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总结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权的历史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纯洁性，要始终紧紧依靠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始终把体现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执政的绩效能够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充分显现，广大群众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的实现、维护和发展，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踏踏实实执政为民的。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坚决反对和根治各种腐败和特权，打破既得利益格局，铲除既得利益集团，始终保持党的本色，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永远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法宝。
第三节 “一党独大”执政党下台根源探究
追求长期执政、长期保持良好的党群关系，这是所有执政党的共同愿望。然而，从各国政党执政的实践来看，执政越久，难度越大，处理不当，各种问题会产生累积性效应，最终导致危机或下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以“一党独大”为特点的执政党相继丧失长期执政地位，发生了结构性剧变。除了苏东共产党解体外，先后有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一批执掌本国政权达几十年的老党大党纷纷下野。这些政党长期把持政权，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没有别的政党能够与其竞争。它们建立起来的“一党独大”的政体曾经在世界政治体制中引人注目，苏共取得的巨大成就、革命制度党实现的墨西哥经济奇迹、印度国大党缔造出的发展中国家最稳定的民主、印尼专业集团主导的东亚发展模式，也一度曾是世人争相称道的政治发展模式。时过境迁，20世纪末这些老党大党执政都达到自己的执政“大限”，在一定的时期内不得不接受在野党的角色和身份，失掉昔日风光。它们之中，有的经过重新整合再显活力，如印度国大党在2012年人民院大选中，击败竞争对手，再次上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时隔12年的2012年大选获胜，东山再起。有的政党如日本自民党和印尼专业集团在漫长的转型和嬗变中起起伏伏。有的如苏共只能接受长期下台的境遇。总结和反思这些政党曾经经历过的那段较长时期的执政实践，给后来的执政者们对其执政以及党的建设留下许多思考的空间。
一、“自我膨胀”走向“功能异化”
20世纪末衰落的这些老党大党，在执政实践方面，基本的模式是通过强大的政治权威压力实现国内稳定并领导国家进行建设。这种模式一方面在许多国家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时也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建立起了严密封闭的垄断性等级组织体系，缺乏有效监督，进而促成了政党自身利益的膨胀并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走向自我为中心。最后甚至被某一利益集团所控制或堕落为数个利益集团的集合体，不能自拔，严重阻碍了执政党基本功能的履行，这是这些政党衰落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基本根源。
“一党独大”由于先天不足和体制缺陷，几乎都会由“自我膨胀”走向“功能异化”。政党本来是代表人民履行民主权利、参与国家管理、监督国家活动的政治组织，是群众与公共权力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是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进行表达与整合的有效途径。政党广泛的利益不通过一定组织的代表是无法得到有效表达的。在政党政治的体系中，哪个政党能最大化地履行政党的功能：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它所获得的执政地位就能得到认可，它所掌握的政权才会得到群众最大的认同。在多党制的条件下，群众与公共权力之间的沟通可以通过不同的政党来完成，多党竞争的压力能够促使各政党内部形成有效的民意反映机制。执政党如果长期不能很好发挥联系群众与公共权力的桥梁作用，就会被其他能够履行利益表达与整合功能的在野党所替代。多党制的政党体制这种能够进行新陈代谢的特点起到了督促政党履行利益整合与表达功能的作用。但是，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一个政党担负起群众与公共权力之间联系和沟通的几乎全部职责，执政党往往要承担更大份额的义务。执政党若能够承担起联系沟通群众与公共权力的全部任务，那么民主政治的运作是正常的；但是保守、封闭的政党组织结构在一党长期独霸政坛的条件下，由于不存在较强的监督和制约，因而很可能形成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就会使群众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执政党体现，或者只能得到一小部分的体现，这样，其他部分就会寻求别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逐渐会与执政党离心离德。但是，假如一个政党真的把绝大部分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都纳入自己的范围，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来协调这些众多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处理不好，执政党很可能或者因为顾此失彼而面临矛盾，或者因为无法调和各方面的利益而造成党内分裂。这就是造成“老大党”和群众沟通中的两难境地。
在老党大党掌权的国家，执政党既不和其他政党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力，也不轮流执政。执政党不必特别顾忌反对党别有用心的指责，不用斤斤计较选票的流失，甚至在进行意识形态调整、改变纲领和政策时也不必担心被别的政党抢了旗帜。但是，这类政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在一党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可能使执政党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异化”，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党可以使用行政手段，对群众造成压力，可能导致政党与群众沟通渠道的堵塞等等。所有这些在竞争型政党体制中不太大的问题，在一党优势条件下就都凸现出来了。公共权力天生就有脱离群众的倾向，因此当这些老党大党获得公共权力时，仅仅依靠自身的自觉性来保持与公共权力的距离，来防止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来防止党的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来防止执政党因与公共权力结合而断了与群众联系的渠道，来避免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来实现自我约束、自我净化和自我创新，这显然是很难实现的。
二、“一党独大”形成“既得利益”
无论是西方学者的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都认为政党仅仅是一种实现它所代表的集团、群体和阶级的利益的工具。从实践方面看，人们建立政党的初衷也主要是将政党看作是推进、实现共同目标和利益的工具，但是政党一经建立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开始运作后，在一定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下，一些政党往往会产生专属于政党自身而排斥其他任何社会集团、群体或阶级的特殊利益。
政党是由具有相同利益和目标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团体，因此政党的每个成员都有扩大本党利益的倾向。当一党长期把持国家政权，一个稳定的执政群体与国家政权长时间结合，执政党控制的权力机构行政部门将会非常强大并且难以受到有效的外部制约；执政党的组织和执政骨干将会逐渐地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全方位的政治垄断。同时，老党大党为了独占它所控制的各种资源，在政党组织结构方面日益表现出封闭保守。这种政治上和权力方面的垄断就成为内部形形色色既得利益集团产生的温床，并且出现不断膨胀的趋势。长此以往，执政党逐渐地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蜕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谋取更多利益的工具。任何一种政治系统都因其履行的特定功能而得以生存，当系统无法再履行该功能而又找不到进行自身转变的出路时，这套体系也就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在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之下的这些政党，政党代表和整合社会利益的基本功能由于受到既得利益的侵蚀而发生蜕变，发展下去都出现了腐败盛行、政务废弛、党内纷争的现象。日本自民党因党派分裂而下野，照搬英国议会民主制的印度国大党也同样四分五裂。回顾苏联共产党、日本自民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以及印尼专业集团等几个党垮台的历程，没有一个不是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侵蚀而引发了政党功能的退化，无法承担起联系公共权力和群众的桥梁作用，最终在群众的选择和政治竞争中被淘汰。苏联时期党政领导人奢侈的生活以及在俄罗斯成立后出现的巨型财阀，为控制日本自民党而由财团组成类似“维新会”的组织，塞迪略统治下的墨西哥军队走私集团，臭名昭著的印尼苏哈托家族，这些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是得益于执政党长期的庇护而成长起来的社会毒瘤。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旦在长期稳定的社会里滋生出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将极大地增加改革的阻力，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以国大党为例。印度建国初，国大党把实现民族独立、推动印度发展作为本党的基本目标，走一条东西方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实行国有化，建立福利国家。国大党的建国方针反映了当时印度人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国大党成功的领导印度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树立起了强大的威信。因此，国大党在印度建国以后的最初三届大选中占有议会的席位分别是74.5%、74.5%和72.9%。然而，该党在其执政期间制定的许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政策，如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实施土地改革以及充分就业和消除贫困等政策主张，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由于印度推行国家主导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诱导、干预和控制，从而使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国家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客观上形成了“权钱交易”的基础，受到国大党庇护的各级官吏却借国有化的机会中饱私囊。国大党后来基本上被以尼赫鲁家族为首的新兴工业企业家和大农场主所控制。到20世纪60年代末，印度的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国有化为标志的“中间道路”再也无力推动印度社会发展。然而英·甘地为了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与正统派的地位却坚持过时的政治主张，拒绝改革。她甚至不惜使用紧急状态的方式来打压主张变革的异己。英·甘地的措施助长了国大党内部的僵化、官僚主义和腐败。1996年，哈瓦拉案曝光后，连一直以来被誉为“像甘地那样的苦行僧式的领导人”的拉奥总理，也因参与了军火走私集团的活动并收受贿赂而下台。群众日益对国大党感到失望，在1998年的大选中，国大党不但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还失去了国会中第一大党的位置。
苏联、日本、印度、墨西哥以及印尼等国家在20世纪一党长期执政期间的政治改革历史表明，它们推出的改革方案无论有多大的决心，多大的力度，在实际操作中只能对原有政党体制修修补补，而难以改革封闭式的政党组织结构，难以从源头上限制和根除既得利益集团。它们始终在寻求以改革摆脱困境与维持现状稳定的两难选择中徘徊，直到有朝一日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
三、“专权与腐败”终致“党将不党”
在20世纪上半叶，广大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取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了维护本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与要求，许多国家后来的这些老党大党高举了实现民族独立的大旗，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政治组织，也是唯一有能力领导本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他们新国家建立的初期，所面对的国内环境十分紧迫，整个国家面临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要求变革的压力；经济发展、社会动员、民族融合、社会福利等等，这些任务同时被提上议事日程。政党要实现所有的这些目标、克服这些困难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要先实现政治局势的稳定。这客观上就要求政党领导并建立起一个“一党独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并得到人民的支持。在印尼，针对社会被党派的纷争所困扰，社会秩序动荡，经济发展裹足不前这些时弊，苏加诺提出了废除政党、建立专业集团的构想。此后，苏哈托将这一政治设想付诸实施，建立了完全垄断国家政权的印尼专业集团。在印度，尼赫鲁1951年迫使197个政党合并缩减的措施也得到了全国的拥护。在日本，自民党顶着美国军事占领的压力，将三权分立的典型美国政体改造成为更有东方色彩的以自民党为核心的“五五体制”。
但是在“一党独大”的体制下，专权与腐败成为这些老党大党难逃的宿命。“一党独大”长期执政后，首先是“集权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公共权力受政党的控制越来越强，体现政党意志越来越明显。不是政党反映国家意志，而是政党缔造国家，国家是政党的工具。政府的行动只有反映了执政党的意志才是合法的，执政党是合法性的根基。政党成为政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通过加入政党而期望在官僚体系做到高位而获得好处的官僚在获得权力之后，为了免于丢失职位、保护小团体的利益就力图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党内官僚队伍建立起来，并且越扩越大。它们不但有了自己的目的，而且内部形成了个体对组织的依赖。党内官僚层形成后，领袖便利用它来压制不同意见。与此同时，官僚层内部形成了派别内的忠诚、友谊和价值观。长期的执政经历不但让体制内的强势人物、家族和集团控制了国家的大量经济资源，而且还培养了执政党的特权意识与优越感，这使得它们常常不惜牺牲广泛的需要而提出特定的要求，顾及自身的短期利益而不是群众的长期利益，试图代表广大范围的成员的意识遭到了严重的阻碍。许多公民的利益就这样被忽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