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太喜欢看舞剧，也看不懂很多舞剧。但我一下子就看懂了这部舞剧。那一刻，我像个内行一样沉浸其中，心领神悟了几乎所有的舞蹈语言和造型语汇，并且被深深震撼。张纯如是年轻人，《南京1937》的编剧、策划、作曲、造型、舞美……比张纯如更加年轻。就是这些年轻人用这部舞剧，让我们这些忙忙碌碌的人获得片刻停顿，回头反顾我们平时很难有时间反顾的那段历史。当舞台大幕拉开的那一刻，时间中断了，肉体静止了，思维却激越地飞腾和碰撞：思索我们最巨大的灾难、最刻骨铭心的伤痛，以及必须从灾难和伤痛中获得的思想和力量。
对一个民族来说，从灾难中获得的力量，是支撑民族思想大厦的栋梁。
我去过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哭墙”。那是一段几十米长的残破墙段，两千年前被罗马人毁掉的以色列圣殿的遗迹，今天以色列人的圣地。没有人准备把它恢复原貌，只是在说明的图片中，你可以领略它昔日的辉煌。一批又一批以色列人来到这里，尤其是那么多半点皱纹也没有、面孔鲜嫩得像五月的鲜花一样的年轻人，他们虔诚地站在这段象征他们祖先遭受巨大苦难的“哭墙”面前，把头轻轻地抵在被两千年岁月风霜磨砺得粗糙不平的墙面上，许久许久，默默地祈祷。那时间作为旁观者的我，突然觉得这些向“哭墙”顷诉心声的以色列年轻人，一定也从这段残破墙面的石缝之中，倾听到从历史中传来的遥远回声。
这就是他们的圣地。他们在他们的圣地，进行他们的心灵洗礼。我当时想：这些年轻人也会老去，岁月的皱纹也会悄悄布满他们鲜花一样的容颜。但当他们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到这里一次又一次经历心灵洗礼的时候，谁还能毁灭这样的民族？谁还能遏制这样的民族的强大生机？
《南京1937》不过是一出舞剧。但这出舞剧的真正了不起，就是它也使我们获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这些年轻的主创人员，对我们民族的伤痛和灾难理解得那样深刻和透彻，不得不令人万分感慨：我们这个民族并非那样容易忘却，历史并非仅仅属于年长人，一代人真的是强于一代人。舞剧总编导、28岁的佟睿睿说：“排这出舞剧不为我们自己，不为中国歌剧舞剧院，为全体中国人。”就凭这一信念，这群年轻人不知克服了方方面面多少困难，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发挥出了多么大的创造潜能，从而使他们的节目具有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情感穿透力。这哪里是一出舞剧，完全是台上、台下、幕前、幕后、演员、观众共同的令人久久难以忘怀的精神洗礼。
岁月的皱纹可以掩盖历史的刀痕。1918年出生的李秀英老人，2004年12月在南京病逝。先于李秀英老人一个月，1968年出生的张纯如在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自杀。完成《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之后，忧郁症成为她长期的精神困扰。她们二人年岁相差整整半个世纪，居住在世界上不同的半球，却几乎在同一时间去向了同一归宿。再过多少年，当南京大屠杀的场所被一栋又一栋现代化建筑淹没的时候，当只有在圣塔克拉拉那个叫作“GateofHaven”的公墓里才能找到张纯如的小小墓碑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灾难深重的过去，永远不会忘记力图使我们永远记住灾难深重的过去的人们。
历史应该永远记住这个日子：2005年9月3日。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万人肃立，寂然无声，唯有60响礼炮一声接一声地轰鸣，震撼着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人们以及电视机前亿万观众的内心。这是我们第一次如此隆重地表达对胜利的纪念，对先烈的崇敬，对苦难的追思。听得见这轰鸣炮声的，和已经听不见这轰鸣炮声的，共同分享作为中国人的尊严。
在奔腾不息的光阴长河中，我相信这些命题还将长久萦绕着我们：关于历史与现实，关于记忆与忘却，关于岁月的皱纹和历史的刀痕。我又相信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每一个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注人新鲜活力的人，都在使我们的声音穿越苍穹，让世界听到中国人民的心声。
一封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通信
XX你好！
这回涉及一个沉重的话题，其实也完全不必为我们自身悲观。50年代初出生的我们，和60年代末出生的你们，包括发表网络日志的你的同事（估计是70年代后出生的了），包括演出《南京1937》的那些年轻人，对历史不都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吗？后人书写前人的历史，这是自然惯例，也是社会规律，想改也无法改，任何国家的执政者最须敬畏之处，也正在这里。
你的同事写得很好，一个民族必须能够发现和拥有自己的所有宝藏，必须千倍百倍地珍惜自己的这些宝藏。今年八一我到黑瞎子岛（中俄争议的最后一块土地）附近，对岸俄罗斯怎么进行他们的教育？幼儿园教师带孩子们到无名英雄墓，老师边讲边哭，三四岁的、五六岁的小孩子大孩子都跟着一起哭。也许那些孩子并不真的十分明白为什么哭，但他们看到老师哭了，老师那么伤心，于是也都伤心地哭了。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教育，怎能不形成他们精神强大的基因。相比起来，我们差距很大。问题不是那些在先烈墓碑上跳来踏去的孩子，而是除了自身悲欢便一概无泪的老师，以及“选择性对待历史”的做法和态度。这种选择性对待也是多种多样的，最近某市新版的小学课本，把《狼牙山五壮士》从课本中去除了（解释说“放到了课外辅导读物里”），而代之以最近一些英模，说这才是新时代的英雄，堂而皇之地认为过去的英雄应该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剔除了。这种“钱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感觉，只能造成我们民族精神的萎顿。也许正是从这些方面看，显出你、我、他（你那位同事）这些并非大人物的并非小的责任。能看出来，你的同事是搞国际问题的，也看了不少资料，但对战争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不熟悉，所以一些描述是不准确的。
其一，石牌战斗是1943年5月初到6月中旬鄂西会战的一部分。你同事所列歼敌25000人是历时一个多月、从湖南北部到长江西陵峡口的石牌、延绵千里战线上的全部作战成果，击毁日机15架（而不是45架）也是如此，不是石牌一战的成果。石牌作战5天，歼敌1000余人。
其二，不仅石牌不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斯大林格勒”，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也没有“斯大林格勒”。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说法，却是研究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的史实。
“斯大林格勒”是形容从防御到反攻、从被动到主动、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和枢纽点，而石牌不是这样的点。翻遍抗战史，也找不到这样的点。包括石牌作战在内的鄂西会战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此后日军通过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仍然在不断进攻；郑州失守、许昌失守、洛阳失守、长沙失守、衡阳失守、桂林失守、柳州失守……仍然是中国人听到的一个又一个噩耗。特别是湘西会战（日本人称“芷江作战”）竟然发生在1945年4月底，此时距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仅剩3个多月时间，当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已经具有兵力优势、兵器优势，在美国帮助下甚至还拥有了空中优势，但鬼子们还在战场上以劣势兵力、劣势兵器（湘西作战非常明显）向中国军队连续发动进攻，你说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在哪里？倒是湘西作战末期日军强弩之末的表现，让美国《纽约时报》评论了一句“可视为中日战争转折的暗示”，这句话我们就能聊以自慰吗？
那时在欧洲战场希特勒已经自杀、德国人已经投降，我们才仅仅把进攻的日军击退，然后又是继续防御。所以，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故意淹没了抗日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是它本来就没有。如果真有，别说一个共产党，全世界共产党加起来也淹没不了。赫鲁晓夫当年反斯大林，把斯大林格勒都改为伏尔加格勒了，但“斯大林格勒战役”作为二战苏德战场的战略转折点，至今标榜战史，无人能够撼动。
其三，关于石牌作战与平型关作战的比较。前面说了，把石牌作战与鄂西会战的关系弄清楚了，就会明白石牌作战与平型关作战歼敌人数基本一样，都是1000多人。要说不一样的话，那么还有这样几个不一样。
平型关作战是一天歼敌1000多人，石牌作战是五天歼敌1000多人。平型关作战是1937年抗战开始的第一个胜仗，那时从国内看，华北国军纷纷败退，恐日情绪到处漫延；从国际看，美英袖手旁观，德日步步紧逼，中国空前孤立。此时以八路军已如此简陋之装备和长期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官兵打出一个平型关胜利，对鼓舞一直只见失败不见胜利的国人士气、击破“皇军不可战胜”神话，无疑意义极其重大。
1943年的石牌之战也是中国战场的一个显着胜利，但那已是在台儿庄作战胜利之后，而且此时二战已经全面开始，珍珠港事件也已发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受美军重挫，战争初期那股傲气已经大减，而且此时美国援助已经大量涌人中国。在石牌作战中，中美空军曾给日军造成很大杀伤；当时国军的重迫击炮团装备40多门150毫米口径美式重迫击炮，向日军发射数千发炮弹，杀伤日军数百人。这些条件，在平型关作战的八路军完全不具备，只能凭借子弹和刺刀，在一个对一个的较量中解决对手。要知道那是一支不掌握执政资源（不但“在野”，此前还到处被“围剿”）、不享受外援分配，甚至不能享有政府正常财政拨款的军队（“一致抗战”后曾享受过一阵，后来很快中断了）。正是这些情况，决定了石牌作战的意义完全无法和平型关作战的意义相比。认为石牌作战重要性大于平型关作战的说法，并没有很好把握那段历史。
当然就像所有生命价值等同一样，任何牺牲都是相同的。不要说牺牲在平型关还是牺牲在石牌的中国军人都应获得我们同样的尊敬，既使那些殒命于兵荒马乱大溃退中的无名官兵，今天也是需要我们在他们生命痕迹消失的地方恭敬地放上几束白花的。
美国人今天还在满世界寻找他们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官兵的遗骸，对我们该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提醒。日本人在广岛的纪念碑上，把死于原子弹轰炸及后续效应的20余万人的姓名一个一个都刻了上去，又是怎样一种对前人和后人负责的态度。而我们遭受南京大屠杀的30万人死亡名单，至今也只有南京纪念馆内3000多个名字作为代表，其他296000余人的痕迹呢？真令我们对世界汗颜。把这个账记在共产党头上，不但不公平，而且不符合历史事实。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城的雨花台还是专门杀共产党人的地方。离南京近一些的“苏区”（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内的共产党力量，已被“围剿”得不得不万里长征、被驱赶到荒凉贫穷的西北一隅去了。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南京城被日军屠杀的30万人中，将近10万是来不及撤走的国军军人，而当时向南京进攻的全部日军才5万多人。这些都是不管我们多么难受，都只有承认的史实。
我们过去用《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电影把敌后抗战描写得无所不能，宣扬英雄主义之时有过分之处。但今天完成历史回归的过程中，又把原来被淡化的正面战场想象得奋勇无比，也不是实情。
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超级震荡；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发生国军部队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成伪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伪军达百万以上（电影中“报告连长，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长期成为笑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场的奇景，使我们今天每一个中国人回顾起来，仍觉羞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