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救援，则是建国以来部队集结最迅速、兵力使用最密集的一次。在很短时间之内，在远逊于长江、嫩江、松花江广大流域面积的川西北狭长山地，全军和武警部队共投人兵力13.4万余人，民兵预备役人员7.5万人，动用车辆32.6万台次，出动各型飞机（含直升机）4549架次空运，空投物资6731吨。成都、济南、兰州等军区的部队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参加了救灾。
实现这样远距离大规模的力量调动和集结，除了指挥调度能力外，国家和军队的机动输送能力不可或缺：一是军队的陆上摩托化机动能力，二是军队的空中投送能力，三是国家的铁路输送能力，四是国家的战略空运能力。仅5月13日一天，23架军用运输机和12架民用客机就不间断飞行了78架次，将1万余名解放军官兵及救灾装备从多个集结地运抵成都地区的4个机场。没有这样的能力，短时间内数万甚至是十万大军云集灾区是不可能达成的。
快速反应的最终标杆是及时到达灾区第一线。当山体滑坡阻断摩托化行军的时候，当烟雨迷蒙影响直升机飞行的时候，解放军进人灾区的步伐没有中断。让我们记住这些在大难面前表现出大勇、最先进人受灾核心区域的军人：
2008年5月13日13时35分，成都军区高炮团副参谋长杨卫东率20人进人映秀镇；
2008年5月13日23时15分，武警师参谋长王毅率200人进人汶川县城；2008年5月14日凌晨，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李亚洲率300人到达汶川县城；2008年5月14日11时47分，空降兵15名伞兵从4999米高度跳伞空降茂县；
2008年5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北川中学救援现场对救灾官兵说：“在这场特大地震灾害面前，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牢记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迅速赶赴灾区一线，奋不顾身地投人抗震救灾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你们以实际行动使灾区群众增强了信心，感受到希望，增添了力量。你们不愧为人民子弟兵，党和政府感谢你们，全国人民一定会铭记你们的功绩！”
这是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我军获得的光辉与荣耀。
寻找短板一哪些方面需要提升和强化？
毫无疑问，人民军队在灾难面前表现出了一流的反应能力。
同样毫无疑问，我军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强化的方面。
第一是空中机动，特别是通过直升机机动超越复杂地形障碍的能力。
当很多部队冒着山体滑坡危险、徒步强行军翻山越岭进人重灾区后，《解放军报》记者报道说：“我军‘铁脚板’的硬功夫，让一些老将军由衷感慨：成建制、远距离、负重、持续的强行军表明，我们战士的身体素质以及战术素质，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在信息化建设中，我军的传统优势并没有丧失。”
发扬了过去的光荣传统，这是做得非常好的一面。另一面就是在信息化建设中，在继承过去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我军应该，也必须具备一些全新的能力。
汶川大地震造成公路、铁路阻断，地面交通网线严重受损，出现了直升机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但我军装备直升机数量少，地方单位拥有的直升机数量也不多，成为救灾突击力量中的明显短板。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陆军平均每万名官兵装备直升机在100架左右，全世界平均每万名陆军官兵装备直升机也达到14架，我军陆军每万名官兵平均装备的直升机数量甚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差距，在汶川大地震救援中被明显感觉出来了。
军队的一位兵器专家分析说，直升机“数量不足必然导致训练以及使用经验上的不足，配套设备不完善。尽管参与救灾的机务人员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合格的技术水平，但地理环境的限制、气象条件的限制、训练水平及专业配套设备的限制，制约了直升机使用的效率和效果”。这一评价中肯且透彻。
2005年，美国政府和武装力量针对“卡特里娜”飓风灾害的救援行动虽然姗姗来迟，但因为拥有大量直升机，一旦到位，24小时内就进行了超过1000架次的直升机起降。这一方面说明其军方和民间拥有足够的直升飞机用于救援，另一方面可看出其航空管制能力很强，可以指挥如此大密度和高强度的空中行动。这同样是我军在今后救援行动中需要大力加强的领域和方面。
第二是远程投送能力。
远程投送能力是衡量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标准，是保持军事行动主动权的基础支撑。国内救灾的兵力调动，我们可以依托国内公路网、铁路网，还可以动用各大航空公司的空运力量，那么超出国境线的国际救援行动呢？中国作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承担有大量国际义务，完成国际救援任务在所难免，军队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决不会仅限于国内区域。
以2005年印度洋海啸国际救援为例，当时各国出动的力量如下：
英国：3艘舰船、6架大型运输机、2架直升飞机，380人。
美国：2艘航空母舰，3支救援舰队、19艘各类型舰船，90架直升飞机，13000多人，是越战结束后在亚洲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法国：1艘航空母舰、6架直升飞机，1000多名官兵。
德国：1艘供应舰，2架直升机，一所野战医院，36名专家和100名队员。
日本：3艘舰船，陆上自卫队100人，空中自卫队230人，海上自卫队640人，还有一支58人医疗队。
俄罗斯：2架IL-76运输机，1架直升飞机，若干救援队员。
新加坡：2艘舰艇，数架“大力神”军用运输飞机和直升机，军队医疗组，3000名士兵。
中国：中国国际救援队（由国家地震局救援队、某集团军工程部队、武警总医院有关人员组成），共计230人。
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我们的差距。230人的中国国际救援队乘国际航班抵达印尼，最后是转乘新加坡提供的美制C-130“大力神”运输机，才抵达班达亚齐救灾第一线的。事后美国《纽约时报》评论道：中国提供的救援资金不如美国和日本多，后勤支援能力也不如美国，只能眼看美国军舰迅速驶向灾区，眼看美国军用直升机向灾民运送最急需的物资。
《纽约时报》说了一些实情，又瞒了一些实情。美军的航母编队开进、飞机起降、油料损耗、人员补助等费用，全部算人救灾款之中，其提供的那笔钱最后几乎被自己花完，所谓“救灾款”，实际上不过是一次练兵费用。中国的救灾款项却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衣服、被装、食品、药品等，但由于我们缺乏将这些物品送到灾民手中的投送工具，不得不依靠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军的运输和投送。于是一段时间内，印度洋海啸救援出现了“美国大兵分发中国物资”的奇景。参加救援行动的中国同志回国后万分感慨：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必须具有像样的远程投送能力，才能让其他人尤其是灾区难民知道，中国是真正负了责任的。
所以大飞机项目在中国终于上马。2007年底，温家宝总理说：“让大飞机飞上蓝天是国家意志，不仅必须做，而且一定要成功。我坚信这一天终会到来，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第三是复杂条件下的信息保障能力。
就覆盖范围来看，可分为“小”信息能力和“大”信息能力。
“小”信息能力即地区内的通信能力。汶川地震使该地区通信台、站、网受到毁灭性破坏，正常通信联络受到极大阻碍。人们看到我军首先进人灾区核心区域的指挥员，基本是用海事卫星电话与指挥部联系，其他通信工具基本无效，随后灾区内多军种、多部队之间的通信也不断产生问题，只要没有民用手机信号，通信联络就出现障碍。可见就“小”信息能力而言，我军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也为数不少。
“大”信息能力指从更大范围把握特定区域宏观情况的能力。
英国路透社报道，汶川地震第二天，即5月13日，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的情报分析人员，已经在分析由间谍卫星获取的四川大地震图像。5月15日，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在网站上刊登了利用陆地观测卫星（ALOS）观测的四川地震地区资料图。同一天，台湾“福卫2号”卫星拍的震区图片也在网上公布。
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国家共有9种型号的15颗卫星为救灾提供支援，但其中的遥感遥测卫星不多，特别是由于最初几天灾区上空阴云密布，只有雷达探测卫星的波束才能穿透云层拍回地面图像，使我们在救灾的初期阶段通过太空了解掌握灾情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我们成功进行了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开展了嫦娥探月工程，但国家在轨卫星数量少、军用卫星数量更少的现实和探测感知手段不多、能力不强的现状，在救灾过程中显露出来。
5月12日15时30分，汶川地震发生一小时后，中国国家航天局启动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向《空间和重大灾害国际宪章》成员提出卫星数据申请。5月13日14时，日本航天局向我提供了ALOS遥感卫星拍摄的受灾地区雷达卫星遥感图片。5月17日，美国Digital Globe公司中国代理向我提供了“快鸟”卫星拍摄的5月14日、15日、16日三天的高分辨卫星影像数据。
5月19日，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向中国提供了首批非保密卫星图像。截至5月19日，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尼日利亚等七个国家，向中国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遥感影像技术支持。
每个中国人都十分感激汶川大地震中各国救援力量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不管这种支持和帮助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是资金的还是技术的。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才能主导国际援助，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方面我们的需求很大，空白很多，必须保持清醒。“一跃而起”的快速反应能力是瞬间的能量爆发，它依赖于长期的默默耕耘、默默积累，默默储备。
2008年结束之时，已经成为我们新一轮默默耕耘、默默积累、默默储备的开始。
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核心军事能力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武装力量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已成为当今世界军事发展的共同趋势，许多大国都把军队执行与完成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作为军事变革的重要方面，强化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也成为军队建设的新兴领域。
但仍然需要强调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并非军队的核心军事能力。就新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核心军事能力依然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我们依然需要牢记我军存在的“两个不适应”：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克服“两个不适应”，仍然是我们努力的主要目标和方向。我军要应对多种安全威胁，首要的是应对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威胁；我军要承担多样化军事任务，首要的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离开了这一核心能力，其他能力只能成为摆设。只有强化核心军事能力，完成其他军事任务才能获得坚实可靠的能力基础。
第二句话是：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检验、培育和辅助生成军队的核心军事能力，是新形势下增强我军核心军事能力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和平时期，非战争军事行动成为我军经常性、现实性的重要任务，遂行这一任务的过程，就是对我军现有理论、机制、装备、训练的检验过程。例如，2008年抗击雨雪灾害和汶川地震救援这两场大规模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全面检验了部队的政治素质、战备水平和快速反应能力，全面锻炼了各级指挥机关应对突发事件的指挥处置能力，是和平时期军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一次珍贵实践，更是对我军应对突发事件的难得考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深刻地分析说：抗震救灾不是打仗，近似打仗，是一场大规模的联合作战式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对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一次难得的实践锻炼，使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军队的发展也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安全威胁的多元化，决定了我军承担军事任务的多样化：既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维护国家生存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既要维护领土、领海、领空安全，又要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间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国家安全；既要维护国内安全稳定，又要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联合国维和、国际反恐、国际人道主义救援。
苍海横流之中，我军的传统在继承，我军的使命在延伸，我军的职能在扩展。苍海横流之中，努力建设一支与我们国家地位相称、与新世纪我军历史使命相适应的军事力量。
军徽的光芒
在华盛顿西南群山怀抱的昆特克尔，陆战队大学研究中心主任格罗夫仔细端详着我们赠送的礼品，小声发问：“八一”这两个汉字是什么意思？我们解释的时候，这位退役陆战队上校竟然专门拿来一个本子，一笔一画认认真真记了满满一页，然后叫来特藏部门负责人，叮嘱将这篇说明和礼品一起放好，以便让所有参观者都知道其中的含义。在安那波利斯海军军官学院，我们又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况。所有解释都被认真记录下来，成为他们的收藏。
这的确令人印象深刻。美国军人对“八一”的含义虽然弄不清楚，但是通过交战与交往，知道这个标记不能轻视。他们尊重佩戴八一军徽的中国军人。
我知道，军人之间的尊重不会凭空产生。自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没有一支军队，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甚至成为他们的研究题目。这是先辈留给我们的资本。他们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都浇注到其中去，终使八一军徽在世界熠熠生辉。
与一支军队跋涉的万水千山相比，人的生命何其短暂。
八一南昌起义的组织者，至今已无一幸存。半个世纪前在朝鲜战场上打出国威军威的猛将们，也不剩几人。八一军徽在不息的军号和嘹亮的军歌中，默默完成着生命的接力与更替。像一株参天巨树，叶片年年脱落，新芽岁岁破枝，增长着一圈又一圈坚实的年轮。
在军徽面前，每一代军人都是过客。正因来去匆匆，有些人便只求功名利禄，声色犬马。一个中国军人，如果脑中思虑的只是一己荣辱而不是祖国安宁，心中充满的只是个人欲望而不是军人的责任，他就玷污了军徽的荣誉。即使他在财富与安逸中享乐一生，也是八一军徽的不肖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