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看布袋戏，可是不喜欢布袋木偶，木偶不仅是死的，还有散了戏的凄凉。歌仔戏又不同，我是说路边的歌仔戏，电视上的不算。演员脸上厚厚的妆，乍看就像木偶人，台上两个边门，门帘略略撩起。在台上是一板一眼的，走台步、手势、眼色，方寸不零乱。下了场子，在门帘边觑见刚刚在台上庄严法相的观音娘娘，这时跷了两腿坐着，白色锦衣衬着台上走脏了的鞋底，这是在戏的繁华里露出了不妥贴的家常来，让人小小的苦恼了，可是很亲切。前台还是锵锵锵的走马换将，声音透过麦克风，庞大得变了音。演员哭倒在台前，拿袖子掩着脸。门帘边上，另一个演员在逗孩子，又是‘古代与现代的结合’，笑得一张上了妆的嘴张得好大，血盆大口。野台戏的好处是演员不那么慎重，前后台的分别也不严，所以看戏是纯消遣，没有什么艺术口味的负担。人生由台前流向台后，又由台后流向台前，碰到敏感的人，说不定反而形成更大的心灵骚动了。”
这就是张爱玲所诧异的：“怎么可以这样？他明明知道自己在做戏呀！”观众也明明知道自己在看戏，演员与观众都是像小孩的认真地在游戏，在艺术之外有人的跌宕自喜。谷崎润一郎与川端康成若知道这个，也不会钻到艺术的黑暗之谷了。若早知这个，有好些人就不会穿了燕尾服去听交响曲，讨艺术的负担了。
自宋儒不知游戏，士的文学遂不如民的文学，“五四”以来又学西洋，更不知游戏了，士的文学亦更与民的文学分离得远了。
宋儒的正经是《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式的，处州马纯上先生游西湖，路上他也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而“五四”以来文人的正经是徐訏与余光中式的，不过比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
里的振保还更多读了西洋的文学书。可是现在有了像袁琼琼的能是民的文学的知音人，士与民乃又可欢喜相见了。这里还得再提一提管管的《请坐月亮请坐》，是一部士与民认真游戏在一淘的文学。
朱天文的《青青子衿》写童养媳和未婚夫，与她称为姊弟的二人在田畈里玩，真是玩得好，而两人之间的真切处又是那样的叫人感动。仙枝文章里写小时学骑脚踏车，写蹲在路边看几个小孩拿纸糊的捞子捞金鱼。朱天文写与仙枝玩圆山，买鱿鱼眼睛吃，又便宜又好，吃了又买几颗。仙枝也写偕朱天文到她嫂子娘家看乳牛：
清明那天偕你去看牛，两排牛妈妈蹲下身子来有城墙高。我们在夹道间喂牧草，日色倾得一地斑斑驳驳。牧草的野膻味湮着满屋子都清明粗犷起来；见你闪闪跳跳的躲着牛妈妈的长舌舐你的裙角……又写：
古仪带给你樱花子时，猜你一定先剥下一颗吃吃，对不？我那三颗今晨发觉有一颗被虫子咬了一大口，我怕那虫儿一定酸透牙床，几天要吃不进东西了。
朱天文与仙枝这样一写，凡是中国人都年轻活泼了。
生而幸为中国人，无尽的对于自己的民族的喜欢与爱呵！
袁琼琼写她去左营看管管没见着，临着青纱窗给他写便条，“书桌上一叠书一叠文稿，一堆铅笔、钢笔、原子笔、墨笔，我一边写字一边手放在书上，想象他写字就是这样的。”这是真的爱。
我今写《中国文学史话》写到崔浩李白，也可比去看他没见着，就在他的书桌上写这篇稿子，但我是一边写字一边手轻按在稿纸上。
文学的使命
读朱天文朱天心袁琼琼这辈年轻人的作品，第一个感觉，它是全新的，它是非常好的。但是于此发生了几个问题：
一、为何此时于台湾会有这样的好作品出现？
二、就文章来说，它果然是自足的吗？
三、文章的自足与它对时代的问题的使命又是怎样的说法呢？
史上新文学的出现，大概都是因于一番关系朝代的大变动，如历史上开出了唐朝的天下，才有李白一干人的诗文出现。又如“五四”的新文学，是“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所催生的。但今台湾的文学只是自然发生的。
譬如绘画，二岁至五岁的小孩个个都是绘画的天才。小孩的绘画都是全新的，不受一点传统的技法的影响，也没有思想，而惟是天趣，而这已无有不足了。今台湾的青年文学亦可比这样。如朱天文朱天心都是还在刚开始读高中时，就已出开出了文学的花朵，及读大学，也是读的英文系与历史系，没有受过文学系的教育的，所以能写得那样的好文章。但是小孩的绘画天才随着年纪长大就都丧失。前此台湾一批十七岁的文学天才型几乎都是持续不到二十五岁。今朱天文等这几个人的前途又怎样呢？那可是不同的。前此十七岁天才型那般人是其人格与知识一直没有成长。
有天趣的人就是有天才，人稚幼时个个是天才，长大后天才就少了。但一个人的天趣亦非不可以长久保持，天趣是可以长生的。
过去好的时代庶民日常用的陶器，往往使今时的天才陶艺家叹服。
在好的时代，一般人的人格与知识都健康，天趣就可以长生了，不限于稚幼时。写字更可显见。小孩写的字都是好的，长大后仍要像小孩的写字是不可能的，但若是真的书家，他虽然也不能再写小孩的字体，但是能在成人的书体中保存像小孩时的天趣。又即使不是书家，只要其人格与知识健康，写的虽是俗体字乃至如朱天心说的长脚蜘蛛体亦还是可有各人的风格。如柴山康子的、仙枫的、朱天文、朱天心、袁琼琼的字我都仔细端详了，看出好处来。
惟有是坏的时代，人的人格与知识都不成长了，才会一过了小孩期与青春期就都变得无趣了。这时才要讲到天才了，惟有极少数的天才者能不受此限制。
婴孩期是个体生命的开端，青春期是个体生命的反逆期，可以不假外力而自己生出新的表现，这就是会有今时台湾新文学的自然发生之故了。但还是要像辛亥与“五四”那样时代风气才好。今如朱天文朱天心不随十七岁型以俱萎，可以保证得个人的文运，但是未足以保证国家的文章气运。
过去的例，有李白的文章而无补于当时由开元之治转入天宝之乱的时势，有苏轼的文章，而无补于北宋的随即亡于金兵，而唐宋诗文的最好时期亦就过去了。
文学如花草，花草做春天的见证，但是不能做春天的保证。只有春天可保证花草。文运的保证在开国，而开国是在革命。
文章究有何益呢？
曹丕说文章是建国的大业，而又有一说是文章之士不足与言治国。两说都对。文章与礼乐生在一起，当然是建国的大业，但文章之士又当别论。
就拿礼乐来譬吧。礼乐即是祭政一体，天子要管祭又要管政，不可能自己司乐司仪，天子只于郊祀天地宗庙时到场主祭，平日则由神官在做。亦可譬基督教，一般人不能也像牧师的专做属灵的事，因为一般人还要他做属世的事。神官与牧师是专业，文章之士也是专业，神官与牧师与文章之士都不足以治国。
天子偶来主祭，公卿列祭，便胜却神官的风光无数，文章亦然。
刘邦、李陵、曹操偶然做一首两首歌诗，都比文章之士还做得好。
这里也解答了纯文学云云及文学大众化云云的问题。
纯文学是像神官与牧师专做属灵的事。中国的志士很不爱这个，所以每每有意贬低文学的地位，曰：文章小道。日本的亲鸾宗甚至反对纯宗教，实行和尚娶妻食肉。
朱天心的文章里，她看什么都是好的，对人、对事、对东西、对天气与台北市的街道，她都是兴高采烈。哭也像雷雨的明亮，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太有意思了，所以专心诚意的总是玩不够，唱歌唱不够。而像《方舟上的日子》里的梁小琪与那男生，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是高尚极了，脱俗极了，美得大极了，然而连高尚、脱俗、美、大，这些字眼都尚未有。
现代社会连同青年男女之间，都在俗化恶化，人类的历史在塌陷下去，然而朱天心像小孩，小孩眼睛里的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净的，像雪霁日出照见潢污行潦之水亦都是鲜亮的。此即是文学与革命相通的地方。革命是历史的祓禊，祓除不吉与不净，文学便亦是禊祓。（我爱禊祓，比说赎罪好。）冈洁说“大自然是善意的”，我喜他的这说法不袭孟子的“性善”，亦不袭我说的大自然的意志，而相一致。这“大自然的善意”我觉比说“爱”字好。这种对万人万事万物无差别的好意与欢喜，乃是文学者最基本的心情。
《易经·乾卦》有一句话是“天下文明”，又一句话是“圣人出而万物睹”，文学者就是以自心的光明遍照世界，遂见万象历然。
这样也许会被蒙骗，写的东西不符事实，但是纵使错了亦还是好的。纵使世界皆伪，亦吾心是真。譬如南北朝有许多皇帝是昏君，而文人写的禅让诏与表，即位颂，与哀册，只要是诚心诚意写的，还是有价值，使人读了感知有天道，人世有至尊至贵，有生荣死哀。又譬如北伐前后的左倾青年把列宁与史大林崇拜之极，崇拜的对象虽错了，亦是可贵的一片向善之心。
所以文学有在是非之外的好与不好。
二十年前日本尚无人说公害，我在汽车搬运大卡车的噪音、废气的国道走亦还是对之有好意，这回想起来，可比走在地狱中，有目莲的人的端正安详。还有是大暑天太阳底下在荒荒的街角一家饮料店，叫来一杯化学颜色染得通红的刨冰，看见邻座的姑娘在吃，我也豪快的把来吃了。
朱天心的《方舟上的日子》里的，便像禅僧说的此地是什么所在，说是说非，即是你总不可以悭吝小气。
张爱玲住在上海赫德路公寓，她文章里有写从阳台上望街道与电车当当来去。因为她写得太好了，我当这里是圣地，只觉不可以变动她的居处与日常生活。但是公寓房子怎及正经的中国邸宅好，上海的现状亦且不是可长久的，其后上海沦陷，张爱玲还是离去了。
原来以为不可以变动她的居处与日常生活，也是我的悭吝小气。今读《方舟上的日子》我就儆诫自己，虽是对于好的东西亦不可再悭吝小气，想要保持它。朱天心的文章自是永在的，但今社会与男女之间的俗化恶化，在塌陷下去的现实还是不可放置。与迁怒相反，迁喜的原谅也是不可以。朱天文送我她小时用塑料吸管折的一只彩色角球，我很珍重的挂在书架上，但还是要想倘用草或绢或本纸来编可以更好。
苏轼当初与章惇要好，两人都年轻，其后章惇为相，却陷害苏轼，而苏轼昔年赠章惇的诗仍收在集中。我亦有赠人诗，其后发见那人不值得，但我在那诗里所写的话依然是真的。朱天心将来会发现昔年的同学有的并不是那回事，然而今日她写在文章里的亦依然是真的。《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里的，与朱天文《青青子衿》里的对世人世事与物的无差别的善意，就是文学的绝对的境地。
张爱玲不同。
张爱玲的文章里对于现代社会有敏锐的弹劾。但她是喜欢现代社会的，她于是非极分明，但根底还是无差别的善意。可比平剧里对于奸恶小人亦与以美化。此即是无差别的善意。渔樵闲话里对于前朝里，当年的问题都已成了过去，遗留的就惟有这无差别的善意的风光。是非乃同一海水之浪，但有浪更见得泼剌现实。大凡因历史上的大行动而起的新文学，如五四运动而起的新文学，多是对于现社会有意见的，如云打倒旧礼教，要西洋文化。而今时台湾的自然发生的新文学则对社会几乎是无意见的。像这样自然发生的新文学在史上是很少有。
但我说的台湾新文学与颜元叔余光中那一派的无关。我曾稍微翻了一回季季与心岱的小说，只觉其是享乐青春，享乐现社会，惟因年轻，享乐也清吉健康。但其后觉得社会的现实不这么好玩了，自己也不年轻了，情操上渐渐没有了以前的清吉健康，于是或则变为贪欲，单是我再要，我再要。又或则自己觉得不济了，赶学些西洋文学的方法与观念来支持自己，但是写的东西反为不及以前的无学。这就是十七岁型的终了。
朱天文等的也是自然发生的文学，但是与她们的不同，一是天才的不同，二是做人的根底不同，三是用功的方法不同。
虽然如此，《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可比是写了前八十回《红楼梦》，还有后面的要写。依文章来说，《红楼梦》有了前八十回，已是完全的，但是就其作者来说，他还是不能不写下去。
朱天心的这两部着作，已给读者提供了最高的人格与对人对物的情操，够你去做革命或做无论什么大事，就文章来说也是完全的了。
它使你觉得为人在世过的日子有意思。但是以后朱天心还有不同的场面要写，这里是个关口，非轻易可过。
再过几年，朱天心在北一女的那些同学都就职的就职，结婚的结婚了，又若干年后开起同学会来，见了面个个变得俗气与漠然，像《红楼梦》八十回后有一章是“病神瑛泪洒相思地”，昔日的姑娘都嫁的嫁了，死的死了。这时你对变得这样庸庸碌碌的昔年同学，你又将如何写法？这不是一句“往事如梦”可以了得。以前你曾与她们是同生同死的，现在她们不同了，而你还是昔日的你，你今日拿旁观者的态度看她们吗？但她们虽变得漠然了，她们的身上亦还有着你自己。你是如同神，看着现实的她们，也看着你自己吗？
以前你与她们一道时，其实你也是有着高过她们的，现在你真是高过她们了，也依然是侪辈啊。《红楼梦》前八十回是写自己，后四十回即是作者变为像旁观者写他人的事似的，这里发觉碰着了文章上很深的一个问题了，以前可是不知不觉中通过来了的。在《红楼梦》后四十回里作者便是这点上没有搞得好。
《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是永生的，但今你已不能再像从前的与她们玩了。昔年的男孩子也是一样，他们也不能再与你玩了。以前是大家都年纪小，大家都与天同在，与神同在，所以你与那些女孩子男孩子如同一人，而今是离开了神，只有你与这些人们。以前你是不知不觉中都是写的神的示现，神的言语，而现在你是用的什么言语，写的什么现象呢？
如现在的日本作家，他们写历史小说，写自传式的小说，写眼前的景物，写广岛与长崎原子炸弹的记录小说，便是都在这一点上失败了。连后四十回《红楼梦》也是在这一点上烦恼了，不说失败，也是失意。然则今后朱天心将怎样来打开这一关呢？
文章里写的是神的示现，用的文字是神的言语。像朱天心是小孩，她写的文章是神与她游戏。但一到了是作家，就发生问题了。
今人已说习惯了文学家，但是文学家算得什么呢？
中国向来礼乐文章是士之事，士的来历是神官，文章属于太史，太史统掌士的文学与民的文学，而最重历史，记的天道与人事，由太史自己来为，天子亲征，太史抱简册以从，兵败社稷亡则死之。
文章最大是历史，因为历史是神示现于天道人事与一个民族的言语，你若不是士，不是王官，与神无关，你就不配来为，所以孔子作《春秋》，他很注意到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历史之外，诗歌属于礼乐之乐，亦由王官执掌，祭政一体的王官都有神官的味道，虽中国的不是宗教。以色列人的《列王纪》与《诗篇》都列入圣经，与此有着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