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币驱逐良币”，在历史上是一种来源悠久的现象。
以后世的相应说法而言，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中一个古老的原理，它说的是铸币流通时代，在银和金同为本位货币的情况下，一国要为金币和银币之间规定价值比率，并按照这一比率无限制地自由买卖金银，金币和银币可以同时流通。
由于金和银本身的价值是变动的，这种金属货币本身价值的变动与两者兑换比率相对保持不变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使复本位制无法实现。比如说当金和银的兑换比率是1:15，当银由于银的开采成本降低而最后其价值降低时，人们就按上述比率用银兑换金，将其贮藏，最后使银充斥于货币流通，排斥了金。如果相反即银的价值上升而金的价值降低，人们就会用金按上述比例兑换银，将银贮藏，流通中就只会是金币。这就是说，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渐渐为人们所贮存离开流通市场，使得实际价值较低的“劣币”充斥市场。
这一现象最早被英国的财政大臣格雷欣（1533-1603）所发现，故称之为“格雷欣现象”。
但是么，在中国古代的币制历史当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主要来源于敌对势力或者是民间私自铸造的钱币在该国家控制区大量流通，而国家大量发行成色不足的钱币，而市场却不得不接受这一种情况，同样也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体现。
格雷欣法则实现要具备如下条件：劣币和良币同时都为法定货币；两种货币有一定法定比率；两种货币的总和必须超过社会所需的货币量。
这一种情况，在很多情况下都会成立，尤其是古代，民间私自铸造的劣质钱币一旦有大量流通的基础或者是以及大量流通，那么就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够轻易控制这种影响了。
在西汉时期，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事实上已经出现端倪，其中以邓通以及吴王刘濞的相应记载可见一斑。
邓通，蜀郡南安人，汉文帝男宠，凭借与汉文帝的亲密关系，依靠当时铸钱业，广开铜矿，富甲天下。
有一天，文帝命令许负为邓通相面。许负说：“邓通的命会穷困饿死。”文帝说：“能使邓通富有的在于我，怎么说他会贫困呢？”于是将邓通家乡附近的大小铜山都赏赐给他，准许他铸钱。
邓通被文帝赏赐了家乡的大小铜山用来铸钱的消息传到老家后，亲朋邻里奔走相告。年已古稀的父亲十分感念皇上的恩德，带领几个女儿和女婿雇工匠在铜山一带采铜、烧炭、铸钱，严格遵照邓通的嘱咐，每一个钱都要精工细作，又从不在铸钱时掺杂铅、铁而取巧谋利，因而制作出的邓通钱光泽亮，分量足，厚薄匀，质地纯。上自王公大臣，中至豪商巨贾，下到贩夫走卒，无不喜爱邓通钱。吴国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以质地优良取胜。这一时期，吴国与邓通所铸的钱币流遍全国。
从这样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到的是，邓通所铸造的货币，居然是比起西汉政权官方发行的铜钱更加让人接受。
但是从记载的一些细节当中可以看到，当其时的铜钱已经出现了在在铸钱时掺杂铅、铁而取巧谋利的现象。
这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也就是当其时流通的货币当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劣币，所以邓通钱才能够如此受到欢迎。
而吴王刘濞的记载，则是也可以看见劣币的相应踪迹：
刘濞（前216年－前154年），沛郡丰邑（今徐州丰县）人，汉高祖刘邦之侄，西汉诸侯王。
吴国的豫章郡有出产铜的矿山。刘濞就招募天下亡命之徒来此偷偷铸钱，并在东边煮海水为盐。因为不纳税，吴国的资财非常富有。
刘濞的铸造铜钱性质如何，史书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其财产是私自铸造钱币以及贩卖私盐所得，其在钱币方面的用工，必然远远不如邓通钱甚至是西汉政权官方发行的铜钱。
若非如此，吴王刘濞其财富收敛速度，必然会下降一个层次。
而由此可见，吴王刘濞的“劣币”，在其控制区很有可能已经成功驱逐西汉政权发布的较为混乱的货币。
……
而对于“劣币驱逐良币”方面的对应措施，同样也成为国家的一个重大难题。
有可能邓通钱的流通并且受到欢迎，就是汉文帝对当其时流通的劣币进行的一次打击措施。
而在汉武帝时期，更加是不得不进行多达六次的币制改革，来更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西汉时期的古钱币，鉴于币制混乱和铸币失控后引起的吴楚叛乱等严重后果，同时在汉武帝在位初期，百姓因私铸而死亡的近万人，而私斗殒命的、畏罪自杀的都无法计算，可见问题非常严重。
为解决这个问题，汉武帝在统治期间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才使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货币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最终确定了五铢钱的地位。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命令朝廷发行三铢钱，重如其文。这是恢复铜铸币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相一致的一个措施。
但是这一个改变可以说相当失败，因为三铢钱与四钱重的半两钱等价使用，于是又导致盗铸盛行，因此到了建元五年春“废三铢钱，行用半两钱”。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从新铸造三铢钱并造皮币和白金（银）币，还颁布了盗铸金钱者死罪令。
在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又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这次改革仅是“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五铢钱的形制都有一定的规定，钱文“五铢”从此启用。
随后不久，汉武帝诏令各郡国铸行五铢钱，称为郡国五铢，又叫元狩五铢。
五铢钱轻重适中，合乎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因而在汉武帝以后的西汉、东汉、蜀、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隋均有过铸造，历时长达739年，是我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长寿钱。西汉时的五铢钱有郡国五铢、赤（侧）仄五铢、三官五铢、宣帝五铢以及小五铢，金五铢等等。
五铢钱诞生前夕，因半两钱濒临崩溃，市场一片混乱，各级政府与商民争利，都拼命铸钱，使得通货过度膨胀，钱币的购买力急速下降，物价飞涨。民众无法生存，相继放弃生产，流亡他乡，靠出卖劳动力来糊口；或者是铤而走险，加入私铸行列，企图赚取厚利。
钱文为“五铢”，小篆书，光背，正面有轮无郭，背面则轮郭俱备。钱直径2。5厘米左右，重约3。5-4克。“五”字交笔斜直或有弯曲；“铢”字的“朱”头呈方折型，“金”字头较小，仿佛如一箭镞。少数钱上有一横划。其材料改用紫铜，因而有紫绀钱之称。但各地技术水平不同，铜矿的成分有差别，官吏了解命令的程度与奉行的态度很难一致，所以铸出的钱差别很大，有的与旧汉半两一样，背平无轮郭，有的穿孔大，肉薄，也有肉厚的。
一般地说，都具有偷工减料不够五铢重的现象，而且越铸越轻，越晚越粗劣，有重蹈半两、三铢钱覆辙的现象。政府改铸五铢钱，主要目的是树立信誉，稳定金融，使私铸者无利可图，自行放弃犯法的勾当，以彻底解决私铸问题。各郡国官吏，因旧的习惯难改，依旧上下联手，以谋中饱私囊。汉武帝采纳了公卿们的建议，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了各郡国的铸币权，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造，统一货币发行，从而防止了另一次恶币的泛滥。
汉武帝收回铸币权以后，由汉武帝中央政府统一铸钱。三官五铢就是这个时候铸造的。该钱制作精美，边郭工整，重量准确，钱文秀丽，为钱中楷模。三官指钟官、辨铜、均输（技巧），统指政府铸钱的机构。中央为推广均输法，新设水衙都尉一官，在长安上林苑办公。
而在这之前，贾谊同样也提出了民间劣币泛滥的情况：“奸钱日繁，正钱日亡”。
可以说，在大汉帝国建立之后，民间私自铸造劣质钱币的情况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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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这个提议，确实是说中了嬴秀对于眼下大秦帝国社会的“劣币驱逐良币”情况越发严重的担忧。
但是这并不代表嬴秀会在这方面为王莽做嫁衣。毕竟若是这样的情况处理得好，那么王莽的声望必然是不减反增，甚至是超过两三年前王莽的第一次作死之前的声望。
若是真的出现这一种情况，对于嬴秀以及大秦帝国而言，必然不是一种好事情。
可以说，嬴秀下达的诏书，明摆着是打算坑王莽一把，这也是王莽傻眼的原因。
因为王莽就算是再疯狂，都能够想到他这样做会死的很惨。
毕竟王莽虽然是一个疯子，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王氏家族控制的地区当中，其对私自铸造钱币的人打击力度很强大，而且由于在张嘉师当政期间，已经确立了一点，那就是私自铸造铜钱者，处以重罚，而刻意流通劣币者，则是处以一定程度的惩处。
可以说，王莽在反应过来之后，就明白到他眼下的这种情况，明显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是王莽的疯狂再次展现，因为他在迅速思考一番之后，还是决定一意孤行，那就是决定在王氏家族的控制区当中，正式发行所谓的宝货。
……
不得不说，王莽在赵郡所铸造或者是制作出来的宝货，其成色以及质量确实是相当不错。但是因为宝货的种类繁多，让人根本难以理解宝货的对应价值。
仅凭这样，王莽就让王氏家族损失惨重。
而不仅如此，王莽打算让其他党羽一起对宝货的流通进行相应安排。但是在临淄城的齐郡郡守推行一段时间，发现自己老本都亏进去之后，其他观望的王莽党羽，自然是对这些宝货的发行敬谢不敏。
王莽对于这样的情况可以说心急如焚，但是他很清楚，眼下对于他而言已经算是骑虎难下，毕竟王氏家族若是在这一段时期放弃的话，必然是前功尽弃，甚至是会失去几十年积累的家族基础。这一种情况已经不是王莽所能够自己决断的了。
所以王莽最后还是打算孤注一掷，下令王氏家族以及其党羽必须让这些宝货发行到相应区域当中。
……
若是张嘉师知道了这一个情况，就会认为王莽这样死撑下去，明显是做错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自然是宝货的混乱程度，是宝货发行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个事情，则是王莽高估了王氏家族的相应实力。毕竟王莽的这种做法，在北宋时期的历史上，也有相应的对比。
北宋时期有一种有商业价值的东西，叫做“交子”。
在一开始的时候，交子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约1008年，成都16家官商联合用楮树皮纸印刷凭证，上有图案、密码、划押、图章等印记，面额依领用人所交现款临时填写，作为支付凭证流通。
这种“交子”，又名“楮币”。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后因发现发行商拮据或破产不能兑现被禁止发行。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面额依然是临时填写，加盖本州州印，只是分了一定等级，从1贯到10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1039年起），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1068年起），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界满兑换新交子。首届交子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后来因供应军需超额发行，交子严重贬值。1105年遂停止发行，改用“钱引”。
“交子”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
张嘉师虽然对经济学什么的两眼一抹黑，但是他同样很清楚交子的失败经历，更多的就是一种钱币发行的恶性循环。
因为北宋以及南宋在这一方面根本没有足够的钱币储备，大量发行超过储备价值的交子，必然会导致交子的迅速以及大幅度的贬值。
这种贬值是对一个国家的很严重的危害，尤其是对于普通人而言，他们所持有的交子一旦大幅度贬值，对于他们的资产而言，就是一种严重的亏空。
可以说，这也是交子以及后来的钱引没有得到预期效果，甚至是带来一个恶性循环的最根本原因。
而王莽以及王氏家族眼下所经历的情况也就是如同交子的失败那样，完全是由于发行各种宝货的王氏家族根本没有足够的相应价值财产作为后盾，最后导致了宝货的价值大幅度贬低。
这样的情况一旦是有了一个开端，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因为一连串的恶性循环。
王莽以及王氏家族寄予厚望的宝货，其成色以及价值确实是相对较高。但是同样也是因为王氏家族以及王莽自己的问题，导致了“宝货维持良币地位”的解决办法，最终成为了美好的镜花水月。
不仅仅是如此，王氏家族在这一次的展现当中，可以说让其家族多年以来的积累几乎是挥霍干净，而其相当一部分的党羽，也是越发不满王氏家族的强硬以及王氏家族越发虚弱的现实，最终脱离了王氏家族这一艘越发残旧的船只。
但是对于王氏家族而言，最要命的地方还不是这些实力的损失，而是王莽以及王氏家族的强硬推行宝货，居然导致了赵郡以及齐郡的农民，不堪自己越发穷困，最终爆发了起义。
而历史车轮的惯性，却在这一次再次展现出相应的威力。
因为这一次起义，很快就愈演愈烈，而且有一支起义军的首领，则是历史上同时期相当有名的樊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