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嘉师所知道的汉景帝时期，匈奴人通过伪装运粮队伍偷袭云中城的事情，这一条计策很有可能出自中行说这个被称之为第一个汉奸之手。
而除了中行说之外，匈奴人执行这一条计策的人，同样也算是比较传奇性的人物，那就是在匈奴人当中，有着小王子之称的阿胡儿。
据说阿胡儿在军臣单于时期，其母亲是被军臣单于夺取的匈奴部落小王的妻子。而阿胡儿的小王子称呼，很有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但是在其母亲被军臣单于占有之后，这个称呼在某个意义上算是很屈辱性的。当然，这种说法有些不合理，因为很有可能这种情况在匈奴人或者是游牧民族当中很正常。
后世的蒙古人甚至还有俺答汗娶自己外孙女的事情。
但是重点不是这个，重点就是这个阿胡儿在某个意义上也算是三姓家奴了。
阿胡儿在投奔汉朝之前的情况不详，但是偷袭云中城的事迹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阿胡儿本身也是匈奴的小部落首领了。
而在其战败投奔汉朝之后，阿胡儿很快就被汉武帝重用，并且其在征伐匈奴的时候多次立下功劳。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军臣单于死，其弟伊稚斜单于继位。军臣单于太子於丹耻屈其下，逃奔于汉。汉封之为陟安侯。伊稚斜单于因怨汉收纳於丹，屡遣兵至代郡、雁门、定襄、上郡等地寇掠。
而右贤王又以汉略其“河南地”，也屡将兵侵袭汉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南）。时汉方强盛，兵精将广，遂决定出兵反击，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元朔五年），汉使卫青、苏建、李沮、公孙贺等将兵10余万人击右贤王，右贤王败，损失男女15000余人，裨王10余人，牲畜“数千百万”。
次年，汉复乘胜发兵出定襄北征。双方发生鏖战。汉军虽取得了斩杀19000余人的战绩，但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所率3000余骑，几乎全军覆没。赵信被迫投降匈奴。
伊稚斜单于得到赵信后，以其在汉军久，熟悉汉地军情，遂封之为“自次王”，又妻以己姊，企图利用他共同对付汉军。赵信教伊稚斜离开阴山地区，徙居漠北，以诱疲汉兵。接着，于次年又发兵侵犯上谷。时汉正亟欲摧毁匈奴贵族势力，故于公元前121年（武帝元狩二年），又令骠骑将军霍去病、合骑侯公孙敖、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分别自陇西、北地、右北平出击。霍去病于焉支山、居延、祁连等地与浑邪王、休屠王军相遇，大败其众，俘斩38000余人，又擒获单桓、酋涂王、稽沮王、单于阏氏、王母、王子、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百数十人。伊稚斜怒，欲召诛浑邪王和休屠王。
浑邪王、休屠王惧，谋共归附于汉。但不久休屠王后悔，浑邪王将其杀死，将众4万余人降汉。汉封之为瀑阴侯，置其众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设“五属国”。伊稚斜单于遭此连续打击，更加恼怒，于前120年（武帝元狩三年）各遣兵数万，分道进攻右北平和定襄。次年（前119年，武帝元狩四年），汉令卫青、霍去病分别领5万骑北越沙漠出击。伊稚斜遵照赵信计谋，置精兵于漠北，以逸待劳。卫青出定襄千余里，与单于兵相遇。汉军以武刚车环阵结营，纵兵5000击单于。时值日暮，飞沙扬尘，汉军遂横张两翼合围。单于见汉兵精马壮，自度不能胜，率亲随数百名溃围遁。汉军追杀200余里，直抵真颜山赵信城（位于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麓）而返。霍去病则自代郡出塞，奔驰2000余里，与左贤王接战，亦获全胜，击杀7万余人，封狼居胥山（约在今克什克腾旗西北），禅于姑衍（山）（约在狼居胥山附近），登临瀚海（一说指令蒙古高原东北呼伦湖与贝尔湖，一说指杭爱山）而返。
经过这次失败，匈奴势力从此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史称“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
……
张嘉师虽然不知道在没有了阿胡儿跟中行说两个主角的前提下，还会不会出现这一种坑爹的事情，但是毫无疑问，匈奴人只要不是蠢到家，一般也是能够想到这种做法的。尤其是眼下的匈奴单于，可是被认为是匈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冒顿。
张嘉师不敢赌匈奴人会不会这样做，主要是这么一个情况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有迹可循。
在赵国开辟了云中，九原地区之后（这一点跟李牧没有一星半点的关系，应该是赵武灵王赵雍的功绩）云中城就一直需要依赖从九原郡转运的粮草物资来维持。若是匈奴人有心留意的话，一般情况下的运粮轨迹还是能够找到的。
而这么一来，若是匈奴人截杀了从九原地区出发的运粮队，然后进行伪装，偷袭云中县的城门，在匈奴人的突袭下，云中县可以说必然是会面临被屠杀劫掠的命运。
事实上，云中城的情况可以算得上是在边城当中的一座坚固城邑，匈奴人很难在不付出惨重代价的情况下，攻下云中城。
张嘉师对于杨翁子自然是相当信任的，但是他不得不防备这个正常人都想不到的事情的发生。
再说了，只是提示一下，也浪费不了什么支援，张嘉师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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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边地郡县的军队驻防的调动安排之外，张嘉师对于器械的整备可以说相当重视。
与匈奴人眼下相对较为落后的军械水平而言，大秦帝国在战争上更依赖相对较高的军械科技水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而这种水平较高的装备，延伸出来的相应战术的耗费，是张嘉师以及大秦帝国眼下，同样也无法忽视的存在。
正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眼下大秦帝国的军械物资的消耗价值固然是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在花费同比而言，事实上也高于大秦帝国在统一六国战争时期的耗费。
军械装备，青霉素为主的行军医药，官兵们的薪酬以及食物方面的总体消耗，都是一个相当巨大的问题。
张嘉师自己虽然不遗余力的支持这些耗费，甚至是自掏腰包也在所不惜。但是在眼下大秦帝国的恢复性花费如同无底洞的前提下，张嘉师也不得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很蠢。
当然，这也是张嘉师自己偶尔的灵光一闪的抱怨而已，对于他而言，大秦帝国的花费怎么用就得怎么用，只要不是无意义的浪费，那么就算是让他卖身也没有什么关系。
在这一点而言，张嘉师很清楚仅仅凭借他自己一人之力，想要支撑起整个大秦帝国，还是不太可能的。哪怕是他眼下也可以算是富可敌国，但是他也希望能够做到“开源节流”。
在军械方面的花费自然是不可能节省，在官吏上的薪俸方面，也节省不了多少，而眼下的大秦帝国的相应赋税收入，事实上是入不敷出的，若非是张嘉师掏出了大部分家底，恐怕大秦帝国的国库，都得饿死老鼠。
张嘉师现在可无法想象若是他接手的大秦帝国如同刘邦时期的汉帝国那样，他会不会真的需要卖身凑钱……
想到了这一点的张嘉师，都不禁打了个寒颤。
张嘉师也不是没有想过用大秦帝国的名义或者是一些方面来捞钱。但是这样的做法基本就是饮鸩止渴。
大秦帝国并不是一个可以卖官鬻爵的国家，这一点从军功爵的制度确立之后，似乎已经无法改变。
张嘉师眼下对大秦帝国的军功爵制度的改变，似乎对这个情况有着一点“利好因素”，但是张嘉师自己可无法接受一点，那就是卖官鬻爵的情况影响太恶劣了。
卖官鬻爵固然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秦帝国的财政压力，或者是说他不用再将自己的绝大部分产业利润投入到这个无底洞之中。
卖官鬻爵在张嘉师来到这个时代之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在秦王政4年，就发生了因为蝗灾而不得不采取用粮食千石而晋爵一级的情况。
当然，这一点与始皇帝有没有直接关系，张嘉师表示，我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可是吕不韦掌握国政。
而卖官鬻爵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暂时的应对手段，效果似乎还不错。
《汉书?食货志上》载：“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十八级高等官爵）各以多少级数有差。”
但是卖官鬻爵更多的无疑是饮鸩止渴。
历史上在这方面的证明比比皆是：
东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请，令吏人入谷得关内侯。
东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
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中平四年（187年），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入钱五百万。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富者先付钱，贫者到任后加倍支付。
在某个意义上，桓灵时期的卖官鬻爵，正好是开启了东汉末年的黑暗吏治的先河。
而所谓的贫者到任后加倍支付，更加是让这些官吏搜刮民众成为风气。
正所谓不作死就不会死，黄巾起义还能怪其他人？
西晋司隶校尉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晋武帝卖官钱入私门。
晋武帝卖官鬻爵纯粹是为了贪图享乐，毕竟他的后宫万人，其钱财花费更加是不在少数。然而上梁不正下梁歪，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同样也有着这样的深远影响。
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年），承丧乱之后，仓廪虚罄，遂班入粟之制：输粟八千石赏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设「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岁满授官。文武职事三品以上给亲事、帐内。以六品、七品子为亲事，以八品、九品子为帐内，岁纳钱千五百，谓之品子课钱。」后废，贞观二十二年又复置。唐高宗永徽元年又废之。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道士、僧尼可纳钱并情愿还俗，授官勋邑号。又定纳钱十万文，授与明经出身，未曾读学、不识文字者加三万。（安史之乱，军用不充，权为此制，寻即停罢。）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诏「入粟助边，古今通制。有人能於定州纳粟五百石者，放优出身，仍减三选；一千石者，无官便授解褐官，有官者依资授官；二千石者，超两资。如先有出身及官，情愿减选者，每三百石与减一选。」
唐朝时期的卖官鬻爵，更主要是朝廷真的没钱，尤其是安史之乱，唐王朝在与东南地区的联系断绝之后，甚至是允许回鹘人掠夺长安来充当军费……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行入粟补官法，出将作监主簿、助教告敕七十道，由河北安抚司募人入粟。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臣僚乞改用进纳本法，诏：「近东南捕贼，入金粟而补之官，与常平法进纳者异。可如已命毋改。该注亲民官，而有田业在所莅，其毋得注。」。
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年），置力田科，募民往两淮开垦田地。岁收五百石归官庄者，免本户差役；七百石，补进义副尉；至四千石，补进武校尉，并作力田出身。
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进纳补官请举年及合免举之人，准许纳补授文书，直接赴南省。
淳熙七年（1180年），湖南、江西旱伤，立赏格，凡出米振济一千石，补进义校尉，愿补不理选将仕郎者听；二千石，补进武校尉，如系进士，与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补承信郎，如系进士，与补上州文学；五千石，补承节郎，如系进士，补迪功郎。
宋朝的卖官鬻爵的情况较为复杂，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那就是在北宋三冗情况越来越严重之前，卖官鬻爵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而南宋时期则是相反，在南宋中后期的赋税收入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卖官鬻爵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