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要有个活地图。指挥员和参谋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信心。读的方法是把图挂起来，搬个凳子坐下来，对着地图看，从大的方向到活动地区，从地区全貌到每一地段的地形特点，从粗读到细读，逐块逐块地读，用红蓝铅笔把主要的山脉、河流、城镇、村庄、道路标划出来，边读，边划，等到地图差不多快划烂了，也就差不多把地图背熟了，背出来了。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要亲自组织有关指挥员和参谋对作战地区和战场进行实地勘察，核正地图，把战场的地形情况和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都装至脑子里去，做到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影，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这样，在你死我活、瞬息万变的战斗情况下，可以比敌人来得快，争取先机，先敌一着，掌握主动，稳操胜券。
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每一次战役、战斗的组织，要让大家提出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要让大家来找答案，而且要从最坏的最严重的情况来找答案。把所有提出来的问题都回答了，再没有问题没有回答的了，这样，打起仗来才不会犯大错误，万一犯了错误，也比较容易纠正。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不能因为想了很久想不出来就把它丢开，留下一个疙瘩。如果这样，是很危险的，在紧要关头，这个疙瘩很可能冒出来，就会使你们心中无数，措手不及。当然，在战争环境中，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不可能一次都提完，也不可能一次都回答完，整个战役、战斗的过程，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和不断回答问题的过程。有时脑子很疲劳，有的问题可能立即回答不了。这时，除了好好地和别人商量以外，就好好地睡一觉，睡好了，睡醒了，头脑清醒了，再躺在床上好好想一想，就可能开窍，可能想通了，回答了，解决了。总之，对每一个问题不能含糊了事。问题回答完了，战役、战斗的组织才算完成。
六、要及时下达决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下决心打呢？指挥员必须以最大努力组织战役、战斗的准备工作，力求确有把握才动手，不打无把握之仗。但是任何一次战斗都不可能完全具备各种条件，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一般说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把握，就很不错了，就要坚决地打，放手地打。不足的条件，要通过充分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特有的政治上的优势，充分发挥指战员的智慧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来弥补，以主观努力来创造条件，化冒险性为创造性，取得胜利。
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领导班子思想认识要一致，行动要协调、合拍，要雷厉风行，要有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都要勤快，都千方百计地办好事情，完成任务。不互相扯皮，不互相干扰，不抱旁观者的态度。如果领导班子不好，人多不但无用，反而有害。
八、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有好的战斗作风的部队才能打好仗，打胜仗。好的战斗作风首先是不叫苦，抢着去担负最艰巨的任务，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猛打猛冲猛追。特别是要勇于穷追。因为把敌人打垮以后，追击是解决战斗、扩大战果、彻底歼灭敌人最关键的一招。在追击时，要跑步追，快步追，走不动的扶着拐棍追，就是爬、滚，也要往前追，只有抓住敌人，才能吃掉敌人。好的战斗作风要靠平时养成，要靠实际锻炼，要在紧张、残酷的战斗中才能锻炼出来。不敢打硬仗、恶仗的部队，让他打几次就打出来了，因为已经见识过硬仗、恶仗的场面，有了体会，有了经验，知道怎么打了，百炼成钢就是这个道理。做工作也要有好的作风，说了就要做，说到那里做到那里，要做得干脆利索，要一竿子插到底，一点不含糊，不做好不撒手。好的作风的养成，关键在于干部。强将手下无弱兵，干部的作风怎么样，部队的作风就会怎么样。因此，首先要抓好干部，要干部做出样子，影响带动部队。只要干部作风好，指挥好战斗，多打胜仗，即使是新建的部队或者原来基础较弱的部队，也会很快打出好作风来，像铁锤一样，砸到那里，那里就碎。
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要靠平时坚强的党的领导、坚强的政治工作。连队的支部一定要建设好，支部的工作要做活，就是要把所有党团员的革命劲头鼓得足足的，充分发挥他们的模范作用、带头作用，通过他们把全连带动起来，通过他们去做政治工作，提高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有了坚强的党支部的领导，有了坚强的政治工作，就可以做到一呼百应，争先恐后，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战术、技术也要练好，特别是技术，如果枪打不准，战场上就不能消灭敌人，就不能解决战斗。因此，军事训练不能马虎，党政工作要领导好训练。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部队有了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有了好的战斗作风，再加上过硬的作战本领，就如虎添翼，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研究林彪指挥作战的人，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上面这九条。
“有强烈的吞掉敌人的企图和雄心”；“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影”；“化冒险性为创造性”；“要勇于穷追”、“要跑步追，快步追，走不动的扶着拐棍追，就是爬、滚，也要往前追”；“像铁锤一样，砸到那里，那里就碎”。
语言简练、生动，有力度、有气势、有特色。
与其说是语言的力度与特色，不如说是思想的力度与特色。只有扎实的实践与深刻的思索，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晶。
共产国际是语言大师。斯大林是语言大师。“剥夺剥夺者”“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皆是以极其精练和巧妙的语言，道出了今天动辄需要数千字才能表达清楚的概念。
林彪也有颇多颇富个性颇带个人思索特点的语言，是否也能算一个语言大师？
1995年1月5日，台湾《联合报》报道，国民党“中常委”讨论高中三民主义考试问题时：郝柏村说，考试和教学方法要好好检讨；连战说，今后要以“活学活用”为目的。
20世纪80年代邓丽君风靡内地，台湾人称为“反攻大陆”；90年代国民党副主席也高谈起“活学活用”，大陆人却忘了说林彪反攻了台湾。
当然，若以为以上九个“要”便是林彪指挥特点的全部，就大错了。数到第九个“要”的林彪偏偏漏掉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要”：要面对失败。
他也有过“兵败如山倒”的时候。
1929年1月，在红四军前委柏露会议上，决定红五军及四军三十二团守井冈山，内线作战，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林彪刚刚担任团长，初战顺利，下山后便首先歼敌一营，突破封锁线，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余。
但很快便在小胜中露出破绽。
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林彪领受了任务，带领二十八团进人警戒位置后，便分片包干，各负责一段。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后的协同配合，更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
如同他在第一个“要”中所说，一个军事指挥员，“他对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但他偏偏没有做到这第一个“要”。
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林彪就成了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活脱脱在总结自己惨痛的经验。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惊乱。后来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说，他当时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陈毅正在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城北街区已经出现了敌军，他连忙后撤，在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所谓军部，也只剩下毛泽东和少数机关人员。毛泽东要林彪反击，林彪犹豫不决。部队已经退下来，不好掌握了。毛泽东大声说：“撤下来也要拉回去！”陈毅也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着身边的少数人冲杀回去，把敌人的攻势挡住了一阵，才勉强收拢起分散开来的部队。
这一仗牺牲了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在敌军追击、部队仓促奔走的混乱中不幸牺牲。本来就缺干部的红四军真是雪上加霜。
部队日夜行军想摆脱追兵，但祸不单行。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红四军四地四战，结果四战四败。
在平顶坳，向导把路带错，与追兵发生接触，造成损失。
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
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次日拂晓，林彪未通知就带二十八团先开拔，军部失去了后卫还不知道。警卫军部的特务营也未及时发现敌情。敌人进人圳下时，陈毅、毛泽覃还没有吃完早饭，谭振林、江华也正在喝糯米酒酿，晚睡晚起的毛泽东则还未起床。
枪声一响，毛泽东醒来，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了他的住房。
那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后来消灭八百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差一点就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包了饺子。
毛泽东是利用拂晓昏暗，随警卫员转移到村外的。
朱德差一点让敌人堵在房子里。警卫员中弹牺牲，妻子被敌人冲散后也被俘牺牲，他抓起警卫员的冲锋枪，才杀出重围。
陈毅披着大衣疾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方才脱身。
毛泽覃腿部中弹。
林彪率二十八团、伍中豪率三十一团急速返回支援，才用火力压住敌人。
因未能履行好护卫军部的任务，林彪挨了个记过处分。
1959年，陈毅对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人员回忆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就是在这些最危险、最困苦，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而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的环境中，摔打出了一个林彪。
那毕竟不是一个凭借关系上升的年代。一切成就，都需来自战争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没有人明确讲，做却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做的。红军中那些威名赫赫的战将，哪一个是通过听汇报看材料翻档案找谈话搞民意测验选出来的？对他们的选择不是哪一个人的选择，是战争的选择，是战场上生与死、胜与败的选择。
林彪同样如此。正是这些挫折使他放弃了个人的一切兴趣与爱好钻研军事。肖克将军回忆说，林彪喜欢读兵书，《曾胡治兵录》和张乃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他都读过；红军打下龙岩后缴获的国民党政府1928年颁布的军队操典，林彪不但自己看，还选了一部分刻蜡板印发给大家看；最后干脆把干部集合起来，自任连长，带领大家实际操演。江西、闽西的红土地和茂密的山岭，成为这位日后百万大军统帅实践运动战的最好场所。伏击、奔袭、迂回、包抄、穿插、分割、围点打援、猛打猛冲猛追……没有什么高深理论的限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束缚，也没有哪个德高望重元勋的阻挠，不用动辄讨论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那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他画出了这样的图画。非凡的战争年代，造就了他非凡的野战才华。
林彪的野战精髓归结为两个字：运动。他指挥的部队以运动神速、善于奔袭、飘忽不定为特点。运动是其指挥艺术的核心之所在。林彪忌固守，尤忌双方重兵相向的固守。这一点使他与彭德怀区别很大。伏击，特别是出其不意的伏击，对他来说不是等待的结果，而是运动的结果；他的战机，几乎全部在运动中创造。他指挥的部队的行军速度，接敌速度，扩张战果的追击速度，在红军中首屈一指。
由此引发出许多传奇故事。例如说林彪在黄埔学校成绩优秀，深受一些军事教官青睐，被同学们称为“军校之鹰”。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在其《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林在着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也曾是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加伦将军）的宠儿。”
但却没有任何人能够为这些传说拿出可信的证据。
黄埔军校从第四期起，按考生的成绩分为军官团和预备军官团，步兵科第一团是军官团，第二团是预备军官团。林彪恰恰被分在考试成绩不太好的第二团里。蒋介石知道他的黄埔学生中出了共产党人李之龙、陈赓、蒋先云、王尔琢、黄公略、左权、刘畴西、许继慎、周士第、赵自选、宣侠父、余洒度；但直到1930年底开始第一次围剿，他亲自明令悬赏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还不知道红军中冉冉升起的青年将领林彪也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历史在某些时候喜好开一些并非恶意的玩笑。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几个后来颇负盛名的人物，都集中在考试成绩并不太好的第二团里：第二连有一个面孔文静（毕业照片上甚至还戴了副眼镜）、爱好历史的陕西学生——后来蒋军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第三连有一个面孔同样文静、同样对历史感兴趣的湖北学生——后来的红军王牌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
林彪从来不是那种在张榜考试中名列前茅，也不是那种登高一呼云集者众的人。卷面作答，沙盘作业，操场演练，他的成绩并不惊人。“军校之鹰”、校长“宠儿”之类的词，比他更合适的人比比皆是。他的军事基础得益于黄埔。但他日后真正的军事造诣，则几乎全部来自红土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战争实践。
研究观察那段历史时，这一点必须明确：林彪不是黄埔军校的产物，而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产物；他不是军校的宠儿，而是革命战争实践的宠儿。以他黄埔四期的资历、孤僻倔强的性格，若在国民党军中，恐怕一辈子升到军长都难。在红军中这一职务他二十四岁就达到了。工农武装割据给他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在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实战场所，终于得以施展他在卷面上难以施展的野战才华。这位黄埔四期生在红土地上与他的校长蒋介石、教育长何应钦、管理部主任顾祝同、战术教官刘峙、第四期炮科大队长陈诚、学员队区队长蒋鼎文，展开了一场生死战斗。胡宗南、李默庵、杜聿明、郑洞国、陈明仁……这些黄埔一期学生，也先后在各个战场成为林彪这个黄埔四期后进的对手。
最终，他们都不是他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