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最后签字时，英国人才被请出来当了一回橡皮图章。傲气了一辈子的丘吉尔忍气吞声憋了一肚子火：“作为大不列颠的代表，我参加了这一协定，但我和艾登都不曾参与制订这一文件。这被看作是美国的事……总之，并没有同我们协商，只要我们同意。我们就这样做了。”
酸溜溜归酸溜溜，不乐意归不乐意，丘吉尔却也只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还得满面春风地作出欣喜状去参加签字仪式——这也是实力使然。谁让你大英帝国老迈虚弱沦为二等强国了呢？
这场买卖做下来，中国人只落得这样一杯难以下咽却又不得不咽下的苦酒：1945年8月14日，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苏联海军在旅大有了一个不冻港，中长铁路权益也被苏联夺去一半。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照会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被迫承认外蒙独立。可悲的中国！可怜的中国！可叹的中国！！
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老先生闻讯，顿时老泪纵横，大恸失声。旁人不解：“抗战已得胜利，老先生何故泣耶？”这位当年因“敌未出国土前议和即汉奸”的11字提案而深得国人爱戴和敬重的爱国老人痛呼：
“外蒙呢？外蒙呢？我们抗战八年，如今胜利了，为什么却落了个割地的下场？上一次大战我们是战胜国，却要我们割青岛。如今呢，说什么中国是‘四强之一’，作为战胜国却丧失大片领土还失去这么多权益！英国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欺负中国，犹有可说，可是苏联怎么也这样损害中国利益？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国民党政府居然也同意签订！我们愧对先人哪！”
在延安的毛泽东闻听陈嘉庚痛泣外蒙之事，感慨道：“陈老先生是好样的，有骨气！”
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曾经这样解释过他当年割让外蒙的苦衷：
……战后情势的发展，竟不出我们预想之外。我们中央处于这样的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要求一时之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和约和附件。无如墨迹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毁弃，这是万万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这样一个中国，就会被俄帝囫囵的永远吞下去；而且我深信，只要我们中华民国今后能够自立自强，统一独立的时候，那我们固有的领土外蒙古，必会归还到其祖国怀抱里来。这是我对外蒙古问题最后解决的信心，是始终一贯，而没有动摇过的。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加不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蒋先生这番言语倒确是挺由衷的，很有点像李鸿章在签署《马关条约》时所发的那一番议论。卖国的骂名，谁也不敢背！
的确，要说蒋先生是痛痛快快地就把外蒙给卖了，那是冤枉。
那会儿，蒋介石也派儿子蒋经国跟斯大林争执过理论过，言来语去也还算有种，可回头一看，山姆大叔在一旁冷眼旁观，装聋作哑，底气顿时就泄了一半。加上一门心思想让老毛子保证不支持自己的对头冤家共产党，最后还是捏着鼻子硬着头皮忍气吞声认了栽。
后来外蒙要加入联合国，蒋先生本来也是横眉立目准备当回顺风好汉，趁着有常任理事国那一票否决权在手，让外蒙断了参加国际社会大家庭的念想。
没想美国总统肯尼迪冷冰冰来了句：“要那样你中华民国得准备退出联合国，而我们美国却无法准备退出联合国。”一句话，就把“中华民国”吓得变了脸色，把那一张否决票换成了弃权票。说来说去，还是骨子里含钙量低了点儿。甲午那会儿李鸿章是战败求和，你蒋先生呢？可怜的蒋介石给毛泽东扔下了一个可怜的中国。比中国更可怜的国家是朝鲜。朝鲜在1910年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就跌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成为牛马不如的亡国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整个就是日本的一座军营和战略基地，大批的朝鲜青年被送上战场为日本帝国充当炮灰。如今，鬼子眼瞅着就要被打垮了，朝鲜该有指望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吧？可是不！1943年12月，他们确实得到过令人鼓舞的消息——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宣布：“三大国珍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恰当的时间内使朝鲜自由独立。”可如果他们能听到美苏首脑在雅尔塔秘密交易中的悄悄话，他们将被兜头浇上一盆凉水。在雅尔塔会议讨论战后托管朝鲜的可能性时，罗斯福宣布：日本战败后，“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他认为朝鲜做好实现独立的准备，需要20年到30年的时间。而斯大林呢，竟然莫名其妙地也同意了罗斯福的主张。不过，此时此刻，他们并没有商定托管的具体事项。因为他们谁都没有估计到，战争会那么快结束。这时的朝鲜，还是三巨头手上的筹码，还得等着他们最后决定把这个筹码向哪里抛。
雅尔塔会议6个月后的8月6日，一朵蘑菇云在日本广岛升起。两天后，苏联红军百万大军出兵中国东北，横扫作为日本战略总预备队的百万关东军。8月15日，日本天皇诏告投降。
突如其来的战争结局，不仅让日本人张皇失措不知所以，盟国也一时错愕惶惑手忙脚乱。战争在意外的时间以意外的方式结束，使国际力量间的平衡不可避免被打破和重新组合，雅尔塔的分配格局必然出现交叉、重叠或空白，并由此滋生出新的矛盾。而此时盟国间的这种新的利益矛盾，又极易酿成新的冲突，以致出现极为复杂的政治局面。
何况就是雅尔塔秘密交易本身，也仅仅是战略蓝图，还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呢！
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大形势下，朝鲜，注定要成为各怀鬼胎的大国交易中的牺牲品。
朝鲜确实成为了牺牲品。
美国人先设了一个局，又变了一个局。
按罗斯福总统为美利坚合众国设计的蓝图，是想把攻占朝鲜的战役连同可能遭受的巨大伤亡一起交由苏联承担，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所以根本未做近期内在朝鲜登陆的准备。尽管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曾设想过美苏共同占领朝鲜并拟定过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可那会儿还没啥底气的美国人，根本就没好意思（或许是不敢？）向苏方提出来。
然而现在不同了。
由于战争即将顺利结束，苏联红军完全可以迅速占领朝鲜全境，而无须付出任何伤亡的代价。事实上，由于中国东北与朝鲜仅有一江之隔，8月10日，在中国东北进展神速的苏军已经进入朝鲜半岛，并向南疾速推进。
此时此刻，美国距离朝鲜最近的地面部队也还在1000多公里外的冲绳呢。而无论是雅尔塔会议还是波茨坦会议，都没有正式划定双方部队的进止线——谁会想到这么快就得面对朝鲜由谁来占领的问题？
现如今，美国人满脑袋的心思就是：如果让苏军一推到底，那斯大林便宜不是占大了吗？
倘如此，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何在？
措手不及的哈里·杜鲁门总统要求马歇尔赶紧拿出应对方案。
同样措手不及的马歇尔只好转身盯上了手下的参谋人员，要求他们在30分钟内做出一个临时军事分界线的方案来。
匆忙之中，马歇尔手下一名叫迪安·腊斯克的年轻上校，也像当年斯大林和丘吉尔在笑谈之间达成交易一样，简单、轻松、随意、洒脱地在地图上朝鲜半岛的蜂腰部划了一条线，建议美国政府向苏联提出，以该线作为美苏双方军队的分界线。
令腊斯克这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感到意外的是：自己的上司和苏联人眼皮都没眨一下就都非常痛快地接受了这条线。苏联人还撤回了已越过了这条线的苏军部队。看看，就这么简单、轻松、随意、洒脱的一划，就注定了一个统一的民族统一的国家要饱尝骨肉分离和战火侵掠的命运。直到今天，她都还在分离的状态下企盼统一。这大概是腊斯克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这就是北纬三十八度线，简称“三八线”。苏联人认了这个局。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正式发布命令：三八线以南的日军由美军受降，三八线以北的日军由苏军受降。9月7日，麦克阿瑟还广播了一条布告，声称：“对朝鲜北纬38度线以南地区以及该地区的居民的一切政府权力，目前暂由本人行使。”
1945年9月8日和9日，美国第八集团军分别在仁川和釜山登陆，占领朝鲜南部。
一位叫约翰·托兰的美国人评论说，这是条“刻板的纬度线，是任意武断的，有悖于‘自然’的国界”。的确，这条人为的分界线完全不以自然的分水岭和河流划分，实在很荒谬。分界线将朝鲜人为地分为两半，南部的美占区占据43%的土地面积和60%的人口，而北部的苏占区占据57%的土地面积和40%的人口。
美苏两国都在各自的占领区按各自的意识形态扶植各自属意的政权。美国扶植的政权称为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
李承晚当上总统本身就颇富戏剧性。
李承晚1875年4月26日生于朝鲜黄海道平山一个士绅的家庭，进过教会学校。据称他在1896～1904年间蹲过日本人的监狱，出狱后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读，获博士学位。日本吞并朝鲜后，他参加过爱国民族运动，1919年4月，被选为流亡中国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不久又任临时大总统。不过，这个自封的朝鲜临时政府只是一些反日的独立运动的政治团体，内部派系纷争严重，相互倾轧，成员更迭也很频繁。因此，从其成立一直到日寇投降的26年间，除了在1921年为孙中山的护法政府承认过，其后虽多次向中、英、美、苏等政府交涉，却从未得到过承认。就连与其联系最紧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也从未公开承认过它。李承晚本人也是一直到1920年才到上海就职，次年即返美。又因他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请愿，要求“国际联盟”托管朝鲜而受到民族运动内部的谴责，1925年被弹劾下台。从此他流亡美国，过着郁郁不得志的寓公生活。美国人压根儿也没把他当个人物，对他自封的各种头衔也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杜鲁门甚至还在1945年6月指示国务院，拒绝承认所谓“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及其他任何组织，并称如果支持这个政府，会“背离朝鲜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政体和政府成员的原则”。
日本投降后，由于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正式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自行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