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感到兴趣的是书中讲到中国的地方也不少。人类文明的历史如何能没有中国？“二百万年前我们还不是人，一百万年前我们是人，因为约一百万年前有一种称之猿人或直立人的生物，散布在非洲之外，最有名的例子是在中国发现的猿人，即北京人，约四十万年前，他是最早确定使用火的生物。”
在人类文明历史中，我们中国很早地就有光荣的位置。
从游牧生活改变为村居农业，是人类成长中很大的一步。
游牧民族是好战的，他们常发动有组织的军事行动掠劫富裕的农村。作者举出成吉思汗，他自己不事生产，以掠夺为业，拓成横亘欧亚的一个王朝，但是他们征服一个地方之后，终于又让那被征服的生活方式所征服，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中国做了皇帝，他要做的事是在上都盖宫殿定居下来——忽必烈汗下令在上都兴建华丽的夏宫。
InXanadudidKublaKhanAstatelypleasuredomedecree．柯勒律治的这两行诗的背景做如此的解释，真是新鲜极了。
铜里加锡，其合金便是青铜，又坚硬又耐久，这又是文明一大进步。这种铸冶青铜之术虽不是中国人的最早发明，但是青铜制作在中国达到最佳的效果。这就是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之前的商朝文化最灿烂的一面。商代青铜器包含百分之十五的锡，这是最精确的比例，其硬度约三倍于铜。青铜器之留于今日者，其技巧之高明，与其艺术之美妙，皆令人叹为观止。除了青铜之外，炼金术也是来自中国，大约在两千年前就有炼金术的记录。本书作者还引用了一句中国的俗话“真金不怕火炼”来说明中国人对于黄金的抵抗侵蚀的能力之认识。
中古以后中国的文明可得而言者尚多，例如医药以及建筑等，可惜均未加以采用。最大的缺失是在人类社会组织方面孔子的伦理思想应该是重大的一项，而竟未提及。在本书的末章，作者对于“西方文明”表示悲观，他说：“举目四顾，我无尽悲哀地突然发现，西方人竟已闻知识而丧胆，自知识退到——退到哪里？禅宗佛教……”又说：“西方文明此时正受到考验。
如果西方要放弃，则下一步仍有进展却不是西方的贡献了。”
作者是站在西方人的立场说话。其实文明并无国界，凡是真理必然会流传到全世界，人的知识即是真理的认识，原无东方西方畛域之可言。据我看，西方文明没有没落，也不会倒退，不过所谓物质文明发展到一个阶段可能产生许多弊端，这时候需要考虑到价值观念，需要节制，东方的伦理哲学思想以及西方的历史悠久的人本主义都是匡济的妙方。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我们中国已贡献了些什么，以后能贡献些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深虑长思的问题。
这本书虽然是通俗的性质，而其内容牵涉到的学问很广，作者从一九六九年七月写成大纲，最后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才完成，经过了三年多的努力，其内容之丰富可知。译成中文当然也是甚为困难之事。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都能大体认识的通才是极难得的。汉宝德先生的翻译，虽然无英文原书在手边供我对看，我相信是能“传达原意”的。书中引用诗人的若干诗句，都很有趣味，如译文字句再加推敲，或附加注释，当更为完美。
六、祝《书评书目》五周年
苏文忠公《李氏山房藏书记》有这样一段：“予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夜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在刻版、活字、石印、影印之术未发明之前，书是辗转抄写的，得来不易，所以一书在手，没有束之高阁的道理。如今读书比较起来太容易了，许多图书馆是公开的，不少古书珍籍都有了翻印本，外文书的影印与翻译也渐成时尚，而且还有像《书评书目》这样的定期刊物专为读书人服务。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不知读书，或有书不读，宁非是亏负自己？
历来劝人读书的箴言很多。孟子曰：“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读书就是尚友古人；读书可以打通时间空间的隔阂，直接与古人游，人生乐趣孰有逾于此者？
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这话好像有一点玄，其实不然。人不读书，则何所事事？尘俗顿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脸上没有书卷气，一定可憎。满脑子的名缰利锁世网尘劳，他的谈吐如何能够有味？
宋真宗《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愁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愁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这不是说以书为敲门砖，因读书而青云直上享受荣华；这只是说读书自有乐趣，无关功利。
英国文学作品中直写读书乐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幼时英文课堂上所用的读本之一——罗斯金的演讲录《芝麻与茉莉》，刊于一八六五年。第一篇讲演告诉我们读什么，怎样读。
最令我不能忘的是其中关于弥尔顿《黎西达斯》最精彩的一段之阐释。“瞎嘴”一语好生硬，经罗斯金一解释，无视于自己的职责谓之瞎，只知道吃东西的谓之嘴，可见古人落笔之有分寸，何等浓缩有致！另一篇作品是湖区诗人之一的罗伯特·骚塞所作的一首小诗，题目是《我一生是和死人一起过的》，粗译其大意如下：
我一生是和死人一起过的；我举目四顾，无论眼光落在哪里，全是古代的伟大人物；他们是我的知交好友，我和他们日日聊天叙旧。
我和他们一起享福，苦恼来时他们为我分忧；我得到他们多少好处，我自明白在我心头。
我的感激的泪，常湿润了我的腮。
我心神想的全是死人，我和他们好多年来生活在一起，我爱他们的长处，憎他们的缺点，分享他们的希望与恐惧。
我以谦逊的心从他们寻求教训。
我的希望寄托在死人，不久我也将和他们在一处，我将和他们一起走，走上所有未来的路；在人间会留下一点名，永不磨朽在尘世中。
这首诗作于一八一八年，所谓死人指图书言，与我们所谓尚友古人之说如出一辙。书，不应限于古人，今人之书也尽有可观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那时代早已过去了，不过也有人相信阿诺德的“试金石学说”，没经过五十年时间淘汰的书总觉得不太可靠。书评与书目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近于培根所谓的“由人代读”之说。
七、读《历史研究》
翻译之事甚难。所译之书有艰深者，有浅显者，其译事之难易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翻译，和创作一样，没有一套固定的方法可资遵循。够资格的译者运用其文字之技巧，曲达原作之意义，如是而已。
翻译不待宣传鼓吹，只要有人肯埋头苦干，就行。
陈晓林先生最近一声不响地译了两部大书，一部是斯宾格勒着《西方的没落》，一部是汤因比着《历史研究》，两部书都是现代史学巨着。没有充分的知识、热心、毅力，是不可能有此成绩的。
《西方的没落》一书成于一九一四年，出版于一九一八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期。大战方过，创痛巨深，尤其是欧洲经此浩劫，疮痍满目，识者皆谓西方文化根本出了问题。我记得梁任公先生在战后游欧归来，着《欧游心影录》，在序言里就提到了斯宾格勒这一本书。我当时年纪尚轻，对于这样的大事不敢妄议，不过私心以为战争之事何代无之，一部人类史不就是一部相斫书？而且一番破坏，说不定以后还会另有一副新的面貌。至于西方的没落，并不等于东方的崛起，那是更浅而易见之事。可是《西方的没落》一书，直到陈先生的中译本出来我才得一读为快。读了之后，我的幼稚的成见依然未改。
汤因比对于斯宾格勒的见解并不满意，他说：“斯宾格勒虽然提出了文化诞生、茁壮、衰老与死亡的理论，却并没有为他那文化生命的四幕神秘剧提出详细的解释……我觉得斯宾格勒是颇不光彩的教条主义与定命主义的。据他的看法，文明以固定不变的一致性与固定不变的时间表兴起、发展、没落，以至崩溃，他对任何一项都没有提出解释。”于是《历史研究》
这部大书便是他对历史演化过程的解释。解释尽管解释，斯宾格勒的文化生命四幕神秘剧的看法，他依然是默认了的。这一个看法并不算错。任何事物都有兴有衰，有起有伏。犹之乎我们说“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理。犹之乎我们预测天气变化时说：“阴久必晴，晴久必阴”，也是永远立于不败的推理。历史哲学的研究者，大概无不想从文化演变之中寻求一个合情合理的模式，鉴往知来，从而揣想以后发展的趋势。历史哲学的书不容易逃出宿命论的范畴。
历史上的剧变，以及一种文化的兴亡，其原因千头万绪。
有时候偶然的事件也许能引起严重的后果。十七世纪的哲学家巴斯加说：“如果克利奥帕特拉的鼻梁短一些，整个地球的面貌都会变得不同。”（《玄想集》第八章第二十九节）这不是无聊的笑话。杜牧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也不是轻佻的讽刺。所以要找出一套文化兴亡的公式，实在困难。“汤因比不承认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模式，他说：‘当历史展开了它的进程时，它是不会停止下来的。’于是，在分析与综合之间，在归纳与演绎之间，在实证与灵悟之间，在考古学家的新发现与精神史家的新着作之间，汤因比一再修正与充实他的模式。”（译者序中语）汤因比既不承认有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模式，可是他又旁搜幽讨各大文明的资料来修正并充实他的模式，可见他还是有他的模式。凡是钻研历史哲学的，没有不追求某一种模式的。
国家兴亡与文化盛衰，其中道理如有轨迹可寻，大概不外是天灾人祸。所谓人祸，实际上是少数的领导人物所造成的。
领导人物如果是明智的、强毅的、仁慈的，如果环境许可时机成熟，他便可以做出一番辉煌的事业，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如果他是思想偏颇而又残暴自私的人物，他就会因利乘便以图一逞，结果是庐舍为墟，生灵涂炭。在文化上，有人苦心孤诣地推动发扬，也有人倒行逆施信奉蒙昧主义。像这种事迹，汤因比举出的例证太多了，普及于三十七种文明。但是他独具慧眼，特别强调领导人物的品质之重要。大多数的人民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那一类型，他们对于文化的支持是不可否认的，可是他们不能和那“创造的少数”相提并论，他们是沉默的、被驱使的，无论是守成还是破坏都是被动的。关于这一点，卡莱尔的英雄崇拜之说似是一套颠扑不破的理论。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毕竟英雄难得。英雄在何时何地出现，事前谁也不知道。
汤因比对于中国文化有相当的认识与欣赏，他到过大陆，也到过台湾。中国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整合体制，有韧性，有吸收能力，所以他说：“只要这一体制能够承续不绝，则即使中国文明中，其他要素的连续性，遇到最强烈的破坏，而呈碎裂状态，中国文明仍然可以赓续下去。”我们没有理由为了这一看法而沾沾自喜。我们的文化已有悠长历史，当然我们更希望其继续发扬，不过中国文化的体制是否能承续不绝，现在似乎是在考验之中。其中若干要素，在遭受西方文化冲击之下，是否仍能屹立不动，亦有待于事实的证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应该能激起我们对中国文化前途的关心。
《忽必烈汗》
英国浪漫诗人柯勒律治的短诗《忽必烈汗》，是在梦中作的，是五十四行的一首残篇。据作者小序，一七九九年因健康关系隐居乡间，一日偶感不适，服下止痛药，昏然入睡，时正在座椅上读《珀切斯游记》，读到这样的一行：“忽必烈汗下令在此兴建一宫殿，附有富丽的花园。于是此围墙圈起十里肥沃的土地。”熟睡三小时中竟成一诗，不下二三百行，醒后犹能全部记忆，不幸突有人来把他唤了出去，再回室中即感记忆模糊，只有八行十行尚留有深刻印象，勉强追忆，成此断片。这情形略似我国宋时潘大临所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如俗氛所蔽翳，昨日闲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所不同者，一是客来搅了梦忆，一是客来败了诗兴，都是煞风景。柯勒律治还能写出五十多行，比一行七字幸运得多。
柯勒律治所谓止痛剂，其实是鸦片酊；鸦片加酒精，滴入水中吞服者。柯勒律治早已服用上瘾。用烟枪烟灯，一榻横陈，短笛无腔信口吹，据说是我国高度文化的发明。柯勒律治生吞鸦片，在麻醉之下做梦作诗，这情形是可以理解的。梦见忽必烈汗，是不算稀奇，柯勒律治还做过更荒唐的梦，据他笔记所载，他曾梦见月中人，“与尘世之人无异，唯用肛门吃饭嘴屙屎，他们不大接吻”。鸦片令人颠倒有如是者！浪漫派诗人喜欢出奇制胜，鸦片是有效的刺激。
这首诗不好译，因为原诗利用子音母音的重复穿插，极富音乐的效果，表现出神秘的气氛。兹译其大意如下：
忽必烈汗下令
在上都兴建华丽的夏宫；就在圣河阿尔夫穿过无数深不可测的地窟注入昏黑大海的那地方。
于是十里肥沃的土地用城墙城楼来圈起；林园鲜美，小溪盘绕，芳香的树上绽开着花朵；还有森林，与丘陵同样的老。
拥抱着阳光照耀的片片芳草。
但是啊！那浪漫的深渊万丈，横过一片杉木林，由绿坡上倾斜而下！
蛮荒之地！其神秘就像一个为失去的魔鬼情人而哭号的女人在月色朦胧之下经常出现的地方！
从这深渊，以无休止地喧豗沸腾，好像大地在急剧喘息一样，一股巨泉不时地喷射出来；在那间歇的急速进发之际巨石飞跃，有如跳荡的冰雹，又如打谷的连枷之下的谷粒；这些巨石在跳荡之间把圣河一阵阵地掷上了地面。
圣河穿过森林、峡谷，曲折地流了五里之遥，然后到达那巨大的地窟，咆哮着沉入死沉沉的大海；在这咆哮声中忽必烈遥遥听到祖先发出的战争预告！
夏宫的阴影漂浮在中流波上，那里可听到喷泉与地窟混杂的音响。
那是罕见的巧夺天工，有阳光而又有冰窟的夏宫！
我在梦中曾见
一位带着弦琴的女郎；是一位阿比西尼亚的姑娘，她敲打着她的琴弦，歌唱着阿波拉山。
我若能把她的歌声琴韵在我心中重唤起，使我深深地感到欢欣，靠了音乐的洪亮悠久的力量我会凭空造起那座夏宫，那座夏宫！那些地窟！
闻声的人都可亲眼看到都要大叫，当心啦，当心啦，他的闪亮的眼睛，他的飘飞的头发！
三次作圈围绕着他，戒惧地把眼睛闭起，因为他已吃了甘露，喝了天上的香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