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一书到底与鬼谷一派到底有没有直接关系，在青玉灵书当中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是在兵家阴阳的观念当中，《鬼谷子》的地位也很高。
但是在军事学角度而言，《鬼谷子》并不算著名，甚至是武经七书都很难找到与《鬼谷子》理念重叠的相关内容。
因为《鬼谷子》的核心内容所在，就在其《权谋》两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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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篇第九：
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应对者，利辞也；利辞者，轻论也。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难言者，却论也；却论者，钓几也。佞言者，谄而干忠；谀言者，博而干智；平言者，决而干勇；戚言者，权而干信；静言者，反而干胜。先意承欲者，谄也；繁称文辞者，博也；策选进谋者，权也；纵舍不疑者，决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
故口者，几关也，所以关闭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窥间奸邪。故曰参调而应，利道而动。故繁言而不乱，翱翔而不迷，变易而不危者，睹要得理。故无目者，不可示以五色；无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无所开之也；不可以来者，无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讳忌也；“众口铄金”，言有曲故也。
人之情，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虫之捍也，必以坚厚。螫虫之动也，必以毒螫。故禽兽知用其长，而谈者亦知用其用也。
故曰：辞言有五，曰病、曰怨、曰忧、曰怒、曰喜。故曰：病者，感衰气而不神也；怨者，肠绝而无主也；忧者，闭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动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无要也。此五者，精则用之，利则行之。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拙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过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是故与智者言，将以此明之；与不智者言，将以此教之，而甚难为也。故言多类，事多变。故终曰言，不失其类，故事不乱。终日不变，而不失其主，故智贵不妄。听贵聪，智贵明，辞贵奇。
权篇第九的译文大致如下：
游说，就是劝说别人；劝说人，就是资助人。带有装饰性的说词，都是不真实的谎言；不真实的谎言，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所谓进退应对，必须有伶俐的外交口才；所谓伶俐的外交口才，乃是一种轻浮的言辞。具有义理的言论，必须阐明真伪；阐明真伪，是为了符合应验。指责的言辞，是反对的言论；反对的言论，是诱导对方隐藏的细微之处。花言巧语，是以谄言来求取忠名；以不实之辞来奉承人，是以貌似广博的虚浮之辞来求取智慧之名；平实的言语，果决不疑而求取勇的名声；忧愁之言，是运用计策求得信任；装饰之言，自己不足而指责他人求取胜利。为实现自己的意图来钻别人欲望空子的就是谄媚；用很多美丽辞藻来夸张的就是吹嘘，精选谋略而献策的人就是揽权；即使舍弃也无疑虑的就是果决，自己不对反而责备他人的就是背叛。
口，是言语发出之处，是用来宣布或闭锁情意的。耳朵和眼睛，是思维的辅助，可以察知发现奸诈邪恶。所以说：“只要心、眼、耳三者协调呼应，就会走向有利的道路。”所以烦琐的言辞不能紊乱，言辞纵横自如而不迷乱，言辞形式或内容有改变而不危险，重要的在于抓准要点，掌握规律。所以对色彩感觉不敏锐的人，不能给他欣赏各种色彩；对听觉不敏锐的人，不能跟他谈论音乐。所以不能前去游说他，是因为他暗滞，不值得开启；不能前去游说他，是因为他浅薄，没有接受的能力。事物不通达，故而不能成就大事。古人有句话说：“嘴是用来吃东西的，不可以发言。”因为说话容易犯忌，这就是所谓的众口铄金，是形容言语容易偏邪不正。
人之常情，进行游说希望能被采纳，办事就希望能成功。所以一个聪明人，不用自己的短处，而用愚鲁人的长处；不用自己的笨处，而用愚鲁人的巧处，因此自己永远遇不到困难。当说到对方的长处时，就要发挥对方的长处；当说到对方的短处时，就回避对方的短处。所以甲虫保护自己，充分利用坚硬的甲壳。有毒刺的虫采取行动，一定要用它的毒刺。可见禽兽也知道用它们的长处，而进言的人更要知道用他该用的游说术。
所以说，言辞有五种，即病言、怨言、忧言、怒言、喜言。病言，就是指有衰竭之气而精神不足的言辞；怨言，就是哀怨断肠而没有主见的言辞；忧言，就是关闭阻塞不能宣泄的言辞；怒言，就是草率决定而没有条理的语言；喜言，就是松散抓不住要领的语言。以上这五种外交言辞，精炼之后才可以使用，便利之后才可以推行。所以跟智者说话时，要依靠渊博；跟拙者说话时，要依靠详辩；跟辩者说话时，要依靠简单；跟贵者说话时，要依靠气势；跟富者说话时，要依靠高雅；跟贫者说话时，要依靠利害；跟贱者说话时，要依靠谦敬；跟勇者说话时，要依靠果敢；跟有过失的人说话时，要依靠敏锐。所有这些都是待人接物之术；然而很多人却背道而驰。因此跟聪明的人说话就要用这些来加以阐明，跟不聪明的人说话就要用这些来进行教诲；然而事实上却很难做到。所以言谈有多种方法，事物有多种变化。所以即使整日言谈，也不会失去方法，事情不会错乱。整日不言谈，不变化宗旨，所以智慧的可贵之处在于不紊乱。听力要好，智慧要高明，言辞要巧妙，这样才能处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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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篇第十：
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审得其情，乃立三仪。三仪者曰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壅，始于古之所从。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相亲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同恶而相亲者，其俱害者也；同恶而相疏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则亲，相损则疏，其数行也；此所以察同异之分，其类一也。故墙坏于其隙，木毁于其节，斯盖其分也。故变生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说生进，进生退，退生制，因以制于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数也。
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不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是因事而裁之。故为强者积于弱也，有余者积于不足也，此其道术行也。
故外亲而内疏者说***亲而外疏者说外。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动之，微而证之，符而应之，拥而塞之，乱而惑之，是谓计谋。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比而无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
其身内，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无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强之于人；无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人之有好也，学而顺之；人之有恶也，避而讳之，故**而阳取之也。故去之者纵之，纵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恶，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谋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故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难。以此观之，亡不可以为存，而危不可以为安，然而无为而贵智矣；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既用见可否，择事而为之，所以自为也；见不可，择事而为之，所以为人也。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道理达于此义者，则可与言。由能得此，则可与谷远近之义。
谋篇的译文大致如下：
各种谋略规划都有一定的规律，一定要弄清事物的起因，把握有关的实际情况。弄明白实情，就可以确立“三仪”标准。所谓“三仪”，就是“上智”、“中才”、“下愚”，三者相辅相成才能产生奇迹，而奇迹是没有什么壅蔽的，这是自古以来就被遵从的规律。所以郑国的人挖掘玉石，用安装有指南针的车子装载，是为了不迷失方向。度量才干、能力，揣测实情，也是行事的指南。所以凡是观念相同而又亲密的人，必然是在各方面都很成功的人；凡是欲望相同而又互相疏远的人，必然是只在一方面很成功的人。假如同时受到憎恨可又互相亲密，一定是都受到损害；同时受到憎恨却又互相疏远，是只有一方受害。所以假如能互相有好处就感情亲近，反之，假如互相有坏处感情就疏远，这都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同时这也是判断异同，进行分类的一种方法。所以墙壁都是由于有裂痕才崩毁，而树木都是由于蛀虫毁坏了枝节才折断，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事物变化会生出事端，有事变就生出计谋，有计谋就会有筹划，筹划产生议论的基础，议论产生学说，学说产生进退，进退确立规章制度，因而用来制约事物。由此可见各种事物遵循一个道理，各种道理遵循一个法度。
一个有德行的君子，自然会轻视财货，因此不能用金钱来诱惑他们，反而可以让他们捐出资财；一个勇敢果断的壮士，自然会轻视困难，因此不能用忧患来恐吓他们，反而要让他们镇守危地；一个通达术数的聪明人，他们明白事理，因此不能用谎言来欺骗他们，而是应该和他们讲明道理，同时也使他们建立功业；这就是所谓仁德、勇士、才者的“三才”。所以愚笨的人容易被蒙蔽，品行不好的人容易害怕，贪婪的人容易受诱惑。这些要根据不同特点巧妙裁夺。所以强大是由弱小积聚而成，有余是由不足积累而成，这是道术的体现。
所以表面亲近而内心疏远的要从内心着手进行游说，内心亲近而表面疏远的要从外表入手游说。因而，要根据对方的疑惑来改变，根据对方的表现来推移，更根据对方的说词来归纳，根据对方的趋势来组织，根据对方的缺陷来权衡，根据对方的忧患来排斥。揣摩之后加以威胁，抬高之后加以策动，削弱之后加以扶正，符瑞之后加以验合；拥护之后加以堵塞，骚乱之后加以迷惑，这就叫作“计谋”。计谋的运用，公开不如隐密，隐密不如同心相结，亲密无间。循常理不如出其不意，奇计一出则不可阻止。所以向人君游说的人，必须先谈论奇策；同理，向人臣游说时，必须先进行私交。
关系很亲密而说的话却又很见外，就会被疏远；关系很疏远而说的话又很深入就会有危险。不要将别人所不乐意接受的强加于人；不要将别人所不知道的，去教训别人。别人有所喜爱，可以学习迎合他的兴趣；别人有所憎恶，回避而不要言及，所以用隐密的方法进行，然后公开地收获。所以要去除某事就可以放纵它，放纵的目的在于寻找可乘之机。那些不轻易喜形于色的人，可以将大事托付给他。可知心的人，就可以任用；不能知心的人，深谋远虑的人不会任用他。所以说：“为政最重要的是掌握人，绝对不可以被人控制。”控制人的人是手握大权的统治者，被人控制的人是唯命是从的被统治者。因此君子立身处世之道是属于阴，小人的立身处世之道是属于阳。有智慧的人成事比较容易，没有智慧的人成事比较困难。由此看来，国家灭亡就很难复兴，国家骚乱就很难安定；然而无为和智慧最为重要。智慧是用在众人所不知道的地方，才干是用在众人所看不见的地方。施展才智如果可行，选择事情去做，这是为自己去做；如果不可行，选择事情去做，这是为别人去做。所以前代君王做事贵在隐秘。古语说：“天地之造化在于莫测高深，圣人之道在于隐匿藏形，非单纯讲求仁慈、义理、忠庆、信守，而取中正、无为不言”。如果能彻底认清这种道理的真义，就可以与人交谈，假如双方谈得很投机，就可以发展长远的和眼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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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后世的厚黑学理论，很多都有着《权谋》两篇内容的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