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奔腾不息的光阴长河中，我相信这些命题还将长久萦绕着我们：关于历史与现实，关于记忆与忘却，关于岁月的皱纹和历史的刀痕。
大清王朝的四次说“不”
一部中国近代史，人人皆知这八个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于是有人认为，那是旧中国统治者昏庸腐朽、奴才透顶，不敢说“不”。果真如此么？
我面前有四份宣战诏书：
1841年1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
1860年9月12日（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
1894年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
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对诸国宣战。
最后这次宣战的“诸国”，包括英、俄、德、法、美、奥、意、日、荷、比、西十一国。如果以简单的敢不敢说“不”来诠释历史，该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
先看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声说“不”的道光。
道光皇帝接手的大清江山，已经是一个朝风腐败的烂摊子。
史籍记载：嘉庆、道光年间，朝风日坏。当时财政开支有一重要项目，即治河。但每年治河之费，真正用于工程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皆被挥霍。官吏饮食衣服，车马玩好，无不斗奇逞巧，一次宴请常常三昼夜而不能毕。自元旦至除夕，各厅道衙门机关无日不演剧。“新近翰林携朝臣一纸拜见河督，万金即有；举人拔贡携京员一纸拜见道库，千金立至”。
道光即位，颇想重振大清雄风。他先从自己做起：衣非三日不易，食物价高，虽喜不索；宫中用款，岁不过二十万。然腐败之风由来已久，弥漫全国，病人膏肓，颇为节俭的道光也万般无奈。
万般无奈也是对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万般无奈，对外国的舶来物，他的态度一直还是相当强硬的，尤其对鸦片。
说起1840年那场鸦片战争，大多数人以为敢对洋鬼子说不的只有林则徐，他们不知道1838年那场由28名督抚大员参加的禁烟大讨论中，20位大员反对严禁，主张弛禁。但道光帝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严禁，支持并起用林则徐。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禁烟之事在鸦片战争之前两年就泡汤了。
所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阅看了道光的朱批：“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膺懋赏，即垂诸史册，朕之光辉，岂浅鲜哉！而生民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鲜。谅卿等亦不烦谆谆告戒也。勉之，勉之！朕拭目待之！”当场感动得涕泪横流。
对林则徐采取的种种禁烟措施，道光不但给予有力支持，甚至比林则徐走得更远。与英国人在海上交火之后，道光颁旨：“我朝抚绥外夷，恩泽极厚，该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鸱张，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
林则徐认为不妥，立即复奏，“对英船遵法者保护之，桀骜者惩拒之”，主张区别对待。高居金鸾宝殿之上的道光朱笔一挥，批复道，“同是一国之人，办理两歧，未免自相矛盾”，坚持断绝与英国的全部贸易。
1841年1月27日，道光正式下诏对英宣战：
我朝抚驭外夷，全以恩义，各国果能恭顺，无不曲加优礼，以期共乐升平。前因西夷鸦片烟流毒日甚，特颁禁令，力挽浇风。惟英吉利恃其骄悍，不肯具结，是以降旨绝其贸易。乃并不知愧悔，日肆鸱张，突于上年六月间，乘驾夷船数十只，直犯定海，占据城池。复于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奉天各省洋面，任意往来，多方滋扰。……近闻数月以来，奸淫妇女，掳掠资财，建筑炮台，开挖河道，且令伪官出示，谕民纳粮。百姓何辜，罹此荼毒。兴言及此，寝馈难安。迨琦善抵粤后，明白开导，仍敢要求无厌，既思索偿烟价，又复请给码头。朕早料其反复无常，断非信义之所能喻，特于年前简调四川、贵州、湖南、江西各路精兵，前赴广东。又调湖北、湖南、安徽各路精兵，前赴浙江，预备攻剿。……现在所调各省劲兵，计可赶到，着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以苏吾民之困。并着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务使逆夷授首，槛送京师，尽法惩治。其该夷之丑类，从逆之汉奸，尤当设法檎拿，尽杀乃止。至沿海各省洋面，垒经降旨严密防范，着各将军、督、抚等加意巡查，来则攻击。并晓谕官民人等，人思敌忾，志切同仇，迅赞肤功，共膺上赏。朕实有厚望焉。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敢于宣战的道光，让谁去指挥作战？御前大臣、靖逆大将军奕山。
奕山又以宿将、湖南提督杨芳为前锋主将。英军初闻杨芳之名，还颇紧张了一阵。
杨芳怎么抗英呢？他认为英舰竟能于风高浪涌的洋面操大炮击中目标，定有邪术在内。破除之法，必用秽物。于是这位在平定张格尔叛乱中厚积威名的战将，第一纸作战命令竟是遍收妇女溺器载人木筏，由一副将统领，一闻炮响便蜂拥而出，举筏齐列水面，以溺器对准英船，驱赶震慑其操炮邪术。
杨芳以马桶为胜具，后来被笑传为“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大将杨芳丢了人，主帅奕山又能挣回几多面子呢？
道光要奕山对英军“分路兜剿，务使其片帆不返”。当时从湖南、四川、贵州等地调人广东前线的兵弁，已十倍于敌。但奕山却在兵力仅为自己十分之一的英军攻击下，将道光于金銮殿中想象出来的不返“片帆”，扯成为广州城头一面可耻的白旗。
升了白旗的奕山又不想丢人，便虚报战果欺骗道光，说英军进攻靖海门、激战正酣时，烟雾中忽见观音神像，英军遂不敢再击；又观音山下三万斤火药被汉奸点燃，正欲爆炸，有白衣女神展袖拂火，顿时熄灭。
道光闻讯，亲书“慈佑清海”四字匾额送观音庙，以谢神恩。
节俭刻苦、想有所作为的道光，以其勇傲与孤陋，确实对英人大喝了一声“不”。但乞胜于马桶或乞灵于观音的“不”，该算一种什么样的“不”呢？
第一次说“不”终于以很快称“是”而告结束。1841年1月27日金銮殿上的一纸宣战诏书，变成了1842年8月29日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那份《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五口通商，赔款白银2100万两。
从此开近代中国割地赔款之先河。
第一个大声说“不”的道光，变成了第一个屈辱地说“是”的皇帝。《南京条约》的内容，凡英人的要求全部答应，无丝毫回旋余地，从此也开了从最傲然地说“不”转瞬为最谦恭地称“是”的先河。
听闻条约签订，道光帝退朝后不吃不喝，负手于便殿阶上徘徊往复，一夜不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割地赔款的屈辱，愧对祖宗的自责，使颇想有所作为的道光深陷懊丧与悲痛。他蹒跚于深宫，难以解脱。
道光的晚年沉寂潦倒。他至死未解脱重压于心头的“历史罪人”这个包揪，最终也未弄清楚败在了哪里。
一个王朝的吏治腐败如此，武备废弛如此，制度衰朽如此，如何去说“不”？怎么不溃败？
道光的失败并没有阻止后来者说不。最鲜明的是他的第四子，继承皇位的咸丰皇帝。
咸丰帝登基时刚刚二十岁，血气方刚。大理寺卿倭仁进言，力陈为君者首先要辨别君子与小人。他生动形象地勾勒出一幅图画：
君子讷拙，小人佞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竞。君子爱才，小人排异。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君子刚正不挠谏诤匡弼，小人依违两可迁就逢迎。君子进忧危之议悚动警心，小人不畏天变滋长逸志。
倭仁说这些话是需要些胆量的。他通过用人问题，将一个衰败王朝的官场空气描绘得人木三分。咸丰非但无雷霆震怒，反赞其“言甚切直”，要大小臣工今后都如倭仁一样直陈所见。
咸丰立直言进谏的倭仁为榜样震动了官场。非但如此，他还以太仆寺少卿徐继畲上疏中的防“三渐”置诸左右：
一防土木之渐；即防止大兴土木，挥霍无数。
二防宴安之渐；即防止歌舞升平，吃喝无度。
三防壅蔽之渐；即防止言论堵塞，不喑真情。
要防三渐的咸丰帝，上台伊始便重新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林则徐由原籍启程赴任，行至广东潮州病逝。咸丰闻讯，异常悲伤，御制挽联一副：
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
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咸丰对林则徐的评价可谓异乎寻常，情真意切。
年轻的咸丰虎虎有生气，颇想有所作为。在寻觅君子的同时，他着手处罚小人。鸦片战争中的主和派、道光帝最信任的大学士穆彰阿被他革职，永不叙用；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的耆英被他斥为“畏葸无能”“抑民以媚外，罔顾国家”，降为五品顶带。如此之举，一时间朝野人心大快，“人人颂祷圣德英武，迈古腾今”。
咸丰不但敢撤投降派，而且也敢向洋人开炮。1859年6月25日，英法舰队向大沽口炮台进攻，清军还击，激战一昼夜。十三艘英法舰中，四沉六伤，官兵伤亡五百余人，舰队司令何伯的腿也被炸断，联军竖白旗狼狈而退。
这面白旗，是近代史上以坚船利炮人侵中国的列强升起来的第一面白旗。它对咸丰王朝升起。自幼目睹其父道光皇帝因鸦片战争之败而潦倒不堪的咸丰，一定因大沽口之胜而深感为祖上出了一口恶气。
敢向洋人开炮的咸丰，还敢扣押洋人特使。
I860年9月9日，巴夏礼代表英法联军在通州与清政府谈判。咸丰帝恨透了巴夏礼，认为一切坏事皆出其策划，遂下令将其扣留在通州。中国自古便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之说，自幼吟经颂典的咸丰帝为泄心头之愤，连祖宗之例也敢违，确实有点蛮莽的勇气。在得知巴夏礼被擒的当天，他便传谕各海口一律闭关，断绝贸易，与英法决战。
I860年9月12日，对英法宣战诏书的内容如下：
……（英法）不惟婪索兵费，强增口岸，竟欲于来京换约之时，陈兵拥众，入我郊畿，所欲大出情理之外，……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惟有严饬统兵大臣，整顿师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凡兵民人等，有功破格优叙，所获资财，全充犒赏。并当谕令各海口，一律闭关，绝其互易，……城乡军民各色人等，务各敌忾同仇，无论明攻暗袭，事成奖恤，均各加等。……朕非好武穷兵之主，凡此大不得已苦心，上鉴天祖，下为天下臣民共谅。
咸丰一直在北京坚持到英法联军即将兵临城下，坚持不住时跑起来又比谁都快。
天津大沽炮台失守之后，咸丰给臣下提出两个方案。一为“率师亲征”，一为“巡幸木兰”。前者是向前方挺进，是招牌；后者是向热河逃跑，是实意。这个一直主战的皇帝在发布宣战诏书后，眼见“禁兵不足恃，京城不可守”’便不顾臣下的劝阻，天不亮就从圆明园“启銮”“北狩热河”，仓皇出逃了。在大沽口出过一口恶气的咸丰，肯定想不到一年零四个月后，他不得不谕令曾经打得夷船张挂白旗的僧格林沁“即宣示夷人，并竖立白旗，令其停兵待抚”。
用什么去“抚”？用《北京条约》！批准《北京条约》时，咸丰落到比其父道光更加狼狈的境地。
咸丰之父道光打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之子咸丰打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历史不给这个颇想有所作为的咸丰一点宽容。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他败得更为痛惨：不但是更大的割地和更多的赔款，而且被英法联军将一百五十年时间用无数能工巧匠辛苦血汗建造起来的圆明园洗劫一空，付之一炬。
龟缩于热河的咸丰在那里忙碌地连发数道谕旨调兵遣将，目的只要附近兵马“无分昼夜，兼程前来木兰行在”，保卫他的身家性命。他可眺望过北京上空腾起的浓浓烈焰？那红的火和黑的烟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今人是一无所知了。唯一知道的是英法联军签约退兵后，他大大松了一口气，说：“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
那个当年大声说“不”，又是宣战又是扣人的皇帝，已经无踪无影。
他最后死在了热河，生命已经不再给他时间回京看看其夏宫的残骸与废墟了。
曾经发誓要报仇血耻的咸丰，比其父道光蒙受了更大的耻辱一差一点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再看看1894年8月1日光绪皇帝对日宣战诏书：
……倭船多支，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侔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着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入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将此通谕知之。
还有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对诸国（英、俄、德、法、美、意、奥、日、荷、比、西十一国）的宣战诏书：
……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雄雄。
这一份又一份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使我们看到，满清末世的这些统治者并非没有说“不”的胆量和决心，他们说“不”的理由又每每在极短时间内转化为说“是”的根据。为什么？
和战转换之间，表面上说保社稷江山，实则保“大清皇权”四个字而已。
《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个晚上，退朝后不吃不喝、一日夜未尝暂息的道光皇帝，考虑更多的是他个人和爱新觉罗王朝的尊严受到损害，是“愧对祖宗”。
《北京条约》签订后，原本好哭的咸丰帝，更是终日流泪不已。但当他向热河逃跑时，国家社稷都顾不上了，却不忘记自己还要喝鹿血，“命率鹿以行”’要带上自己养的一百多只鹿。大臣苦劝“何必率以为累。他日事平，再饮鹿血未晚也”，才勉强作罢。
至于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变成了《马关条约》，则更是空前的割地赔款：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与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