑时代。
而在这之前，拿破仑对于当其时的后勤制度的问题有着自己较为深刻的认识：
拿破仑统率的军队规模庞大，他的新战略提出的后勤问题也是空前巨大的。我们已在前面说过，即使在18世纪，长途的战略行军也决非如一般人设想的那样，是无法实现的。至于说当时的行军规模总是较小，问题决不在后勤因素，而在于攻防双方兵力的对比。一支野战军若同另一支大小相等的野战军交战，自然有相当的获胜希望，但要围攻一座强大的、坚固设防的要塞，则一般认为必须具有不少于7:1的数量优势。所以，围城战只有大部队才能进行，例如1708年马尔波罗曾集中12万人于里尔周围。
如果没有这样大的兵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运动中求战，这无疑是以速度来弥补数量的不足。但即便如此，如果敌人的要塞未被触动，仍然没有多大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1704至1712年间，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虽然在野战中接连取得胜利，但法国的实力仍未被摧毁，最后还是缔结了有利于它的和约。
所以，马尔波罗率4万人进军多瑙河，尤金率3万人进军土伦，这不仅反映出他们试图“摆脱后勤的束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事实：这样小的兵力就连只打一座头等要塞也是没有获胜希望的。的确，这样小的军队，既要向前推进，就不可能分兵包围途中要塞。为什么这类战略行军在开始时通常总是沿敌人领土边缘前进，而不是深入敌境呢，原因就在于此，而不在于有些人设想的对仓库补给的依赖性。
在马尔波罗从弗兰德到多瑙河的行军中，如果他被迫去封锁(更不必说去夺取)哪怕是仅仅一座坚固要塞，整个这次有名的战略机动就肯定会一事无成。
改变围城战与野战的相对关系，改变敌人要塞和其野战军作为战略目标的相对重要性，这就是拿破仑对战争艺术的最具革命性的贡献。18世纪初，沃邦计算上两个世纪的围城战(不成功的)有200次，而野战仅60次。但拿破仑一生只打过两次围城战。他给包围意大利曼图亚的军队供应给养的经验表明，围城战的后勤问题就连对这个姓波拿巴的人来说也是很不容易解决的。
1809年他给他的养子写信说：“大量军队集中一地，行军时的那种给养供应方法就行不通了”，所以，除就近直接征集粮秣外，还必须有补给车队从远外实施前送。拿破仑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指就地取给与后方前送相结合)，对此，萨克森的莫里斯一定会欣然同意的。
拿破仑认识到，正是因为18世纪偏好打围城战，才引起无穷无尽的后勤困难。而他自己正是由于能够摆脱围城战(这要归功于他所率领的军队的庞大数量)，才基本上没有必要搞18世纪那样的后勤机构。
这就是下面这个乍看起来似乎难以理解的事实的原因所在：虽然拿破仑所掌握的技术手段并不优于他的前人(他在这方面确实有些保守，他拒绝采用新的发明创造，而宁肯继续使用某些旧的东西)，但他却能推动庞大的军队横越欧洲，建立起一个从汉堡到西西里的大帝国，不可挽回地动摇了整个(旧)世界。
拿破仑基于后勤方式改变的想法，与其经历过的战争以及政治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1789年后开始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对其组织机构和后勤工作的具体细节不是十分重视的。拿破仑初接管时，发现军队——用他自己的话说——“缺衣少食……困难重重”。从那时起，法军虽然又经过了很长一段历程，但它的后勤组织到1805年仍然远不是很完善的。
所有后勤问题都归陆军组织部管辖，当时该部大臣是德冉，他主要负责军队的给养补给、服装补给以及运输工具的配备，但他的职权仅限于法国边界以内。在战场上，后勤事务——包括补给和运输——由军队的军需总监负责，但他的权力又只是限于作战地带以内。尽管后勤组织与物资补给在补给线的两端都有妥善的安排，但却没有一个固定的机构来管理后勤地带和利用这一地带的资源，这对当时的战争来说是有普遍性的。
在这里，皇帝常作出专门的安排，通常是让那些战绩不佳，以及他不满意的指挥官在此负责，而这些指挥官被调来执行这种任务，如果不算实质上的惩处，至少也是一种贬谪。
1805年，陆军军需总监是彼提埃。他手下有四个兵站监督以及各补给部门的首脑(粮食提调、肉类提调、饲料提调和运输辎重总管)。但拿破仑总是越过这些中央机构直接向他的军长们下达关于运输和补给的命令。
军司令部设有副官，其职责是根据帝国总司令部军需总监的原则指示领导军的补给工作。每个师司令部均有兵站官，他既接受军副官的命令，也接受其直接上司——师长的命令，二者可能发生冲突，有时的确发生冲突。
这些官员所掌握的物资器材是很不充足的。这既不是因为保留共和国那支饥饿的、依靠到处抢劫为生的部落式军队的传统(自从1802年亚眠和约以来，如果拿破仑想干的话，他本来有足够的时间纠正军队的这种状况)，也不是因为不懂得设立正规辎重队的重要性。确切地说，这是由于这支军队近一年半来一直在准备入侵英国。鉴于英国有优势的海上力量，侵英行动是指望不了能有一条来自欧洲大陆的正规补给线的。
法军一旦渡过海峡，就只能依靠就地取给生活(当地的富源也足以维持军需)，而法军返回法国的希望则完全寄托于战场上的速胜，然后同英国订立城下之盟。因此，在布洛涅港的军队几乎完全没有补给和运输手段。但是，即便我们把拿破仑的侵英计划设想为不过是一次佯动，他也不可能在不惊动敌人的情况下在大陆上建立起他的战争机器。奥斯特里茨战局则不同，象通常一样，拿破仑进行这次战局的后勤准备时，一个主要的考虑就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作战的突然性。
当1805年战局来临时，陆军部和陆军军需部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即在数周内为17万法军匆忙凑集全部运输机构和补给机构。由于这些机构为之服务的部队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大都不处于驻止状态，而是处在从布洛涅营地前往莱茵河展开地域的行军途中，因而问题更加复杂。
加之直到军队全面展开之际还要进行8万新兵的编组工作，就更增加了困难。的确，动员和展开通常是分成单独的阶段进行的，现在却被压缩成一次完整的综合行动。
而这种算是拿破仑第一次尝试性质的后勤方式改变而引起的“战术革命”，最终还是给予拿破仑带来了对奥匈帝国的战争胜利。
只不过……这种后勤方式很不成熟，而且漏洞非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