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现代高素质和“有产者”身份的工人阶级正在壮大。发展市场经济以来，中国工人阶级整体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白领”阶层的不断扩大，富裕工人、有产劳动者正在迅速壮大。据估计，我国白领阶层人数目前已经超过蓝领阶层。这种变化表明，工人阶级知识化、有产化的进程明显加快，知识分子正逐渐成为工人阶级中代表先进生产力、占主流和主导地位的部分。到现在，仍然有不少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不能成为“有产者”，甚至把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当作是主要保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这是不对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只是私有经济的两种具体形式，不是私有财产的全部。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的实质是承认和保护全体中国公民的个人财产，是承认、允许和鼓励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成为共同富裕的“有产者”，这应当是现阶段我们法律建设和制度建设的一个根本性目标。以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中国公民的财产，既包含属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具体形式，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还包括公民或私人的生活资料和各种资产，例如私有房产、汽车、家电、私人投资、金融资产等。社会主义制度要得到巩固和发展，就要在改革中把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培育成利益主体，要使“无产者”成为“有产者”。随着工人阶级的“有产化”，他们的基本素质和现代意识不断增强，结构更加优化，素质更加提高，驾驭现代科学技术、把握先进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能力也将增强。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观念，市场观念，竞争意识，自主自强的意识也将同步提高。总体上看，工人阶级队伍的分化是一种经济上、职业上的分化，而不是政治上的分化。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区别主要依据和表现为职业、岗位、劳动关系、经济收入等此类方面的差别，而在政治权利和法律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工人阶级内部的无论哪一个阶层或成员，他们都同样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但是，工人阶级的变化又是全面和深刻的。在价值观方面普通工人群众更倾向于世俗化、平民化、去政治化。
工人阶级的变化对党群关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具有积极影响。首先，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素质的提高，增强了其社会主导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的发挥，尤其是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其科学文化和技术水平，转变不合时宜的传统观念，培养现代意识，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其阶级先进性。工人阶级阶层的分化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推动生产力和社会政治、文化的进步。其次，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实质就是从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力对人力资源的强制束缚，转变到根据市场需要对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也就是作为生产力第一要素的人的解放，从而促进了社会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形成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阶级队伍和劳动者大军，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再次，多元化的劳动关系和分配方式，改变了过去因资源和利益集中于国有单位，在利益问题上容易导致“共振”的被动局面。利益的分散与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最后，工人阶级素质的全面提高，特别是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现代意识的增强，造就了众多的利益主体，形成各阶层的独立意识及利益诉求。这些变化不仅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政治民主化，更有利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现代化。一方面具有不利影响，主要是：第一，阶层分化和利益冲突的加剧，可能导致内部矛盾的复杂和尖锐，从而降低阶级内部的凝聚力，影响内部团结，削弱战斗力。第二，贫富差距的拉大，贫困群体的扩大，尤其是因权力、行业垄断、特殊地位和政策产生的分配不公、权钱交易，会导致社会公正和法治秩序遭到侵蚀，败坏党和政府形象，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稳定，也妨碍劳动积极性的发挥。第三，价值观的多元化，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在社会保障和民主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广大工人群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容易造成阶级主体意识、理想信念的下降和衰退，而雇佣意识、小团体观念、个人利己主义、小农思想则会增强，从而影响工人阶级先进性的评价及其领导阶级作用的发挥。第四，工人队伍向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的发展，给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课题。
在工人阶级队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应当如何看待。一是高科技和智力劳动迅猛发展的当今时代，与传统产业相联系的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二是作为工人阶级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已不存在，工人阶级越来越成为一个宽泛的劳动群体概念，中国共产党还要不要强调阶级基础？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方式和劳动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者处于受雇地位，工人阶级还是不是领导阶级？
首先，工人阶级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社会群体，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阶级，这是它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不能把工人阶级的形象定格在19世纪，也不能定格在20世纪，而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最根本地体现在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当今时代，所谓先进生产力，是指以现代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为龙头，带动经济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在中国，与这样的生产力直接联系的劳动者恰恰是工人阶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他们有知识、懂技术、会管理，与高科技的研究开发，与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以及高科技企业的管理相联系，掌握着科技、经济发展的走向，理所当然地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尽管大多数工人阶级与传统产业相联系，但是这些产业正在受到现代科技的渗透、改造和提升，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传统产业了，而是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方向有机衔接在一起。因此，在当今中国，工人阶级和其先锋队共产党，始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其次，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作为工人阶级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在中国也不存在了，工人阶级越来越成为一个宽泛的劳动群体概念，但是，并不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发生变化，强调自己的阶级基础也并非多余。因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只是表明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阶级不存在了，并不表明作为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也不存在了。相反，工人阶级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继续发挥着它的历史作用，并通过其政党带领全体人民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在这一整个历史时期，工人阶级始终是党的阶级基础。现阶段，工人阶级的队伍正随着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而急剧增加，它不但构成中国建设和改革的最强大的动力，而且构成维护社会团结稳定的强大而集中的社会力量。
最后，发展市场经济，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来实现优化配置，劳动力作为一种主要的生产要素，也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但是，这并不表明劳动者成了雇佣奴隶，工人阶级不再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了。因为，从大的方面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变，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没有变。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整体上占有并支配生产资料，并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实施对国家的政治领导，这些都没有根本的变化。从市场经济微观运作考察，工人阶级的劳动力用于交换，只不过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这是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出卖劳动力。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以后，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了，经济上是“有产者”了，政治上是掌权的“主人翁”了。在私营企业中，确实存在着雇佣关系，但是私营企业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大环境之中，必须接受国家法律的约束；这些企业中的职工是以国家主人的身份在其中劳动和工作的，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二）农民阶级和工农联盟的变化
在新的历史时期，经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农民阶级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民在生产、经营和分配方面有了自主权；农民个人占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农民队伍从起初的向林、牧、副、渔在内的大农业转移，逐渐向非农业的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现阶段中国农民阶级的构成大致为：第一，从事农业生产（包括种植业、养殖业）的劳动者阶层，这是农民阶级的主体部分。第二，亦农亦工的阶层，即“农民工”，这部分人大部分时间在乡镇的或城市的企业做工，但又保留土地、兼顾农业。此外，还存在一小部分农村个体劳动者和农村专业户。目前，中国农村的变革仍在继续之中，一部分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界限已经是有些模糊。
在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群众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执政基础。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现阶段，随着国内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农民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工农联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需要执政党认真对待。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也是“三农”工作的永恒主题。农业丰，则基础牢；农民富，则国家强；农村稳，则社会安。这几年农民增收出现大的转机，但是仍未走出“低谷”，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过大。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要始终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然而近些年来，农民收入增长一直面临严峻的困难，成为制约整个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一大障碍，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被作为全局性的问题受到各方关注。应当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农民收入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复杂的动态变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农民收入超常规快速增长。在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制度的变革，大大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得到迅速增长，农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第二阶段，1985~1990年，农民收入在波动中缓慢增长。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没有得到大的提高，生产能力释放之后就处于徘徊状态；二是由于市场原因，造成的农业生产要素价格逐年攀升；三是改革滞后导致的非农产业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第三阶段，1991~1996年农民收入反弹回升。在此期间，政府部门连续两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加上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因此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第四阶段，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了旷日持久的缓慢增长阶段，一直到2004年才出现较大转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从第四阶段突现出来了。从整体上看，自从1978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农村人均现金收入，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要小得多。因此，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呈上升态势。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同时期、不同年份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比如，城市通过土地、人才、资金、农产品增值向农村“抽水”。再比如，根据近些年的调查，全国共有数以万计的开发区，占用了农民大量的土地。在市场方面，农产品增值相当一部分落不到农民身上。中央对农村的各种补贴在有的地方也被层层截流。
农民增收困难，既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从农村自身来看，主要原因是：第一，农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水平不高，不适应市场日益多样化、优质化和精细化的需求；第二，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不适应农民多渠道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的需要；第三，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不适应市场竞争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从农业农村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来看，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就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不协调。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没能随农业占GDP比重的下降而同步下降，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效益低下。这是农民增收困难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因。二是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协调。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近几年中国城镇化速度有所加快，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这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产品需求的扩大，严重制约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业效益的提高。三是资源和国民收入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协调。受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农业、农村和农民在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外流严重。客观地看，今后几年持续实现高速增长还有一定难度。因为，农民依靠农业增收的空间有限，农业增产有限，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受限。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有限。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主要的是要努力扩大农民就业。尽管农业内部的“容人之量”还大有潜力可挖，但短时期内难有大的拓展，农民增收需要靠工资性收入的大幅增长。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增长幅度不大，增收主要靠增加外出务工人数。因此，基本上只能保持稳步小幅上升趋势。中央大幅度增加财政补贴的力度有限。在更多地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农村、让公共财政的支出惠及农民方面，国家将承担责任并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国家财政不可能也无力全部承担起新农村建设的大量投入。由此可见，农民收入增长依然处于“爬坡”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只能逐步缩小。促进农民增收，既要立足当前采取见效快的具体措施，又要着眼长远寻求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建立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