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尊从来不是养尊处优中的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与自我炫耀，而往往是在民族命运经受大挫折、前进之途充满大艰难、生命集合体面临大苦难之时的精神历练与灵魂展示。
我们中国人
这是一个七十多岁老人讲述的六十多年前的往事。
老人当时还是个孩子。那天事情很突然，日本鬼子把村子包围了。区委干部和区小队来不及走脱，都混在群众里面。
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近五千人中，有一千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很多糖，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随便指指哪一个不是这村子的人。
一千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把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
鬼子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土地上。
人们问老人，当时你们咋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也不怕？
老人说，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升华夸张，不会形容比喻，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的伙伴，没有谁认为自己做了多了不起的事，没有谁觉得自己就是英雄。他们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得出一个棒子面窝头一样朴实无华的结论：“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的感召和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上膛的三八大盖和雪亮的东洋指挥刀都无可奈何。
我为那些孩子感慨不已。一千多个孩子同住一个村，少不了打架斗殴，互相间头破血流。但在支起来的日本机枪和塞过来的日本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这一概念上，他们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
或许这就是那一代代遗传下来说不清道不明的基因了。按照过去的话说，即所谓的“种”。一千多个孩子，个个有种。有了这种千万年延续不息流淌不已的血脉，这个民族怎能堕落，怎能被黑暗吞没。
老人偶然想起了这事。想起来，就顺便讲了。想不起来，便没什么可讲。一切都是那样顺理成章，自然无奇。他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这事应该让写书的、写电影的知道，应该上书本、上电影。写书的、写电影的也没有哪一个知道，那个穷山僻壤无人知晓的小村子里，人们每每为银幕上演出来的壮举惊叹不已、感佩不已时，却无一人觉得身边有什么事情值得闹个沸沸扬扬。
我万分感慨。今天不知有多少人，赚了几把钞票、开上一辆轿车、揣上一张绿卡，便以为成了可以傲视同胞的英雄。这些人不会知道那一千多个孩子的故事。
六十多年时间过去，在邯郸西部山区那个叫作北贾璧的村子里，当年的孩子们长成了与他们父辈一样的庄稼人。看看电影电视，比比那些夺金争银的各路健儿，庄稼人也许觉得心里惭愧。他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曾为国家拿过一次冠军、争得一次脸面。他们不知道，正是默默无闻的他们，在大山一样铸造着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灵魂。
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不知道自己是英雄的人。
无名烈士墓·界碑·国徽
什么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在心理、观念、习俗、信仰、规范等方面的群体意识、风貌和特征。
什么是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是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所受威胁程度的界定。
民族精神与国家安全，前者是对民族观念意识的高度凝练，后者是对民族生存质量的基本评估，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相互之间存在多少联系？
在黑龙江抚远三角洲，一位边防团长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访问，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俄罗斯远东最大城市的异国风情，而是在该市无名烈士墓旁，看见幼儿园老师领着一群孩子，老师给孩子们讲故事，老师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团。
这位团长告诉我，那场景使他深受震动。
他慢言慢语的讲述不知不觉中仿佛变成一支画笔，在一笔一画越来越清晰之间，把那个场景凝聚成了一幅嵌人脑海的俄罗斯油画。
我与那位团长讨论：3岁到5岁的孩子，懂得多少事情？竟然会在烈士墓前流泪。关键是老师流泪了，他们看见以后也跟着流泪。进而又想：一个民族，从幼儿园的孩子开始就知道在烈士墓前流泪，其未来之精神素养该是何等强大。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国家至今没有完全走出低谷，但他们那些珍贵的东西并没有完全丢失，仍然在构成他们的精神内核。幼儿园的孩子在无名烈士墓前流泪，新婚的夫妇联袂向无名烈士墓献花，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堕落，怎么可能被黑暗吞没，怎么可能被其他民族征服。
这就是民族精神与国家安全。虽属不同范畴，却在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反复交汇。民族精神中的某些核心要素，甚至成为国家安全的基本精神支柱。
人们都知道，一个国家要有效维护自己的安全，必须建立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必须划拨一定比例的军费开支，必须颁布一系列相关的国防法律法规，必须开展国防教育和在适龄青年中例行军事训练，如此等等。但仅仅这些还不够，还必须关注那些制度建设和法律规范难以企及、不是今日投人明日就能产出从而取“立竿见影”效果的隐形要素。
其中的核心，即是民族精神的养育。
养育民族精神，关键不在孩子，而在老师。同样可以设想：如果我们的老师除了个人痛苦或个人幸福便不再为其他事物动情流泪，怎么期望他们教育的孩子能够把奉献与忠贞铭刻在心？如果民族崛起仅仅意味着物质发达和经济腾飞而不包括精神凝聚与思想升华，这样的崛起进程又能坚持与支撑多久？联想到我们有的经济发达的地方已经开始把《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课文从小学课本中转到辅导读物里去，联想到分数指标今天几乎在所有关键场合成为判定孩子素质的决定性指标，联想到曾有海外评论称我们的留学生“ABC很好（外语好）、XYZ很好（数学好）、懂得美元英镑（有经济头脑），就是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基本没有看过《史记》《四书》《资治通鉴》”，这样的设问并非杞人忧天而不能成立。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不仅需要有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物质生产等方面形成的物质力量强大，还需要有思想独立、精神养育、文化陶冶等方面所形成的精神力量强大。如梁启超所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精神衰落的民族会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不能想象一个不能构成自己核心精神内核的民族会是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
同是那位边防团长，在抚远三角洲中国与俄罗斯交界处还告诉我另外一件事情。他指着黑龙江畔的3号界碑说：“界碑上的国徽经常丢失。”我奇怪地问：“国徽怎么会丢呢？”他说：“国徽是铅做的，被人偷去卖钱了；发现国徽不见了，做一个再镶嵌上去，过几天稍不注意，又丢了。”
我当时觉得无言以对，后来觉得无地自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是要有一些不能亵渎的神圣之物的，必须是要有一些只能供奉的精神图腾的。如果连国旗、国歌、国徽这些物化的民族精神象征都不能令我们产生敬畏、产生为维护其之纯洁而英勇奋斗的冲动，什么都可以作价、什么都可以叫卖、什么都可以出让，这样的民族，还怎么去谈别人的威胁、怎么去谈自身的安全？
当然我百分之百地明白，国徽偷窃者只是极少数。即使把偷窃者、收购者、回炉化炼者这“一条龙”操作的人都算进去，人数也不会很多。但如果我们就此获得自我原谅和自我解脱、轻看这些行为和意识对民族机体和民族精神的毒化、轻看这种金钱至上个人利益至上其他统统可以弃之不顾的精神倾向，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难道我们没有看到现在一些人只要能赚钱，什么假烟、假酒、假药都可以去做，什么假广告都可以接，坑骗自己的同胞连眼皮都不眨一眨；难道我们没有看到有些人身为国家公务员却暗中出卖国家利益，身穿军装却暗中出卖自己掌握的军事情报，只要能满足个人私欲，什么良心谴责、道德震慑皆不在话下，最终连自己的灵魂都能出卖的精神堤坝崩塌现象，还不令我们触目惊心吗？
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在这两个“前所未有”前面，能不能开拓新的精神流向，能不能建立新的精神家园，能不能养育并坚守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对保证国家安全、发展从而真正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
屈原在其名篇《离骚》中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民族精神的养育也是这样。精华之物，必须采集天地间精华才能陪护。我每每被天安门前不论风雨都如涌如潮观看升旗仪式的人群深深感动，被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立正敬礼的花儿一样的少先队员深深感动，被步履蹒跚却向迎风飘扬的国旗脱帽鞠躬的白发苍苍的老者深深感动。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就是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养育中铿锵形成的。
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自强
一个失去自尊的民族，能不能维护自己的安全？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在公园门口悬挂“华人与狗不许人内”告示的时代，在国民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时代，失去自尊的同时失去安全从而任人宰割的切肤之痛，今天也没有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失。当大清王朝被迫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之时，一些官员不以割地赔款为耻，反以未让列强使者走正门，而让他们走了太监和用人使用的偏门为乐，除了十足的“阿Q精神”之外，还谈得上半点民族自尊、谈得上以民族自尊维护民族安全吗？
这反倒从另一个侧面揭示：民族自尊从来不是养尊处优中的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与自我炫耀，而往往是在民族命运经受大挫折、前进之途充满大艰难、生命集合体面临大苦难时期的精神历练与展示。对弱小民族来说，这种历练和展示显得尤为严酷。
以古老的充满苦难的犹太民族为例。
公元70年，罗马大军攻占耶路撒冷，大肆杀戮，幸存的犹太男女逃到地势险峻的马萨达城堡坚守。该城堡有储存的粮食和淡水，易守难攻。旋即而至的一万五千人的罗马军队，对坚守在里面的人们一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共967人——整整围攻三年。公元73年4月15日马萨达陷落前夕，犹太人决定集体自杀。他们抽签选出十名勇士作为自杀执行者，随后这十人再抽签选出一人杀死其他九人。剩下最后一人的最后任务，是放火烧毁城堡然后自尽。第二天清晨，冲进城堡的罗马人惊讶地发现没有任何抵抗，面对的是一座给养依然充足但没有一个生命的死城。
据说殉难前夕，守城领袖Elazar Ben-Yair有一段着名演讲：“我们是最先起来反抗罗马，也是最后失去这个抗争的民族。天亮时我们将不再抵抗，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和所爱的人一起高贵地死去。让我们的妻子没有受到蹂躏而死，让我们的孩子没有做过奴隶而死吧！把所有的财物连同整个城堡一起烧毁，但是不要烧掉粮食，让它告诉敌人：我们之死不是因为缺粮，而是自始至终，我们宁可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
马萨达是犹太人的最后一个城堡，陷落之后，该民族的足迹从迦南之地消失，开始了千年的流离失所。他们以这样悲壮的自尊，上演了自己命运中最艰难的一幕。尽管我怀疑Elazar Ben-Yair演说的真实性一守军集体自尽，谁能够记录下它然后传播开它呢？但我不怀疑马萨达是犹太人生命力的凤凰涅盘。他们把集体自尊表现得如此刚烈，证实这一真实的不是激动人心的语言，而是淋漓的鲜血和骄傲的生命。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多少个民族在被其他民族征服、奴役和驱逐后整体消失了，而犹太民族没有。这个民族失去家园一千多年而不溃散，不成一盘散沙，在经历亚述屠杀、罗马屠杀、希特勒屠杀之后，最终仍然能够聚拢为一个国家，没有以超强的民族自尊构成的强大精神底蕴，绝无此可能。
这是一个小民族表现出来的集体自尊。其人数之渺小与自尊之刚烈形成的反差如此巨大，恰恰给什么叫民族自尊下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定义：一个民族尊重自己，不向别人屈求的意识和习性。这种意识与习性完全不是崛起者和暴发户的自我炫耀，完全不是失意者与落魄者的自我解脱，而是在最黑暗时刻和最低谷境遇中对自己命运的执着与坚守。如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孟子所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就是民族自尊。没有了民族自尊，还谈什么民族精神；有了民族自尊，才有民族自信，才有民族自尊与民族自信结合成的民族凝聚力，才有繁衍不息的民族生命力，才能最终实现民族自强。
我们中华民族难道不是这样吗？
她不仅有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不仅有狼牙山五壮士和八女投江。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把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自尊和自信不仅仅是语言，更是行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朝鲜半岛战火烧到边境，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抗美援朝中打出了新中国的自尊。就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中国共产党人说到了，也做到了。
一位日本教授感慨道：1949年，你们的毛泽东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我们日本无人相信；看看你们中国人，一百多年来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几千个外国人侵者、一两万外国人侵者就可以直人你们首都杀人放火，你们就得割地赔款，毛泽东一句话中国人就站起来了？后来你们出兵朝鲜，把我吓一跳。你们把美国人从朝鲜半岛北面压到了南面，我才感觉中国与过去相比不一样了，看来毛泽东讲的话有些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