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多届政府都宣称追求使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目标无可非议。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人比中国人更希望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可是当我们看到在横须贺成为太平洋美军第七舰队司令部之后，日本政府又要求将东京附近的横田作为太平洋美军空军司令部、将神奈川的座间市作为太平洋美军陆军司令部，这种规划和安排，使自己的国土遍布外军基地和指挥机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正常国家”？近些年举行的美日“2+2”会议还发表共同声明：“以台湾海峡的安全为双方共同战略目标”。这无疑是公开声明日本愿意充当别人的马前卒，要干涉“一衣带水”邻国的内政了。中日双方不是发表过联合声明吗？不是签署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吗？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和精神有没有实践的空间？
中日今天的矛盾，决不仅仅是一个对历史的态度问题。不参拜靖国神社、不修改教科书就万事大吉了？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更加根本的是如何看待与对待邻国的发展：协助分享？冷眼旁观？还是参与遏制？任何国家都有属于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本是天经地义之事。但那种不以邻为伴、而以邻为壑的思路，往往会把实现自己利益建立在损害对方利益的基础之上。以邻居为对手，单方面就足够；若要以邻居为朋友，则非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不可。
我从来不怀疑日本国内的友好力量。中日两国世世代代交往下去、友好下去，不仅是国家领导者的态度，而且也是普通百姓的心愿。当日本国内某些势力通过种种渠道，开始把中国列为日本的“主要假想敌”时，中国却从来没有将曰本列为假想敌。中国所有对日本过去战争罪行的谴责是出自历史事实，出自希望对方真正记取教训、不再使悲剧重演的真诚愿望。做人是不会嫌朋友多的，国家也是一样。但需要朋友时，你却无法“制造”一个朋友，因为友谊需要基本的信任和长期的养护；需要对手时，制造一个对手却没有那样麻烦，只要宣称对方十分危险，就可以将关系扯破了。
中国的蓝图是发展经济，完成统一，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愿意和周围所有国家建立友好的友善的相互合作的睦邻关系，希望在实现自己蓝图过程中得到世界的帮助。日本也有自己的蓝图。希望日本的蓝图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按照别人的意愿画出来的。希望日本的蓝图建立在亚洲共赢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日美共赢的基础上。
真正决定能否成为“正常国家”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自己。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担当
刚刚过去的2012年，让我们一言难尽。想象力再丰富的人，也难以想象十八大之前，有如此众多的严峻考验横亘在我们面前。
年初，重庆事件发生后，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竞选演说中自得地说：“王立军、陈光诚这些人在危急时刻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这使我感到，美国的价值观（在中国）已经深人人心，它起的作用比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加重要。”紧随其后发生的黄岩岛事件，接着又发生钓鱼岛危机，又使不久前美国《时代》周刊的评论强烈再现：“美国更希望中国成为另一个日本：一个经济上强大、政治上合作、战略上处于静止状态、军事上束手束脚的国家。”
建国六十余年、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新中国，几乎是突然之间来到了前行路口。
中国向何处去？向前？向后？向左？向右？
举世瞩目。
预言中国要崩溃、会四分五裂、将发生大麻烦的比比皆是；希望中国蜕变、转向、混乱的比比皆是。这一切，发生在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时刻，发生在我们正在或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最大的移动电话用户、最大的汽车生产和销售用户的时刻，发生在我们正在以世界上最大的规模、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几亿人口脱贫致富的时刻。简单事实与复杂思绪之间的巨大反差，优裕生活与激烈观点之间的强烈冲撞，似乎就像火车头行驶越快轰鸣声越大一样，以一种十分另类的方式，印证着中华民族的复兴。
其实全世界没有人否认，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正在眼前崛起。
1840年以来，把中国建设富强，是多少代人的梦想。从林则徐的鸦片禁烟，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再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各种方法试过了，各条道路走过了，都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梦想。
新中国前三十年，也未能创造出这样的财富。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4年，小平同志设想：什么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搞到一万亿美元，拿出百分之一来搞国防，就是一百亿美元，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比较强的国家了。
今天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七万亿美元，国防投人超过一千亿美元。中华民族创造的财富总量，大大超出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第二代领导人的设想。我们今天拥有的物质实力是前辈无法企及的。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这一伟大目标。
近代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华民族太多苦难，太多挫折，太多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最终使中华民族告别了长期沿袭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民族的精神洗礼。否则我们今天可能还得按照别人的喜好选择，还得看着别人的眼色行事，就像鲁迅描绘的阿Q和毛泽东嘲讽的贾桂一样，至今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使这一洗礼由精神延伸到了物质，由政治扩展到了经济。不但站立起来，而且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让“社会主义不能消灭贫困，只能使贫困普遍化”这一西方经典论断黯然失色。今天我们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拥有的财富，皆为五千年历史前所未有。中国取得的成就、中国发展的方式成为全球议论纷纷的话题。这样的时代对每一个华夏子孙来说，能说不是大时代吗？
大时代中的大牢骚，本不足惧。“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大时代中的大担当，尤为可贵。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识利器。
今天我们拥有前辈从未拥有过的巨额物质财富，我们也面临前辈从未遇到过的复杂问题：高速发展中的城乡、地区失衡问题，收人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公平问题，单纯追求GDP导致的环境破坏问题，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问题，侵蚀执政基础的以权谋私和严重的腐败问题。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步人深化期和攻坚期。好干的，代价小的，得罪人少的，见效快的，基本都做完了。剩下的几乎都是难干的，代价大的，得罪人多的，见效慢的。在这一现实境遇中，要干，要往前走，太需要一批不以眼前利害和任内利益为最高追求，而以追求长远为己任、锐意进取、敢于担当的领导者了。
20世纪30年代，面对国内经济凋敝、政治混乱、日本侵略者步步蚕食的黑暗困境，地质学家丁文江说了一句极具内力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我们今天早已脱离了当年那种艰难困境。但在大动荡、大变革、大转折时期，一批领导者敢于担当、能够担当，依然是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之时杀出一条血路、闯出一条新路的基本依托。共产党人的先锋作用、模范作用、奋斗精神、牺牲精神，无不体现于艰险、困难、混沌时刻挺身而出、横刀立马的大无畏之中。
世界进人剧烈动荡与调整的时期，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成为全球战略竞争中心和焦点。内外因素相交，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能力提出严峻考验。今天最需要也是重要的，不是概念的相互证明和反复演绎，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在不怕碰得头破血流的实践中切实向前推进。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马克思还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担当的艰难，担当的伟岸，集中体现于马克思以上话语之中。
现实已经展示，生活于这样一个前所未见的大时代，多么有幸。
历史将会证明：担当于这样一个走向复兴的关键时刻，多么有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