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鞍镫的时代，人们需要骑跨于裸马的背上，仅靠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夹紧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长时间骑马容易疲劳，同时在奔跑的马背上也难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战中，骑手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或刺杀落空、双方兵刃的撞击等都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滑下。因此这一时期骑兵除速度占优外，其战斗力是远不如脚踏实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骑兵到达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为步兵投入战场。
在这么一个前提下，在没有鞍蹬的时代，骑士们更多的只能够作为骑马步兵来使用。但是也有很多实力高超的骑士，确实是能够在没有鞍蹬的战马上进行骑射。
比如说匈奴人，在《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史记索隐》引张晏的话说：“淳维以殷时奔北边。”意即夏的后裔淳维，在商朝时逃到北边，子孙繁衍成了匈奴。
还有一说认为，移居北地的夏之后裔，是夏桀的儿子。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带着父亲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即是中国所称的匈奴。
虽然说匈奴人的说法很多，但是么，这些说法基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匈奴人善于骑术，要不然也很难做到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发展下去。
至于匈奴人的骑术能力如何，则是能够从一个著名的历史典故——“胡服骑射”能够窥视一斑。
“胡服骑射”，是指战国时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大，推行“胡服”、教练“骑射”的故事。
这个典故的记载，来自于《战国策?赵策二》记载：“今吾（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以及《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记载：“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
当时所谓的“胡服”，是指类似于西北戎狄之衣短袖窄的服装，同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博带长袖大不相同，所以俗称“胡服”；“骑射”指周边游牧部族的“马射”（骑在马上射箭），有别于中原地区传统的“步射”（徒步射箭）。从此，使军队中宽袖长衣的正规军装，逐渐改进为后来的衣短袖窄的装备。从而顺应了战争方式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趋势，为国家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实行胡服，赵国建立起以骑兵为主体的一支军队，它在战争中的作用即刻显示出威力来。就在行胡服的次年，赵国就向侵略赵国已久的中山国发动进攻，一直打到宁葭（今河北获鹿县北）。又西攻胡地，到达榆中（今内蒙古河套东北岸地区），“辟地千里”，林胡王向赵贡献良马以求和。赵武灵王让代地的相赵固专主管所占领的胡地，向内地提供骑兵。
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05年），分三路大军进攻中山国，夺取了中山国的丹丘、华阳、鸱之塞、鄗、石邑、封龙、东垣等地。中山王献4邑请和，赵军才停止攻击。赵武灵王决心要灭掉中山，于二十三年、二十六年相继再攻中山，到赵惠王三年（公元前296年），终于最后灭掉中山，把中山王迁到肤施（今陕西绥德县东南）。
赵国在加紧进攻中山的同时，还向北方的匈奴侵略者出击，“攘地北至燕、代”。向西边林胡、楼烦用兵，到达云中、九原，并且增设郡县。
尽管，胡服骑射不能够完全体现出匈奴骑士在这个时期的骑术如何，但是作为大型的游牧民族，匈奴人自身也拥有着胡服的概念。这在某个意义上，也算是匈奴人精于骑射作战的表现。而胡服的重要作用，就是让中原传统的战术，逐步发展成更加全面的作战方式。骑士在这个时期，也不再是无法与敌人正面交战的附庸兵种。
在汉武帝时期，匈奴民族有完善的军事装备：优良的战马，矫健的骑士，坚固的盔甲，加上锋利无比的兵器。
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平时是作为交通工具，战时则成为战马。从出土实物看，匈奴马匹身体略矮，头部偏大，应属于蒙古马。蒙古马虽不十分高大，但体能充沛，耐力持久，行动迅速，非常适应高原环境，再配上御马工具——马笼头和马鞍，大大增强匈奴军队的战力。《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尽为甲骑”、“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在张嘉师原来所在的世界的相关记载当中，匈奴兵器“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考古发掘资料与此正相吻合。匈奴墓地发掘情况显示，兵器一般出土于男性墓葬中，以铜、铁、骨、木质地为主，主要有弓、箭镞、弩机、刀、剑、戈、矛、斧、流星锤等。
匈奴人不像中原士兵靠盾牌保护自己，而代之以更省劲、更坚固的盔甲来装备自身，形成“尽为甲骑”、机动灵活而又强大的匈奴骑兵。
这个时期的匈奴人，科技水平并没有汉武帝时期那么先进，但是也算是大秦帝国北方边患大敌。
而在这方面的科技层面的断层，主要是有可能来自两个因素对于匈奴人的科技提升：
第一个，和亲。
和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弊端。因为和亲政策很有可能导致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外流。
所谓“和亲”是指两个对立民族停止战争，捐弃仇怨，转而建立和平、友好、亲睦的关系，这不是自然形成的形态，而是经由两个民族的政治、军事当局协商并用正式条约(口头或文字)规定了的一种民族关系形态。
这种形态的建立非常不稳固，因为匈奴在和亲之后，依旧不时大举南下，尤其是以汉文帝时期继续对匈奴和亲，但是在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背弃和亲之约，率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并进袭上郡，杀略汉民，威胁长安。
这也在某个意义上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和亲靠得住，母猪都会爬树。
西汉王朝初期为和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仍然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匈奴贵族得以豪华奢侈的生活，助长了他们的贪欲，所以西汉初年的和亲大体是失败的。
重点还不是这个，在和亲过程中，缴纳聘礼、贡物、回赐及与之相关的互市等活动非常频繁，必然会促进官方贸易和双方经济的发展，出嫁公主在和亲过程中还带走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生产工匠以及农作物稻种、农业器具等，又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条件，补充了他们单一脆弱的牧猎经济，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由游牧经济向定居经济的转化，缩短了北方少数民族同汉族间在生产生活上的差距。
“出嫁公主在和亲过程中还带走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生产工匠以及农作物稻种、农业器具等。”这一句话确切表明了一点，那就是匈奴人在汉武帝时期的国力巅峰，主要就是因为和亲才会达到这个效果。
当然，这个情况不是绝对的。
这也引出了匈奴人在技术方面，短期得到飞跃性发展的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秦末汉初的战乱。
战乱当中，大秦帝国为了平定叛乱，让王离，渉间以及苏角等北疆军团将领率军南下，结果在巨鹿一战当中大败亏输，全军覆没，这也导致了长城地区的防务空虚。
匈奴人在这一段时期，在冒顿的统率下，袭击东胡，灭之，迅速西近，又攻灭月氏，这时大约正是秦二世末期即大泽乡起义之时。冒顿之后继续吞并其他部落如零丁及西域诸国，最终统一了所有的北方草原地带，东西万余里，控弦之士四十万。大约在向西北扩张的同时匈奴掠取了被秦将蒙恬占领的河南地，隔故塞与中国相望，并不时入侵中国边郡。
这两个情况看起来不搭边，但是也就是因为长城的防务空虚，才会导致匈奴人入侵北方边郡掠夺人口以及文明产物，迅速拉近了双方之间的科技差距。
……
在胡服骑射之后，骑士部队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而且逐渐占据了相当的部队编制。
在《汉书》当中有一个记载：“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昂。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威侯赤为内使，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
从这个记载当中说明了此时汉军的骑兵在单场战役中的参战规模和所占兵力比例明显增大，已经不再仅仅担任辅助作用了，而引起了这个情况的最主要原因，那就是西汉王朝在这个时候，已经有效提升了骑士部队的作战能力。
要不然，以当其时的环境而言，骑士部队就算是编制再多，都很难在对抗匈奴的战斗当中，起到足够的作用。
虽然没有足够的资料表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导致汉朝的骑兵重要性一下子提升这么多，但是无法否认的事情是，在汉武帝时期，骑士部队的作战能力已经相当成熟，要不然也不会出现以下几个对于这一段时期的骑兵部队作战描述（这些内容主要出自《史记》）：
“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
“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
“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余里，击匈奴，过屠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出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⑿“秋，蝗。遣浚稽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
“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
“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杼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步兵万余人与贰师会。”
“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
这也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在对抗外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的作战当中，骑士部队已经成为相当重要的编制，甚至是主力。
要不然，就算是以综合部队的作战能力而言，都有可能出现打得过但是无法对对方带来有效杀伤的作战结果。
而在中国历史上到底什么时候出现马鞍跟马镫这种产物，文献记载以及出土实物之间的对比，却有着很大的误差。
在《史记》当中有这个记载：“匈奴追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
这种转身后射的情况，说明此时应已有马鞍和马镫的使用。因为没有马鞍的时候，在奔马上射箭极为困难，因为骑手一边要双腿使劲夹住马腹并保持平衡，一边还要双臂用力拉开弓并尽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标，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作战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难于实行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停住马射箭或干脆下马发射；当高桥马鞍投入应用后，它给予骑手一个纵向的稳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飞驰时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横向上无有效支撑，朝左右方向甚至转身向后射箭时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险的，前面引用西方学者的评价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在中国所发现的最早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是东汉末年作品，如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和鞍马彩绘木雕。
但是也可以从这方面推断出一点，那就是中国骑士部队普及高桥马鞍的时间，绝对不晚于出土文物所代表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