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提到我写的两篇文字《周作人与路易士》和《谈谈周作人》，他说：你说他只想做一个平实的人，是对的。你还看出他晚年的惆怅。真的，他晚年似乎很失望，觉得中国总不能好起来。
因而慨叹说：和鲁迅分离，于他的影响甚大，鲁迅的死于他更是一种损失！因为鲁迅在时，究竟是他的一个敌手，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敌手，没有了鲁迅，他是要感觉更荒凉的。
以上一段话，虽然是在筵席上因为两人坐在一起随便说说的，简单得很，却是关于周作人的极深刻的也极素朴的话。散席后归来，我忽然想到要加以注解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的，中国人的生活变得这样琐碎，零乱，破灭。一切凶残，无聊，贪婪，秽亵，都因为活得厌倦，这厌倦又并不走到悲观，却只走到麻木，不厌世而玩世。这样，周作人在日常生活上的庄严，所以要使人感觉不是中国式的了。倘若说是外国式的，那么，还可以更恰当地说，是希腊式的。
但希腊式的明快，有如晴朗的海水，其实是随伴着风暴的力，风暴的愤怒与悲哀的。“五四”以后的周作人可是只爱其晴朗的一面，因而他的庄严只能与道家的哲理相结托了。道家与希腊式的人生，在崇拜自然，以自然的明快袪除枯寂、恐怖与阴暗这一点上，是相近的。不过道教的是返于自然，好比“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连人都不见了，而希腊的却是生活于自然，好比清明时节漫山遍野开着嫣山红，男女踏青，有恋爱，有歌唱，也有斗殴。
道家的不是海水，也没有风暴，却如同一泓潭水，四山清绝。
它的庄严，不过是涟漪。因为清绝，是会寂寞的，变成不是庄严，也不是严肃，而是严冷，从道家蜕化出来的法家，就是这种没有爱，冷得很的东西。但人是不能这样生活的，所以道家的另一支，还蜕变为五斗米教，与民间的习俗迷信结合，藉此使自己热闹。
那种严冷，不是周作人喜欢的，而与民间的习俗迷信结合，也与他的科学精神冲突，所以他转到了爱好明人的散文，因为明人的生活究竟是真实的，人间味的。但这乃是仓卒的选择，因为明人生活的空气其实是不见得好的，发掘下去，便将不堪，所以只好就文字论其散文。散文这样子变成了独立存在，就跌入了小品文的命运。
依然是寂寞，于是抓住了儒家精神。周作人所喜爱的儒家精神，是比道家的哲理更人间味，比明人的生活空气更壮健的东西。
但儒家精神的真实，乃是叫人相安于权力关系的既成事实，这相安，其实是心安而理不得，与周作人的哲理化的人生观还是抵触的。而所谓“畏天敬人”，则是严肃而非庄严，虽然也不是严冷。
周作人是骨子里喜爱着希腊风的庄严，海水一般晴朗的一面的，因为回避庄严的另一面，风暴的力，风暴的愤怒与悲哀，所以接近了道家的严冷，而又为这严冷所惊，走到了儒家精神的严肃。
近来他就有一种不分明的愿望，要想改造儒家的哲理，使它的严肃变为庄严。无论如何，这将是徒劳的。
我以为，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鲁迅也是喜爱希腊风的明快的。因为希腊风的明快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生活气氛，也是五四时代的气氛，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生活气氛。不过在时代的转变期，这种明快，不是表现于海水一般的平静，而是表现于风暴的力，风暴的愤怒与悲哀。这力，这愤怒与悲哀，正是一幅更明显的庄严的图画。这里照耀着鲁迅的事业，而周作人的影子却淡到不见了。
人们可以看出，两人的文字，对于人生的观点上，有许多地方周作人与鲁迅是一致的，几乎不能分辨，但两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
论张爱玲
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但她创造了生之和谐，而仍然不能满足于这和谐。她的心喜悦而烦恼，仿佛是一只鸽子时时要想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辽远的，辽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去处，而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她所寻觅的是，在世界上有一点顶红顶红的红色，或者是一点顶黑顶黑的黑色，作为她的皈依。
她赞叹越剧《借红灯》这名称，说是美极了。为了一个美丽的字眼，至于感动到那样，这里有着她对于人生之虔诚。她不是以孩子的天真，不是以中年人的执着，也不是以老年人的智慧，而是以洋溢的青春之旖旎，照亮了人生。
我可以想象，她觉得最可爱的是她自己，有如一枝嫣红的杜鹃花，春之林野是为她而存在。因为爱悦自己，她会穿上短衣长裤，古典的绣花的装束，走到街上去，无视于行人的注目，而自个儿陶醉于倾倒于她曾在戏台上看到或从小说里读到，而以想象使之美化的一位公主，或者仅仅是丫环的一个俏丽的动作，有如她之为“借红灯”这美丽的字眼所感动，至于愿使自己变成就是这个美丽的字眼那样。这并不是自我恋。自我恋是伤感的，执着的，而她却是跋扈的。倘要比方，则基督在人群中走过，有一个声说道：“看哪，人子来了”，她的爱悦自己是和这相似的。
正如少年人讲话爱抢先，觉得自己要说的话太多太兴奋到不可抑止，至于来不及也没有空隙容许他倾听对方的说话，而常常无礼地加以打断一样，张爱玲先生由于青春的力的奔放，往往不能抑止自己去尊重外界的事物，甚至于还加以蹂躏。她知道的不多，然而并不因此而贫乏，正因为她自身就是生命的泉源。倒是外界的事物在她看来成为贫乏的，不够用来说明她所要说明的东西，她并且烦恼于一切语言文字的贫乏。这使她宁愿择取古典的东西做材料，而以图案画的手法来表现。因为古典的东西离现实愈远，她愈有创造美丽的幻想的自由，而图案画的手法愈抽象，也愈能放恣地发挥她的才气，并且表现她对于美寄以宗教般的虔诚。
她一次对我说，她最喜欢新派的绘画。新派的绘画是把形体作成图案，而以颜色来表现象征的意味的。它不是实事实物的复写，却几乎是自我完成的创造。我想，是因此之故，特别适宜于她的年龄与才华的吧。她曾经给我看过她在香港时的绘画作品，把许多人形画在一幅画面上，有善于说话的女人，低眉顺眼请示主人的女厨子，房东太太，舞女等等。她说是因为当时没有纸，所以画在一起的，但这样的画在一起，却构成了古典的图案。其中有一幅是一位朋友替她涂的青灰的颜色，她赞叹说：“这真如月光一般”，我看了果然是幽邃，静寂得使人深思的。
她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的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激出生之泼剌。她对于人生，恰如少年人的初恋，不是她的对象真有这样美，这样崇高，却是她自己的青春创造了美与崇高，使对象圣化了。
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这决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贵族的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作成她的这种贵族气氛的。
贵族气氛本来是排他的，然而她慈悲，爱悦自己本来是执着的，然而她有一种忘我的境界。她写人生的恐怖与罪恶，残酷与委曲，赞她的作品的时候，有一种悲哀，同时是欢喜的，因为你和作者一同饶恕了他们，并且抚爱那受委曲的。饶恕，是因为恐怖，罪恶与残酷者其实是悲惨的失败者，如《金锁记》的曹七巧，上帝的天使将为她而流泪，把她的故事编成一只歌，使世人知道爱。而《花凋》的女主角受了一生的委屈，委屈到死，则作者把她写成一个殉道者，而以“永恒的爱，永恒的依依”作为她的大理石的墓的题词。读它的时候，我记起了被系时作的诗中的两句：“这是泪花晶莹的世界，然而是美丽的”。作者悲悯人世的强者的软弱，而给予人世的弱者以康健与喜悦。人世的恐怖与柔和，罪恶与善良，残酷与委屈，一被作者提高到顶点，就结合为一。他们无论是强者，是弱者，一齐来到了末日审判，而耶和华说：“我的孩子，你是给欺侮了”，于是强者弱者同声一哭，彼此有了了解，都成为善良的，欢喜的了。
她就是这样：“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基督在鸡鸣之前祈祷三次：“主呵，如果可以移开这杯子，让它移开吧，”而终于说：
“既是主的意思，我将喝干它。”于是他走向十字架，饶恕了钉死他的人们，并且给钉死在他旁边的两个强盗祝福。她就是这样，总觉得对于这世界爱之不尽。
她的这性格，在和她接近之后，我渐渐了解了。初初一看，似乎她之为人和她的作品是不相似的。因为，倘以为她为骄傲，则骄傲是排斥外界的，倘以为她为谦逊，则谦逊也是排斥外界的，而她的作品却又那么的深入人生。但我随即发现，她是谦逊而放恣。她的谦逊不是拘谨，放恣也不是骄傲。
一次她说：“将来的世界应当是男性的”，那意思，就是她在《沉香屑》里说的“那是个淡色的，高音的世界，到处是光与音乐”。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曾经想以隋唐的时代做背景写一篇小说，后来在回忆中说道：“对于我，隋唐年间是个橙红的时代。”
她还是十几岁的时候写过一篇《霸王与虞姬》，有这样的句子：借项羽的口说道：“我们是被猎了，但我倒转要做猎者。”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她具有基督的女性美，同时具有古希腊的英雄的男性美。她的调子是阴暗而又明亮的。她见了人，很重礼数，很拘谨似的，其实这礼数与拘谨正是她所缺乏的，可以看出她的努力想补救，带点慌张的天真，与被抑制着的有余的放恣。有一次，几个人在一道，她正讲究着礼数，却随即为了替一个人辩护，而激越了，几乎是固执地。她是倔强的。
因为她倔强，认真，所以她不会跌倒，而看见了人们怎样的跌倒。只有英雄能懂得英雄，也只有英雄能懂得凡人，跌倒者自己是不能懂得怎样跌倒的。她的作品的题材，所以有许多跌倒的人物。
因为她的爱有余，她的生命力有余，所以能看出弱者的爱与生命的力的挣扎，如同《倾城之恋》里的柳原，作者描写他的无诚意，却不自觉地揭露了他的被自己抑制着的诚意，爱与烦恼。
几千年来，无数平凡的人失败了，破灭了，委弃在尘埃里，但也是他们培养了人类的存在与前进。他们并不是浪费的，他们是以失败与破灭证明了人生爱。他们虽败于小敌，但和英雄之败于强敌，其生死搏斗是同样可敬的。她的作品里的人物之所以使人感动者，便在于此。
又因为她的才华有余，所以行文美丽到要融解，然而是素朴的。
讲到她的倔强，我曾经设想，什么是世界上最强的人呢？倘使有这样一个人，他被一种从未经验过的烦恼重重地迫着，要排遣它是不能，倘竟迫倒了他呢，他也将感谢它，然而也不能。他试试喝醉，想使自己软弱些，也还是想要失败而不能。有如半马人齐龙被他的学生赫格尔斯的毒箭射中，而他是得了不朽的，在苦痛中怎么也死不掉。他祈祷大神宙斯取回他的不朽，让他可以死去，结束苦痛。这是强者的悲哀。但这样的人还不是最强者。因为他的悲哀里没有喜悦。
而她，是在卑微与委屈中成就她的倔强，而使这倔强成为庄严。如《金锁记》里的长安，她的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终于被她的母亲加上了一个难堪的尾巴，当她的爱人童世舫告辞的时候，她这样写：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的雏菊。她两手交握着，脸上显出希有的柔和。世舫回过身来道：‘姜小姐……’她隔得远远的站定了，只是垂着头。世舫微微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了。长安觉得她是隔了相当距离看这太阳里的庭院，从高楼上望下来，明晰亲切，然而没有能力干涉，天井，树，曳着萧条的影子的两个人，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这真是委屈，然而是最强的抗议。是这样深的苦痛，而“脸上显出希有的柔和”，没有一个荷马的史诗里的英雄能忍受这样大的悲哀，而在最高的处所结合了生之悲哀与生之喜悦。
因为，她是属于希腊的，同时也属于基督的。她有如黎明的女神，清新的空气里有她的梦思，却又对于这世界爱之不尽。
起先，我只读了她的一小部分作品，有这样的担心，以为青春是要消失的，她对于人生的初恋将有一天成为过去，那时候将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怅然自失，而她的才华将枯萎。现在，我不再这么想了。我深信她的才华是常青的。何以呢？就因为她不仅是希腊的，而且是基督的。
轮到她的作品，我想先从《倾城之恋》说起。白公馆的流苏小姐二十岁上离了婚，回娘家，住七八年，哥嫂骗光了她的钱之后，用教训，也用冷言热语要将她逼走。而她也终于出走了，抱着受了委屈的心情，拼着接受罪恶的挑战，在罪恶中跋涉，以她的残剩的青春作命运的一掷。但也并非全由于负气，还更由于直到现在才分明地使她吃惊的古老的家庭的颓败生活，埋葬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没有同情，没有一点风趣的残剩，是这么一种凄凉情味，使她的出走类似逃亡。
这种颓败的气氛，以前她是没有感觉到的，因为她是此中长大的。第一次感觉到，大概是在结婚之后丈夫的家里。男家和她的娘家白公馆应是同等门户，只因为于她是生疏，她以生人的眼看出了这种颓败的气氛，但不能如这次的分明，却不过是觉得诸般的不合适。作者虽然没有提到离婚的原因，可是不难想象的。于是她回到娘家，在那里有她做女儿时代一切熟悉的东西，使她又住上了七八年。但在哥嫂排挤她，使她觉得在娘家也成了一个生人之后，她骤然地发现了这古老的家庭的颓败气氛，比她哥哥的教训和嫂嫂的冷言热语更难受，而同时也是与这些教训和冷言热语混合为一的灰暗而轻飘的画面，而陷于一种绝望的恐怖，凄凉地、小声地说道：
“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
于是她走了，怨愤地，凄凉地，也喜悦地。
然而她不是娜拉。她是旧式家庭的女子，以她残剩的青春的火把，去寻觅一些儿温存，一些儿新鲜，与一些儿切实的东西。她把这些归结于第二次的结婚，而她也只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