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庭长穿戴好后，咳嗽了几声，二话没说拿起卷宗就和赵法警坐在了四面透风的机动三轮车上，消失在漫天风雪中。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眼睛有点模糊了，他们那种执著的、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感染了我。
一、扛米北上
1989年12月13日上午，瑟瑟的北风依然席卷着江南大地，法院一楼的办公室还是那么阴冷潮湿、寒气逼人。十点多钟，头发花白的姜庭长来到了我的面前：“快回家收拾东西，下午三点的火车去河北桃县！”
这么急？才十几个月大的儿子怎么办？我有点不知所措。
带儿子的保姆因病在前几天刚回去，现在临时找一位婆婆带着，上班前送去，下班后接回来。这次出差要处理三个案件，最快也要十天半月。年底是法院最忙的时候，我的律师丈夫也整天忙着出庭，我这一走，他一个大男人既要忙工作又要带孩子，能行吗？孩子还太小，怎能长时间离开我？
我心里明白，要不是案件情况紧急，要不是年底工作忙实在抽不出人手，庭长不会派我出这趟差，而且是我这个经济庭的书记员与执行庭的林庭长和赵法警一起出差。
这次的三个案件是同一原告，被告全部在河北桃县，都是欠原告的染缸货款。其中两件是去年被告拒不到庭的情况下，我院法官赶赴河北，在被告厂里调解结案的。在调解后的一年多来，被告分文未付，原告业务员多次不远千里上门要求被告按照调解协议付款，可厂门都进不去。就在两个月前，林庭长带着书记员与原告厂长亲赴河北，仅执行到1?900元。另一被告却扬言：要是再来，打断你们的腿！被告气焰很是嚣张。
为了节约原告去河北的开支，今天上午又一并受理了原告另一起案件，听说被告早已杳无音讯。
在这年底急需付工人工资的关键时刻原告收不到一分钱，原告厂长怎能不急？
我别无选择，只能把儿子交给丈夫了。
电话告诉了丈夫，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背起包就直奔孩子而去。
推开婆婆家的门，我将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亲吻着他的小脸蛋，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
我的突然到来，使儿子高兴得搂着我的脖子不放，他“妈妈”“妈妈”叫个不停。亲热过后儿子转身向婆婆挥挥小手说：“婆婆再见！”然后就急着要我抱他回家。
儿子根本没有发现我的情绪变化，误以为我是来领他回家了。我告诉他：妈妈还要上班，还不能回家。这下他不干了，哭着闹着要回家。他这一哭，把我本来就愧疚柔软的心更是哭碎了。我一边哄着他，一边给他讲：“妈妈要上班才能买好吃的……”
他根本不予理睬，就是要回家！
该是去火车站的时候了。可儿子还是哭着搂住我的脖子不放。我的眼睛模糊了，哪怕多待一分钟也好呀！
时间提醒我不能再停留，我只能狠心地把儿子往婆婆怀里一放，对她说：“婆婆，辛苦你了！”
顷刻间，儿子用力扭动着身体、张开双臂，声嘶力竭地叫着“妈妈……妈妈……”哭喊着向我扑来。
我的泪水潸然而下，冲出了婆婆家的大门，不敢回头，一口气朝楼下跑去，把儿子的哭叫声甩在了身后。
我急急地赶到常州火车站，刚站定就远远看见穿着和我一样棉大衣、戴着棉帽子的林庭长与穿着棕色仿皮夹克衫的赵法警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朝车站大门走来。
林庭长四十岁刚出头，浓眉圆眼，饱满的脸上络腮胡子密密麻麻，一米七的个子显得很壮实。他是部队营级干部，1982年转业到法院。
赵法警三十岁左右，也是复员军人。他的个子与林庭长差不多，但人明显瘦小。
年底这么忙的时候，执行庭长放下庭里的工作，亲自带队北上，足见对案件的重视。他们两人还各自带了一支防身手枪。赵法警在拿行李的时候，枪壳几次从他的夹克衫下端露出，都被他及时藏好。
没多久，车站广场上原告单位的两位科长摇摇晃晃地在人群中出现了，他俩抬着一包很重的行李，吃力地朝我们走来，另一位供销员提着几个行李大包紧随其后。
来到跟前才知道是一袋上百斤重的大米。看着气喘吁吁的两位科长，我有点纳闷，出差还带这些米干吗呢？是送人还是自己吃？虽说我们现在每月的口粮还是按计划发放粮票，可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已不紧张，我们完全可以买到定粮以外的“黑市米”了，无非是贵一点而已。
好奇心驱使我问那三十多岁长得挺结实的矮个子刘科长，他瞪着大大的眼睛与林庭长对视了一下，神秘兮兮地笑而不答。与其完全不同的是财务科长钱家福，一米八的个头，皮肤白皙，文质彬彬，言语不多，像是个文弱书生。他们三人中，就薛民涛年龄最大，四十五岁左右，四方脸，胖墩墩的身材，沉默寡言，显得心事重重。因为河北桃县几十万元的欠款都是他的客户，合同均由他签订。厂长可没少批评他，这次厂长已下了决心，要是收款再不理想，影响了年底工人的工资，那么，他这个供销员是否还能继续留在厂里，就很难说了。
没多久，开始检票了，本来就不大的车站里一片混乱，人潮像是决堤的河水，向检票口涌去。这就苦了一高一矮的两位科长，他们两人双手抓着米袋，被汹涌的人流挤得左摆右晃难以前行。我们几个人背着行李经过一番艰难的挣扎才通过了检票口，可他们两个却还在拥挤的人流中。
终于看到他们涨红了脸歪歪扭扭地拥出了检票口。
火车徐徐开来，刚有点平静的站台上又一次忙乱了起来。大家都拎着大包小包拼命地往车上挤。按理说我们是卧铺车厢，人人都有铺位，用不着这样拼命，可大家你拥我挤各不相让。眼看着两位科长又被人挤得上不去，这车厢门实在太窄、台阶实在太高，要是上不来怎么办？直到最后，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挤上了车厢。刚上车，火车就缓缓地在轨道上滑行了。
真是好险！我为他们急得心怦怦直跳。找到铺位，安顿好这袋大米，他俩的神情似乎是刚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似的，头上冒着热气在微笑着。真是不可思议！
在我们全神贯注于这袋大米的时候，火车已悄然离开了常州站，向我们的目的地驶去。
火车在原野上奔驰了将近一天一夜，到第二天中午，我们在河北沧州换乘了长途汽车奔向桃县。一路上最辛苦的就数扛着这袋大米的两位科长，下火车，上汽车，他们像宝贝似的伺候着它。
我们换乘的长途汽车在高高低低的华北平原上行驶着，公路旁稀疏的白杨树挺着光溜溜的腰杆在静静地向我们车身后移去，光秃秃的一望无边的黄土地，显得那样的寂静。看着这空旷的几乎可以用荒凉来形容的原野，我突然觉得，这里没有村庄、没有工厂，到这样的地方来办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太阳悄悄地向西边的地平线靠近，极目之处的晚霞映衬着空旷的原野更加静谧、更加莫测。
“前面就是桃县县城了。”突然，刘科长朝着窗外遥指着前方嚷嚷着。
顺着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在茫茫原野的中央出现了星星点点的房子，好像是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在安静地等待着我们的到来。
汽车在城南百余米外的路边土场上停了下来，场边是两间简陋的土坯矮房子，车站周围还是看久了的黄土地。走出车外，寒风吹来，真的好冷！脚本来就冻得有点麻木，这时我趔趄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打着哆嗦。
放眼看去，暮色苍茫中，北面百米外高低参差的矮平房大都是用土墙垒起，灰蒙蒙的一片，只有那家家户户房顶上的袅袅炊烟，在这严寒中有几分活力，但也增添了几分神秘。
城里空荡荡的看不到行人。街不像街，路也不像路，街道两旁看不到商店，也看不到几间瓦房，没有一点绿色，更没有路灯，街道的土墙上随处可见张贴的花花绿绿的海报，显得乱七八糟。
这就是县城？说是小镇都有点夸大。尽管来之前我有思想准备，但现在看到如此情景，还是有点惊讶，还有十几天就要进入90年代了，这里居然还是这般模样。
薛民涛边走边介绍说：“我们住的招待所，是这里最好的旅店。”
我们拎着行李在这狭窄的街道上由东向西走着，两位科长扛着沉甸甸的大米紧随其后吃力地走走停停。到了招待所门前，这才知道，坐落在十字路口的招待所的确是这附近唯一的一幢二层平顶楼房。它坐北朝南，门前依然是坑洼不平的黄土街道，南北是一条窄窄的巷子，东边与北边到处可见用黄泥巴垒起的大同小异的土坯房民居，南边沿街一排矮房子后面是一片原野，斜对面十字街口的百货公司也不过是几间低矮的平房，招待所向西二三十米处就是天地相连的黄土地了。我不得不承认，这四五间朝南的用水泥粉刷的灰乎乎的招待所在这县城“最繁华”的地段的确是鹤立鸡群了。
一进屋，一股浓浓的热乎乎的怪味扑鼻而来，我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一盏光秃秃吊在半空中的灯泡发出昏暗的光，一楼的厨房和餐厅很是冷清，地上乌黑油亮，桌椅黝黑破旧。沿着西墙而上到二楼客房，对着楼梯口放着一张旧桌子，算是服务台。中间是黑黑的走廊，南北才是房间。中间有一个男女共用的卫生间，南房间有四张床位，我住的北房间是三张简易的木板床，一张课桌似的台子下面是两只脸盆。刘科长突然瞪着他的大圆眼，嬉皮笑脸地告诉我们：“这盆千万不能用来洗脸，早有人晚上把它当小便盆了。”
我不寒而栗！看着用水泥粉刷而成的灰蒙蒙、空荡荡的房间，不免觉得有点冰凉凄惨的感觉。突然，我看到这房间的北墙木窗户上方有一根脏兮兮的绳子一直牵到了南墙门框上方的钉子上，我想：这可是世界上最原始的衣柜了。看着这一切，我提醒自己，必须适应这里的环境，别无选择！
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我们一路奔波，从昨天到现在早饿坏了。放下行李就下楼吃晚饭。
我们的到来，使这个冷清清的食堂一下子增添了活力。没多久，馒头、窝窝头、生大葱、辣酱，还有每人一碗清汤端了上来。
这饭桌上长长的生大葱和辣酱，那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我拿了一个馒头，慢慢地啃了起来。
怎么不来碗米饭呢？我寻思着。
林庭长看到我的样子，笑眯眯地说：“多吃点，看你瘦的，饿坏了回去我怎么向领导交代？向你儿子交代？”
他这么一说，饭桌上的话题就多了，气氛也就活跃了起来。
这时，刘科长突然冲着我“哈哈哈”地大笑了起来，同时从身上拿出一袋我们常州的萝卜干往台上一甩。这一潇洒的举动，顿使我眼前一亮。这萝卜干在家乡是见惯的东西，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好吃的，可在此时此刻，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刘科长一边笑还一边邀功，要不是来之前他预先打电话，就这样的晚饭也吃不上。
我恍然大悟，这旅店里除了我们没有其他人，而且这里没有大米，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我们在家时每天必吃的米饭。
怪不得他们要扛着大米出差呢，原来他们每次来都是这样！
“你以为我们傻啊！现在你明白了吧！为什么要扛米来？不就是考虑你吃不惯？”刘科长神采飞扬，“明天我们就去买煤油炉，到中午就可以吃到大米饭了。”
对于从小吃米饭长大的我来说，要是哪天不吃米饭，即使其他东西吃得再多，心里也觉得那天就是没吃饭，肚子里总是觉得空空的。他们千里迢迢如此艰难地扛一袋大米来，真是难为他们了。
面对他的取笑，我嘴上却不愿示弱：“大男人自己吃不惯还要顶着我们法官的名义，我们哪有这样娇气？如果是专为我准备的，好！今后你们可不许吃！”我这么一说，坏了，炸开锅了。
他们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着笑着，说哪能行，怎能忍心看着美女法官孤孤单单？不管怎样也要陪我一起吃……
说着、说着，大葱裹着窝窝头的一顿晚饭，就这样在向往明天的大米饭中轻松愉快地吃完了。
二、出师不利
第二天早晨，寒风刺骨，太阳挂在天上，感觉不到暖气。我们租了两辆三轮车，前往桃县北化振兴染厂送达起诉材料并进行诉讼保全。
我们坐在四面透风的三轮车上，向着原野深处驶去。虽然穿了棉大衣，戴了从未戴过的棉帽子，可在这起码零下八九度的环境下，没多久，我就冻得浑身冰凉，鼻子也冻得红红的，冷风吸进鼻子里酸酸的直冲到脑门，冻的头也疼，人也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林庭长和赵法警，他们也和我一样尽量把头缩在衣领里。我们这副模样，要不是棉帽上鲜红的国徽与肩膀上扛着的天平，还真有点像电影里地道的北方人上街赶集的样子。大家相互看看都禁不住笑了起来。
经过几十分钟寒风的吹拂与颠簸，桃县北化振兴染厂到了。下车时，我的脚已冻得麻木，好半天才迈得开步。
来到厂门前，看到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厂门上静静地挂着一把大铁锁，通过厂门往里看，枯枝败叶，杂乱无章，一片荒凉，厂里空无一人。当地群众说，这厂已停产半年之久，机器设备早已不知去向。
在外办案，法官最头痛的就是碰上这种局面。
看来今天到被告厂来送达应诉材料和诉讼保全已不可能，被告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想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审结并将被告欠原告的5.85万元货款执行回去，恐怕有难度了。怎么办？我看着身旁的林庭长，他青隐隐的脸绷得紧紧的。
“马上去钱家庄鑫发染厂。”林庭长果断地说。
钱家庄鑫发染厂，就是不让原告进厂门、林庭长上次来一分钱也没执行到的被告单位。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被告在今年五月底以前就应该将54?752元货款付清。可鑫发染厂至今不但分文未付，反而态度极其恶劣。原告生产的庞大染缸给被告用了已有三年多，前两年被告厂效益不错，否则，一个吃国家皇粮的商业局干部，怎肯下海与他人合伙经商呢？不过，才合伙一年多，当初的五个合伙人就纷纷退了股，现在就剩他一个光杆司令了，资金自然紧张，原告的染缸货款就无法按期支付了。听说，他还向银行贷款了上百万元。
我们又是一路哆嗦、一路颠簸来到了鑫发染厂。这厂座落在一片民居区东边的空地上，大约有七八亩地的范围，坐北朝南，两扇大铁门敞开着，靠东边门卫的大铁门上还有一扇小铁门紧闭着。西边是一排低矮的平房，一看就是办公室，东边是一排略高于办公室的厂房，北边也是几间厂房，中间是空地，看上去像是一个四合院。
我们径直朝矮平房走去。办公室里烟雾腾腾，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在火炉旁打牌，在他们周围还围着几个看打牌的年轻人。见到我们先是一怔，当我们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后，其中一个小伙子说：“厂长不在。”说完照样打牌，一副司空见惯、满不在乎的样子。
态度果然傲慢！
我们来到了北边的印染车间，一眼就看到了原告供给被告的两台四方的庞大染缸和一台膨体箱，其中一台染缸是空的，另一台染缸里还有毛线，有几个工人正在整理毛线，该厂处于半停产状态。
我们又来到了办公室，将传票及执行通知交给他们，请他们在送达回证上签字并转告侯厂长，明天上午我们在桃县招待所等他，协商执行事宜。
突然，一个小伙子呼地站起身拿起传票看也没看就往地上一扔，强硬地说：“谁给你签字！”
他这一举动可把我们惹火了，林庭长厉声说道：“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们是来执行公务的！”
一下子打牌的与看打牌的人都站了起来，七八个人将林庭长围住。那小伙子用手指着林庭长的鼻子说：“你不睁大眼睛看看，这里谁是厂长？告诉你，就是侯厂长在，也不会给你签字！”
赵法警一步挡在了林庭长前面，把那小伙子的手挡了回去。另一只手下意识地在腰间摸了一下手抢。“叫你们签字有什么不对的？这样不讲道理，你们不签也照样生效。”赵法警也提高了嗓门对他们讲。
全乱了，他们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句，气势汹汹。那小伙子居然拍起了桌子，摆出了打架的阵势，迫于我们这身制服，才未敢动手。
我急忙将林庭长拉了出来，这阵势怕对他不利，我提醒他立刻查封染缸。因为，按照来之前的方案，叫侯厂长去商量怎样还款估计不大可能，如此嚣张的气焰，如果不拿出点法律的威严，他们将更加有恃无恐。怪不得，原告厂的薛供销几次来要款，连厂门都未能进。
“好！马上查封。”林庭长严肃中略带气愤。
我们当即又来到北面的车间，将一台染缸和一台膨体箱贴上了封条。封条贴好后，我们又回到了前面的办公室，将查封清单一式两份填好，在查封笔录上注明了查封的财产未经武进县人民法院同意不得使用、变卖、抵押、转移及租赁，违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厂里的人个个横眉冷眼，蠢蠢欲动，说他们都没有饭吃了，还要来砸他们的饭碗，有的干脆破口大骂，那辱骂声不堪入耳。要不是看我们这身制服，也许他们紧握的拳头早就忍不住了。在他们如此冲动的情况下，已不能跟他们讲道理了。我按照林庭长的意见，将《民事裁定书》、查封清单、执行通知书、传票等一一留置在了办公室。
我们在一片吵闹声、轰骂声中走出了厂门。
离开染厂，坐在三轮车上，我们个个脸上流露着气愤的表情。自古以来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在这里竟是如此不明事理，目无法律。
这两年里，桃县大规模上印染企业，导致被告的企业效益大不如从前。但效益不好不是不还款的理由。被告厂的工人没饭吃，固然值得同情，但殊不知原告要是收不回这些货款，厂里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工人也同样拿不到工资回家过年。作为法官，同情代替不了法律，法律是维护合法的权益，是维护合法的经济秩序。为了这笔货款，原告前后不知来了多少趟，在实在无奈之下才到法院起诉，法院调解也这么长时间了，要是我们法院这次再执行不下去，那么，原告在河北桃县供给其他厂家的几十万元的货款也就很难收回了。侯厂长在这里可是个知名人士，据说他上上下下的关系网很大，大家都瞧着呢！
回到招待所，室内暖洋洋的，空气虽有点浑浊，却使我们在外冻了一天有点发僵的身子一下子感觉到暖和了许多。不过，我那冻得红红的鼻子已不听使唤地掉起了清水鼻涕。
晚饭是我们坐在床沿上，围着这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旧桌子吃的。尽管桌上的大白菜、土豆丝已不再是辣的，也没有了大葱，带来的大米也变成了香喷喷的米饭。可是我们的胃口还是不好，各自都在想着今天的出师不利，想着这样的案件怎样才能执行！
科长刘阿星看到我们这样，就说：“你们是不是嫌老薛烧的菜不好吃？他可是从买炉子、锅子到买菜烧饭忙了半天啊，来！”他边说边把大白菜里的一块白乎乎的猪肉夹到了林庭长的碗里。
看到他又夹了一块肥肉朝我看时，我一下子急了起来，急忙说：“我自己来，自己来。”
“那你吃呀，不吃怎么行呢？看你瘦的，起码要吃得满担回去才行。这里的肉可比我们那儿要便宜，快多吃点。”他不由我分说就把肥肉塞到了我的碗里。刘科长的举动，一下子把大家的情绪提了起来。
他说，这里素菜就只有大白菜、土豆、大葱等，但这里的猪肉、牛肉、羊肉非常好而且便宜，起码要比我们那便宜一毛多一斤，而且，猪肉与牛肉是一样的价。他又讲，塑料的洗脸盆已经买回来了，叫我们完全可以放心使用，大可不必担心有人洗过脚、小过便。
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
尽管这里条件差，但在这样的环境下，能用煤油炉烧出六个人的米饭，能做出猪肉煮大白菜已是很不容易了，就凭他们这份心，我们觉得虽不怎么好吃也很香甜，就是苦也值得！
三、长夜漫漫
两天下来，工作开展得很不顺利。不但没见到侯厂长的人影，相反，染缸上的封条不见了，厂里的工人还是一股敌意。虽然重新贴上了封条，可我们都知道，即便每天来贴，结果也是一样。找到侯厂长才是关键。
另一兴平染厂的执行案件，负责人盛厂长也没找到。
振兴染厂的审理案件还未理出头绪，到今天起诉状还没有送达，更别说是诉讼保全了。
三个案件毫无进展。
在这天寒地冻的黄土地上我们来回奔跑，人累尚且不说，这刺骨寒风就把我们折腾得够呛。尤其在黎明前气温最冷的时候，暖气却关了，呼呼的冷风从北墙的木窗缝隙中钻到房里，我每晚都在硬邦邦的被窝里冻得直哆嗦。
我已经感冒了。
五点不到，夜幕降临了，刘科长他们又在吆喝着开饭了。我还没坐下，林庭长他们几个人就乐呵呵地开我玩笑，问为何今天一早我丈夫就急匆匆打来电话，是不放心？还是想老婆了？要我老实交代电话内容。
这一下他们可来了精神，你一言我一语地热闹起来。我在他们的围攻下只能说——今天是我们结婚六周年的纪念日，打个电话以示祝贺。
我的话还未说完，他们个个眉飞色舞更是来了兴致，有的说我们小知识分子意识太浓，有的说我们很浪漫，更有的说什么纪念日，无非是想老婆的借口。
他们能找到这样的话题来打发这多余的时间，当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这里的夜晚是漫长的，没有电视、没有书刊，连广播喇叭也没有，这里有的是那似乎凝固的时间。虽说是县城，可我怎么都觉得仿佛是在一个闭塞的小山村。一顿晚饭用不了十几分钟就解决了，剩下的时间实在太漫长。
吃过晚饭，他们约我玩扑克牌，说是为我庆贺。其实他们不打牌难道还有其他事情可做吗？总不会六点不到就睡觉吧？
他们的盛情使我无法推辞。可他们哪里知道，每到这寂静的夜晚，面对着空荡荡黑乎乎冷清清的房间，一种孤独、一种思念，我无法控制，挥之不去，临别时儿子在我耳旁的哭声，赶不走儿子搂着我脖子不愿放手那揪心的情景。我突然一走这么几天，他会不会每天都哭着找我呢？天这么冷，我不在身边他是否也会冻得感冒呢？
来之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楼下的邻居老周抱着我儿子“哈哈哈”笑着对我说：“你猜，你儿子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你呀猜十次都猜不中。”原来，那天我下乡，到天黑了还未回家。老周抱着我儿子在楼下等我回来，嘴里一直在说：“你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妈妈不要你啰，妈妈不要你啰！”这时，我儿子突然冒出了一句话：“改相佬连。”儿子的话一出口，把五十多岁的老周逗得合不拢嘴。这是一句地道的常州话，意思是：不像话！不应该！一个十几个月大的孩子，连路还走不稳，居然说出这句话来，确实让人感到意外、好笑。现在我已经离开他几天了，他是否又要说我“改相佬连”呢？
“赶快坐下，还发什么呆！”林庭长催促我在他的对面坐下。刚才偷偷地想了一会儿心事，唯恐被他们知道后又要拿我寻开心，真有点做贼心虚的样子。
打百分，绝对是排遣孤寂、消磨时间的好办法。虽不像搓麻将那样刺激，但对我们来说，倒也是谁也不让谁，往往也是随着牌局的好坏时而激动时而平静，时间也就过得特别快。
玩兴正浓，突然，“砰”的一声门被撞开了，一股冷风席卷而来，随即进来了两个穿棉大衣的小伙子，一进来就气势汹汹地指着我们说：“这么晚了，你们男男女女在一个房间干什么？走！跟我们走一趟，去说说清楚！”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真叫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另一个小伙子又大声吼了起来：“你们在赌博，走！跟我们到派出所去！在我们这个地方，怎能让你们这些人胡来？走！走！”
“你一个女的，在男人的房间里干什么？走，跟我们走！”还是那么咄咄逼人！挥动着手，一个人赶我起身，另一个人拉我的衣袖。
真是半夜里杀出个程咬金！
我们这时才搞明白，是来查房的。
老薛与钱科长他们立马拿起床上的衣服，从衣袋里拿出了工作证，刘科长的证件就在身上，他也把证件递给了他们。这一下，大家都在忙着找证件，而我的证件在大衣口袋里，在我的房间里，不在身上。
他们见我不动又不拿证件，就又要拉我出去，要我到派出所去说说清楚！
当我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后，一种被侮辱的感觉直往上涌，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我是法院的！”
我这么一说，他们两人的目光迅速对视了一下，似乎在暗示着什么，随即伸出手提高了嗓门要看我的证件，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
看着他们粗鲁的行为，总觉得有点别扭。既然是来查房的，不穿制服不说，证件也不出示，闯进门就大呼小叫，还动手赶人出门。还有这样执法的公安？这时，我冷静了许多，仍然坐着对他们说：“既然你们是来执行公务的，我们也算是同行，证件呢？”说完，我也没好气地绷着脸反而向他们伸出了右手。
这一下轮到他们慌了起来，说他们是派出所下面的联防队，查房是他们联防队的事情。
“那也可以，证件呢？”这时我也提高了声音，不依不饶！
他们佯装在身上上下摸索。过了几秒钟后才结结巴巴地说：“今天我们没带！”一副窘迫的样子，完全没有了刚才的神气。
“既然是这样，那你们还来查什么房？回去拿了证件再来查！我们等着！”我还是不客气地对他们说。
“对！拿了证件再来查！”大家都七嘴八舌附和着。
我们正说得起劲，他俩把刘科长等人的证件往床上一扔就一溜烟跑了。看着他们灰溜溜的样子，我们都“哈哈哈”大笑了起来。
不过笑归笑，大家都觉得刚才这事还真有点邪乎。林庭长叫我回房间把证件先拿好，说不定他们还会再来，省得到时再费口舌。
我们又开始打牌。不过打牌的心情已被破坏，大家都想着刚才莫名其妙的查房，猜想着这查房背后看不见摸不着但似乎又能感觉到的潜在危险。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有动静，时间已是九点多了。又过了半个多小时，还是不见人影。
已是深夜十点钟了，我不能再等，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说什么也得给丈夫写封信。
在这六年里，我们一起走过的岁月虽然谈不上艰辛但也确实不易。我们在前后相隔一年的时间里，分别通过考试，成为政法队伍的成员。为此，我们放弃了原单位即将分配给我们的婚房，过了两年新婚无房分别住集体宿舍的牛郎织女的生活。后来在丈夫单位司法局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下，终于分给了我们一间九平方米的单身宿舍，我们这才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窝。拿到房子钥匙的那天，我们高兴得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就在这时，房间还没来得及布置，我丈夫的一位远房亲戚来访，当他看到这小得可怜的九平方米的宿舍时，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一张床就占据了大半个房间，窗户上还用旧报纸贴着，两张方凳暂且把它当成了桌子，方凳周围是我们的几捆书，算是“凳子”！
他是我们结婚两年来唯一能在自己家里招待的客人。我兴高采烈地用煤油炉烧了两个菜，加上一碟花生米，这特殊的桌子上再也放不下其他了。我们这位客人，眼睛里浸满了泪水，哽咽着说：“我没想到，你们两个知识分子的生活会是这样，我们农村人都比你们过得好太多了。”
可他哪里知道，有了这九平方米的房子，起码我们就不用再住集体宿舍，不用再过牛郎织女的生活，起码我们就有了一个家……
夜已经很深了，我毫无睡意，想着毫无进展的案件，想着刚才的查房，想着我们走过六年来的点点滴滴，想着我那可爱的儿子。想象着丈夫一个人在家既当爹又当妈手忙脚乱的样子，想象着儿子找不到妈妈凄楚可怜的哭声……
窗外刮起了大风，仿佛老天知道我的心思，有意将我的思绪随风飘送到他的身边、飘送到我那可爱的宝贝儿子身边！他们是否也没睡呢？儿子是否正在说我“改相佬连”呢？
四、特殊法庭
连着几天到鑫发染厂，工人还是气势汹汹，染缸上的封条还是前贴后撕，因找不到侯厂长，已使我们陷入了困境。
兴平染厂执行案件，负责人还是没找到，但我们找到了负责人的弟弟盛六合，他也是合伙人。他说厂里确实困难，希望法院能给点时间，还欠原告的4.85万元货款，近期一定想办法还一点，剩下的到明年五月前一定还清。
不管他说得是否属实，起码他的态度还可以，上次林庭长来执行到的1?900元就是这个厂的。但上次约定到期的还款还是分文未付。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集中精力对振兴染厂案进行审理。通过多方调查，该厂是去年一月份由五个人东拼西凑了46万元共同出资成立的合伙企业，年龄最大的合伙人是五十岁的丁启明，住在这县城里，其他四个人均不满三十岁，最年轻的才二十岁，都是地道的农民。他们的合伙企业也与其他两个合伙企业的命运一样，不！是与整个桃县染厂的合伙企业一样，企业还没走上正轨，便矛盾四起，才一年时间就纷纷散伙。为了逃避上百万元的银行贷款，把机器设备藏了起来。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坏，不但刮风，而且扬起了雪花，使我这个南方姑娘真正有了那种寒风瑟瑟，万里雪飘的感受。
19日上午，我们在寒风中、在飘扬的雪花中寻找着被告厂现在的负责人向全生。
他住在南王乡北化村，这里的村庄与南方的村庄截然不同，都是用土坯围一个大院，后面才是房子，一户一院，各户房子的朝向各不相同，走进村子真有那种进入八卦迷宫的感觉。加上灰蒙蒙的天空飘洒着雪花，到处白茫茫的，置身村中真是难辨东南西北。各户之间的路也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我们一边在这迷宫里找着，我一边还唠叨着，这里造房子为何不像江南的房子一样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呢？这样既漂亮又好找，还节省了土地。
“这里不是有的是土地吗？”林庭长马上取笑我。
是的，这里有的是空旷的土地。
我们在村子里转了几圈，问了几个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向全生家。一进门，最显眼的就是一面大炕，炕上并排躺着四个孩子，真是哆来咪发。小的才几个月，大的不过五六岁。见我们进去，有的吓得哇哇大哭，有的像是在看天外来客，有的木讷地呆坐在那里。看到这些孩子，我自然就想起了儿子，特别是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的那孩子嘴也一瘪一瘪似哭非哭的样子，我真忍不住想上去抱抱他。
林庭长叫了我一声，我这才回过神，认真上下打量了面前这位不满三十岁却有四个孩子的年轻父亲，他就是我们要找的厂长。在他身上我怎么也看不到那种厂长的气质，相反，他是个生了孩子自己却还是毛头愣小子的地道农民形象。他裹着一件老棉袄，口口声声说这事不归他管，他不清楚到底欠原告多少钱，这事要问原来的厂长纪宝。他不但拒绝在应诉材料上签字，连我们做的调查笔录也拒绝签字。
我们在风雪中继续寻找该案的其他合伙人，在另一个村里找到纪宝后，他说在今年三四月份他与黄生已退了股，现在不再是合伙人，并提供了退股协议。他认为，现在厂里的负责人就是向全生，机器设备都被向全生拿走了，债务当然要他还。
年长的丁启明虽然退股离开了染厂，但他正直、善良，认为原告的货款应该还。他也明白如果厂里还不出这笔货款，那么，合伙人谁也逃脱不了还款的连带责任。
19日下午，我们在丁启明的积极配合下，迎着风雪，终于在距县城几十里地的昏暗土坯民房里查到了染缸的下落，并立即将其进行了查封。当我把封条贴到像冰一般冷的染缸上时，我们都明白，要不是丁启明的正义、要不是他们之间有矛盾、要不是他冒着严寒亲自带路，我们要找到藏得这么隐蔽的染缸真是不大可能。
机器是查封了，那么振兴染厂案的被告到底是合伙人个人还是染厂这个合伙企业呢？如果是厂，厂已停产关闭；如果是个人，那么负责人到底是原来的纪宝，还是现在的向全生？
虽然我是经济庭的，但我前几年一直在民庭工作，两个月前才到经济庭。
林庭长毕竟不是经济庭的庭长，为了提高法律专业知识，四十多岁的营级军人，现在还在法律业余大学读法律大专。要不是年底工作忙，经济庭的审理案件肯定是会派一名审判员来的。
后来，我们统一意见，把应诉材料给所有的合伙人每人送达一份，这样就不会少列了当事人。
20日上午，我们顶着洋洋洒洒的风雪开始对振兴染厂的所有合伙人送达开庭传票。
下午，雪越下越大，还有一位二十岁最年轻的合伙人陈军伟的传票未送达，他住在武县连乡安全村，距桃县有六十多里路，林庭长决定去找他。
这几天我们都感冒了，我最严重，眼泪、鼻涕已不听指挥，特别是咳嗽更糟。林庭长看到我一上午控制不住地咳嗽，决定让我下午不要去了，赶快去医院治疗，由他和赵龙生去武县找陈军伟调查有关情况并送达开庭传票。
也不知怎么搞的，感冒就把自己折腾成这个样子，浑身软绵绵的，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哪有法院特地派了书记员却不能去记录的？送达传票、担任记录这可是我书记员的职责。
林庭长穿戴好后，咳嗽了几声，二话没说拿起卷宗就和赵法警坐在了四面透风的机动三轮车上，消失在漫天风雪中。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眼睛有点模糊了，他们那种执著的、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感染了我。
我站在原地任由雪花亲吻着我的脸，一边控制不住地咳嗽着，一边傻傻地想：这六十几里路，来回就得一百几十里路，这飘舞的大雪，会不会把他们冻僵呢？他们俩已经感冒了，要是冻坏了明天怎么开庭？我隐隐的担心与内疚就像这舞动的雪，好久、好久在我的胸中不能控制地跳动着，无法平静！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窗外的雪还在下着，到处白茫茫的一片。可林庭长他们还未回来，我坐在床上的被窝里，拿起了用八元钱刚买来的腈纶毛线和竹针，一边为儿子编织着裤子，一边咳嗽，一边等着他们回来。
冰雪的路上是否安全？是否找到了陈军伟？他们会不会对林庭长无礼？虽然林庭长已不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而且他俩都带着防身手枪，我明知自己的担心对他们起不了任何作用，可就是放心不下。
雪依然在静静地下着，只有我的阵阵咳嗽声会常常打破这飘舞着轻柔白雪而又宁静的夜空。
我一直等啊等啊！直到深夜，林庭长他们才拖着几乎冻僵的身子回到了招待所。
第二天清晨，天还未亮，窗外的雪还在下着，我们都起来了。赵法警和刘科长要去北化，传唤向全生今天九点到庭。赵法警昨天深夜才回来，今天一早又要赶几十里路去传唤向全生，真是苦了他了。好在他三十多岁正当年，又是经过战争考验的战士，这点苦不在话下。
而我也要做好庭审前的准备工作，隔壁林庭长的房间作了临时法庭。我把赵法警的一张床紧靠在走廊的南墙上，另两张床并排紧靠在北墙上，一张像课桌一样的台子就放在这两张床的中间，向楼下借来了一张长凳，坐西朝东对着这两床之间的空间。
这简单的法庭布置好了。九点不到，被告单位除了向全生外，其他合伙人都冒着风雪一一来到了法庭，武县的陈军伟虽然没来，但他已委托丁启明，委托手续是林庭长昨天带回来的。原、被告双方只能侧着身子各据一边坐在床沿上。大家都在耐心地等待着向全生的到来。对这简陋的法庭，他们谁也没有露出半点不满的表情。
窗外的天空还是阴沉沉的，到处是白雪茫茫。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九点三十分了，还没来；十点了还是没来；十点三十分了还是没有来。我们都担心，赵法警在这冰天雪地里，能否将向全生这个关键人物从热炕上叫起来。
“来了，你们等急了吧！”突然，刘科长洪亮的声音从走廊里传了进来。
声音传来，大家情绪顿时高涨了起来。
这时离十一点还差几分钟，虽说按照我们既定的九点钟开庭几乎晚了两个小时，但他毕竟还是来了。
“是先吃饭？还是先开庭？”我征求着林庭长的意见。
“现在就开庭。”他不假思索地说。
我立刻叫大家安静，当我看到原、被告各自一边在床沿上坐好后，便宣布了法庭纪律。紧接着，林庭长就用常州普通话宣布开庭。
“现在由常州市武进县人民法院在此公开审理原告兴旺纺织机械厂诉被告桃县振兴染厂购销合同一案。下面核对当事人的身份。”
林庭长的神态严肃、庄重，在一一核对完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身份后他继续说：“今天由武进县人民法院审判员林柄福独任审判，由书记员吴亚频担任本案的记录。现在开庭。”
这法庭的气氛是庄严的、肃穆的，林庭长的声音也是铿锵有力的，原、被告的神情也是专注的，唯独糟糕的是我控制不住的咳嗽声！
紧接着告知了原、被告双方的权利义务，征求是否申请回避。
他们都不需要申请回避。
该案首先调查了被告的主体问题，振兴染厂从成立、退伙至今的现状，虽然纪宝、黄生已提供了退伙协议，在场的合伙人都认为是事实，但他们提供不出工商变更登记的材料。这就说明法律上的负责人还是纪宝，可问题是向全生依照协议已与他们进行了清算，该厂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他承担。
接下来，法庭调查了原、被告之间从签订合同、提货安装到付款的情况。
被告承认除了在提货时及以后已付12.85万的货款外，至今还欠原告货款5.85万元。
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临时的简陋法庭，除了我控制不住的咳嗽声外，依然严肃有序。我一边记录，一边咳嗽，一边吐痰。没多久，我的脚旁就是一大堆卫生纸，有多少次，庭审被我连续的咳嗽声打断，林庭长多次看我，用眼神询问我能否坚持？我也不止一次地向他点点头，表示我能行，请放心！
要在平时，我这个样子，别人肯定会受不了。为了开庭，我已是吃了加倍的药量，可就是无法控制住这咳嗽。但原、被告双方似乎没有流露出什么不满的表情，个个神情严肃，认真地回答着审判员的提问，无视我这糟糕的模样。
“刚才进行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现在进行庭审小结：一、桃县振兴染厂系个人合伙企业，由纪宝、黄生、向全生、丁启明和陈军伟五人合伙创办，1988年1月8日组建时，负责人为纪宝。1989年3月3日，五合伙人签订协议，由向全生为该厂负责人。二、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购销合同属有效合同，双方应严格履行，被告在提货后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付清全部货款，造成原告经济损失，应负本案的全部责任，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货款5.85万元及银行利息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原、被告双方可以进行调解。”
快下午四点钟了，我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十几张纸，庭审接近尾声。林庭长作完庭审小结后，在征求了原、被告双方均愿意调解的前提下，便主持双方进行调解。
而这时，我也有点支撑不住的感觉，浑身冷得发抖，头痛、心慌，嗓子早已沙哑，鼻子肿得呼吸困难，胸口也隐隐作痛。我一直鼓励自己，坚持，一定要坚持，再坚持一下这庭就结束了。
又经过了半个多小时，最后达成了协议：
被告欠原告货款5.85万元，利息1.44万元，共计7.29万元，由被告以染缸一台折价5.22万元、膨体箱一台折价1.17万元，合计6.39万元相抵；余款9?000元，由被告以该厂库存腈纶纱相抵。
案件受理费2?275元，由原告承担775元，被告承担1?500元。
原告代理人钱家福、薛民涛在协议上签了字，被告合伙人丁启明、黄生、纪宝也在协议上签了字。
向全生突然反悔，不肯签字。丁启明他们几个都做向全生的工作，欠债还钱是应该的，白白用了原告的机器几年，现在还是原价抵给原告，这样的协议对他们没有什么不利。可向全生就是不肯签字。
案件因向全生不肯签字而宣告调解无效。
人散了，这时我们都饿坏了，一天下来我们只吃了一顿早饭。钱科长、薛民涛、林庭长他们个个狼吞虎咽地吃着刘科长早就准备好的中饭，可我就是一口也吃不下，浑身软软的，晕乎乎的很不舒服。
林庭长看到我这样，匆匆吃了几口后，就把我急急地送到了医院。我这才知道，自己的体温已是三十九度多，加上咳嗽，我真觉得快要病倒了。
我斜躺在医院木条长凳上，窗外呼呼的北风裹着雪花仿佛吹在身上，我不由自主地在打着哆嗦，迷迷糊糊中听到了婴儿的哭声。是我儿子的哭声？还是在做梦？
原来，离我不远处是护士在给一个小孩打针。我看着那哭叫的小孩与我儿子差不多大，不知怎的，仿佛看到我儿子在哭，加上这阴冷破旧的环境与窗外皑皑白雪，还有自身控制不住的头疼、咳嗽、寒战，此刻的哭声显得是那样的清脆、那样的凄婉，一种莫名的孤独无助感涌上心头，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掉了下来。
林庭长看到我这样，安慰我说：“感冒发烧，不要紧的，等退了烧就好了。”
“不！不是的，我是看到那小孩在哭。”我急忙擦了一下眼泪，很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林庭长像长辈一样关心着我，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眼泪反而更不听使唤地在流。我内心抱怨自己真的没用，感冒就把自己搞成这样，觉得对不起庭长。这几天他也累了，也感冒了，饿着肚子开庭到傍晚，现在还要为我忙碌着，为我担心着，想想真不是滋味。当然我不能否认，躺在这简陋冷清的医院里，在这冰冷的夜晚，看到别人怀里哭闹的孩子，尽管我嘴上不承认，但我知道，自己真的很脆弱，真的很想家，好想回家休息一下。
五、黎明枪声
振兴染厂的审理案件开完庭已告一段落，调解不成需判决的案件，按照院里规定必须回去向院领导通案后才能判决。
兴平染厂的执行案，虽然负责人一直没有找到，但与他的弟弟盛六合经过几次协商，终于在12月23日达成执行协议，将该厂的腈纶毛线抵款25?715元，我们当即进行了执行，同时又将毛钱卖给了其他客户，并商定25日再交1万元现金，余款12?785元，被告在短时间内确无偿还能力，故约定在1990年3月底前付清。
现在剩下的只有钱家庄鑫发染厂的执行案了。
我们又来到了桃县法院，一字排开的六七间低矮平房，要不是有法院的牌子挂在那里，门前的雪地上还有一辆吉普警车及十几辆自行车停在那，谁会想到这里是法院呢？法院的条件确实很差，除了必需的桌子、凳子及几个旧柜子以外，就只有一只取暖的煤炉，长长的管子像高射炮似的通到屋外。
我们的目的很明确，请求他们尽快协助我们执行钱家庄鑫发染厂一案。因为就凭我们几个人，要想拆出这几吨重的染缸，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几次贴的封条我们前脚走，马上就被撕掉了，侯厂长找不到，有劲使不上。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求助当地法院，还能找谁呢？我们一定要开好这个头，否则原告在桃县还有几十万元的欠款就更难收回了。
桃县执行庭的潘庭长，在几天前我们第一次来这里请求他协助时就仔细地看过了我们的卷宗和这次的查封材料，他也觉得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手续完备。但他始终认为如果一定要强制执行，拆出染缸，侯厂长本人不在，群龙无首，恐怕很难执行。所以，他一再强调让我们找到侯厂长后再作商量。
林庭长板着脸，对刘科长他们几个一再强调，运用你们在桃县的关系，想方设法打听侯厂长的行踪，但不要打草惊蛇。同时还要落实一下一旦拆出染缸的处理问题，是运回常州，还是就地卖掉？如果拆，还要组织吊装设备、拆装技术人员等。
找侯厂长成了案件的关键。多方信息汇拢来的结果都说厂长就在厂里，可我们前后不知去了他厂里、家里多少趟，就是见不到他。据说，当年打日本鬼子时，这里家家户户有地道，电影《地道战》就是在这钱家庄附近拍摄的。到现在这地道还在，听原告说，侯厂长家与厂子这一二百米的距离中，下面就有地道通着，所以我们每次去都找不到他。
这些情况是真是假，我们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里家家户户都有菜窖，是否见我们去了，他就躲到地道里或是菜窖里？
这里的个体户与南方的个体户最大的区别就是银行账户上不存钱，一切全是现金交易，他们认为把钱放在家里才是最安全的，偶尔到银行也是现汇。所以，面对一直不露面的侯厂长，我们如果不强制执行这染缸，那么该案也就无法执行了。
这几天我们每天去桃县法院，在我们的再三请求下，潘庭长终于答应明天即24日上午与我们一起去钱家庄鑫发染厂现场察看，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潘庭长同意在近日可以派两名同志配合我们强制执行，将查封的染缸拆出。但拆缸的人员、吊装设备等均由我们负责。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们都认为办好该案也快了。
为了这案件能顺利执行，昨天傍晚，原告厂的王厂长带着四个拆卸染缸的技术人员，也扛了一袋大米来到了桃县。厂长亲临现场，可见他对该案件执行的决心。
拔“钉子”的行动拉开了序幕。
当天晚上，尽管我们白天为了执行兴平染厂的毛线抵款忙了一天很累，但听说明天就要拔“钉子”了，大家都带着临战前的兴奋，在林庭长的房间里和原告一起商量着明日的行动。
王厂长坐在床沿上，将两手放在那跷起的膝盖上，沉着脸说：“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五十岁左右，一米六五的个子，看上去体重不满一百斤，尖尖的下巴、尖尖的脸，给人的感觉是他瘦得可怜。但他那不大的眼睛，露出的眼神咄咄逼人。在他讲话时，他手下的几个人都不敢吭声，就连平时最活跃的刘科长也没了声音。
王厂长的心情可以理解，我们又何尝不这样想呢？
林庭长认为，如果明天上午去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他想趁机把缸拆除，不管怎样，有当地法院的人在，被告一般不敢胡来。当然，吊车及拆卸的人员一定要联系好。他用眼睛询问着钱科长。
“联系好了，随叫随到。”钱科长肯定地回答。
“估计要拆多长时间？”林庭长继续问。
“因为缸体有几吨重，又没有行吊设备，估计最快也要半天时间。”刘科长一改平时的油滑，认真地回答。
“如果明天我们去又碰不到侯厂长，桃县的潘庭长看了现场后再说强制执行有难度，为了安全，还是要我们找到侯厂长后再执行怎么办？”这时我也谈了自己的想法。
这正是我们最担心的事。如果当地法院不配合，就凭我们现在的实力将很难执行。
“没有当地法院就不能执行了吗？现在我们这里就有十多个人，明天再去叫上一些人，多给一点钱，还怕找不到人？我看，即使他们不配合，我们也要把它拆出来。”王厂长真有那志在必得的气势。
这时，赵法警一声不吭，只是用手绢使劲擦着手中的枪。他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被告几次辱骂，早就忍不住了，看他的样子，非执行不可。
如果当地法院不配合，就我们法院三个人，在拆缸时，被告厂里的工人肯定要出来阻止，他们就算不敢打我们法院的三个人，打原告及其他拆装人员怎么办？我们能控制得了这局面吗？还是要考虑周全一点，要么不做，要做就要万无一失，否则今后就更难执行了。看到王厂长那不拆缸决不罢休的样子，我也将困难摆了出来。这不是吓唬人，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一番议论，王厂长似乎也觉得有些道理。他沉思了一会儿问我是否有什么好办法。
老实说，没有好办法。不过既然大家从其他客户那里了解到侯厂长就在厂里，我们可否从这里想想办法，找到侯厂长，桃县法院的潘庭长就很难推托了。
“尽说废话！找，怎么找？都来了十多天了，我们每次去都找不到他，我们前脚到，他后脚从地道里跑掉了，要是能找到，还要在这里商量什么呢？”刘科长首先提出了反驳意见。
“要是找不到侯厂长，我们硬是执行，厂里的工人一哄而上怎么办？就算我们有三头六臂也寡不敌众。如果厂长在，工人闹事，他不出来阻止，那么就是他指使或放任他们那样干的，那我们就好办了，可以把侯厂长以拒不执行或妨碍公务拘留，其他人也就不敢胡来了。”我也不示弱。
不过大家都认为硬来确实有风险，最好还是找到侯厂长。
“就是桃县法院配合，潘庭长不也只答应派两个法警？按你们这样说还不是人手不够？如果找不到侯厂长，我们就真的拿他没办法了？”王厂长提高了嗓门像连珠炮似的说着。
王厂长的情绪显然很是激动。但我还是坚持不能蛮干！
“对！哪怕当地法院只派一名法警，如果执行时发生冲突，那么这法警的背后就是整个桃县法院。所以，一旦有情况法院是会再派人的。更何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地人就认当地法院，而不是你外地法院。”
此时，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我们明天早晨派几个人早点到侯厂长家，等着他起床，也许他来不及钻地道我们就能碰上他。”我急切地看着大家，等着他们的回答。
我这个大胆的想法一说出口，大家又议论开了。最后都认为，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也许只能这样，去碰碰运气吧！反正我们来了十多天，从来没有早上或晚上去找过他，要是真给我们碰上呢？
王厂长也觉得可以一试。
最后我们把目光都投向了林庭长，都想听听他的意见，他才是案件的最终决策者。他这时很冷静，想了一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然大家都认为可以去试一试，那明天怎么去？派谁去？碰到人怎么办？仍未碰到人又怎么办？明天早晨八点桃县法院的潘庭长来与我们一起去，我们又怎么向他解释？”
这些确实是应该考虑的问题。
这下，大家又议论开了，你一言、我一语，各说各的想法，只有薛民涛一直不吭声。自从王厂长来了之后，他的话就更少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后，最后林庭长统一了大家的意见，作了如下安排：
一是明天由钱科长、赵法警、刘科长还有原告厂的小刘和小周共五人组成这次行动的特别小组，由钱科长担任组长，明天早晨六点出发去侯厂长家。但不许打扰他们，等他家的门开后，才能进去。注意方式，不要发生冲突。钱科长代表原告方与他谈谈还款事宜，目的是尽量稳住他，不要又让他溜了，等待我们的到来。二是遇到什么情况千万要冷静，注意安全。三是明天八点林庭长和我坐桃县潘庭长的车去鑫发染厂。王厂长与其他人另外租车前往。四是我们统一口径，对潘庭长说，之所以派人先去，就是为了找到侯厂长。而事实上我们也就是这个目的。
之所以一致认为特别行动小组应该由钱科长带队，是因为这五人中不但他文化程度最高，而且年龄又最大，为人稳重，在厂里威信也较高。
王厂长也对他们几个人重新强调了一遍。
原告方剩下的其他人，各有安排，以配合明天的行动。
方案已定，夜已深了，我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回到房间，人已经觉得很累了，可就是毫无睡意，是紧张，还是担心？说不清楚，我从内心真的希望明天能顺利地将案件执行完毕。元旦快到了，也该回去了。
24日早晨六点不到，窗外是一片漆黑，他们几个踏着冰冻的白雪出发了。
他们走后，仿佛我们几个人的心也跟着走了，心里一直牵挂着，一会儿想天这么黑、这么冷，他们租到三轮车了没有？一会儿又想现在是否顺利到了侯厂长家？他们是否找到了侯厂长？他们几个安全吗？就这样，在焦急中迎来了天明，在难熬中度过了两个小时。
八点快到了，我和林庭长早就准备好了等着桃县法院潘庭长他们的到来，这样也就可以早点与赵法警他们会合，执行也就可以早点开始。
我们在耐心地等着、等着！
“哎呀！你怎么回来了？”突然，站在房门口的薛民涛惊叫了起来。
我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叫声吓了一跳。只见他张着嘴巴，瞪着直直的眼睛，一副惊恐的样子。我们来这十多天了，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如此惊慌失措。
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见脸色苍白的钱科长双手捂着胸口，跌跌撞撞、上气不接下气一头闯了进来。他想说话，可他喘不过气来，呼了好几口气后，才断断续续地说：“不不不……不好了，不……好了！”然后就一屁股坐在了床上，蜷曲着身体，很是痛苦的样子。
我们一下子全都惊呆了，都意识到出事了，出大事了！否则他怎么会如此模样一个人跑回来了呢？大家都瞪大了眼睛看着与以往判若两人的钱科长，他的头发是乱的，还冒着热气，特别是他煞白的脸，更是吓人，领口也开着，直呼着粗气，裤腿上泥渍斑斑，一副狼狈逃窜的样子。
“你别急，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几个人呢？”大家七嘴八舌地劝他慢慢说。可嘴上这么说，大家的心都快要蹦出来了。
“他……他们十几个人拿……拿着刀……追我们，我们……我们逃散了。”他断断续续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听了这话，大家更急了。
“其他人呢，有没有危险？”林庭长更是急得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大声吼着。
“我……我不知道，我们……五个人逃……逃散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他刚说完，林庭长的脸“唰”地一下子变白了，我们的心都火烧火燎，案件没执行好不说，出了人命怎么办？怎么交代？
“被他们追上没有？他们的刀捅到我们的人没有？”我们连珠炮似的向他轰去。可他除了喘气还是一付惊魂未定的样子。除了说“不知道”还是“不知道”。他只顾自己逃命，只顾喘气了。
“你从头说起，到底怎么回事，说说清楚！”王厂长也急得声嘶力竭地直冲他吼着，一对小眼睛似乎突的要掉出来了。
我们都屏住了呼吸，在钱科长语无伦次的叙述中听出了大概：
七点钟不到，他们就到了侯厂长家的院墙外。这时天刚蒙蒙亮，屋里有灯光。他们没进去，在院墙外等着。可等了几分钟人就冻得熬不住了，本来在这寒冷的晨风中坐三轮车到那里就冻得人发抖，在这院墙外站着就更冷了，再加上大家都有点感冒，控制不住的咳嗽声时时划破这黎明的宁静。
这咳嗽声会不会惊动了屋里的侯厂长？所以赵法警提议与其这样在外面冻着，还不如进去看看侯厂长是否起床，这样人不但暖和了，而且出其不意。
其他几个人也都说要进去，在外冻得实在熬不住了。这时钱科长这个特别小组的组长，看着他们站在外面，有的咳嗽，有的打喷嚏，有的直打哆嗦，这声音传到屋里确实不好，要是侯厂长知道了又从地道里跑了怎么办？所以钱科长同意了。
他们几个轻轻地翻过院墙，悄悄地来到了门外，举手敲响了大门。
“谁呀？”里面传来了女人大声地问话。过了一会儿，侯厂长的儿媳出来开了门。钱科长他们一下子拥了进去。顿时，侯厂长的老婆就尖叫了起来，大声呼喊：“抓贼啊！抓贼啊！”钱科长解释是法院和原告的人，她听后更是抓住钱科长他们的衣服大声喊：“抓贼呀，快来人啊，有人抢劫啦！”可此刻，他们没有看到侯厂长，就连他的儿子也不在。赵法警怕侯厂长躲在衣柜里，他就把衣柜打开看了一下。这时，侯厂长的老婆更是大声喊着：“抓贼呀，抓贼呀！”她那清脆的呼喊声在这黎明的早晨显得格外的刺耳。情况不妙，钱科长当机立断叫他们赶快撤。他们连走带跑冲到院墙外，坐上三轮车就往鑫发染厂赶去，他们认为也许侯厂长就躲在厂里。
侯厂长家离厂只有一二百米，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厂里，司机把车一直开进了厂区大院里，车还没停稳，两扇大铁门就迅速地被关上并上了锁，旁边办公室里一下子涌出了十几个人，气势汹汹朝他们一步一步围了过来。
大家如梦初醒，知道中计了。天刚有点亮厂门就敞开着，人一进来大门就关上了，还上了锁，看来他们早有准备。
“快走！快走！”钱科长在慌忙下车的同时大叫着。可门锁上了，出不去，刚才锁门的人也不见了影踪。大家都慌了，就在这时他们突然看见大门上有个小门，这小门还没有上锁，他们五个人一下子朝小门拥去。就在他们打开那扇小门的一刹那，厂里的几个人已来到了他们的身边，死死摁住小门不让打开，还有人抓住他们的衣服不放，整个场面乱作一团。这时，钱科长使出浑身的力气双手一拉小门，且立即用手臂顶住刚打开的一点缝隙，在刘科长、小刘他们的齐心协力下，小门终于打开到人能勉强窜出的宽度。钱科长继续使劲地用手臂和肩膀顶着门，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内，刘科长、小刘、小周、赵法警他们几个在与被告厂里的工人相互撕拉中，一个个从钱科长顶着门的腋下鱼贯而出，随即他也钻了出来。边跑边大叫“快跑”“快跑”。没跑出几步，他看见赵法警被刚从家里赶来的侯厂长的老婆抓住了衣服不放手，他的皮夹克上的扣子也被她拽得掉了下来。赵法警想掰开她的手，可她就是不放，反而用嘴一口将赵法警的手死死咬住，剧烈的疼痛使他一时无法脱身。这时厂里的几个人也一个个从小门里出来了，并且从靴子里拔出了刀子，向赵法警冲去。赵法警一看不妙，他一只手拔起腰间的手枪，对着这发疯似的女人喊着：“放手，不放手就开枪啦！”“你开啊！你开啊！”她松开了咬着赵法警手的嘴一边喊着，一把抓住了赵法警拿枪的手。“噗”一声枪响。看见她突然松开了揪住赵法警的手倒了下去，双手捂住眼睛躺在地上一边打滚、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叫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他们开枪打人了，快上！”有人大喊着。厂里的人一下子围了上去看着在地上打滚的厂长老婆惊呆了，立即将她从地上扶了起来。可她还是坐在地上捂着眼睛扭动着身子拼命地哭喊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
赵法警乘机夺路而逃！
就那么一会儿工夫，他们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似的，有人大声喊着：“我们上呀！别让他们跑了，打死他们！打死他们！”一下子，他们愤怒地手持刀子，向赵法警冲了过去。这时钱科长一边跑一边大叫他们快分开跑，往田里跑。顿时，他们五个人就成放射状朝五个不同的方向拼命奔跑，向田野深处跑去。而后面的十几个人也紧握刀子一边奋力直追，一边喊着：“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五个人就这样逃散了。后面十几个人也分成五股人马分别追赶着他们各自的目标。田野里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积雪和冰冻加上心里焦急使他们跑起来不知打滑摔倒了几次。他们都不敢往大路上跑，怕有车追上来，他们朝县城的大方向拼命地跑着。没多久，五个人就跑得相互不见了踪影。钱科长使出了浑身的力气一口气跑出了十几里地，看看后面确实没人追上来，才敢上了公路，拦截了一辆三轮车，但他不敢坐到招待所门口，这副模样，怕暴露了行踪，在城外就下了车，急急地跑回来报信。
钱家福终于把经过讲完了。他低下了头，一副可怜、等着挨骂的样子，额头上的头发还冒着热气，脸像一张白纸，手捂着右胸下部，还呼着粗气，完全没有了以往文弱书生的模样，他真有点虚脱的样子。
接下来，就是难耐不安的等待与担心，大家都急得身子有点发抖，房间里凝固的空气似乎让人窒息。薛供销睁大着眼睛在发呆。林庭长和王厂长更是紧锁着眉头在房间里不由自主地来回走动着。而我听到自己“砰砰”的心跳声，默默地祈祷着他们能平安回来，千万千万不要有什么闪失。案件没办好，再出点人命如何是好！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我们在一秒一秒地等着。时间是这么的慢，慢得让人受不了。这一秒一秒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味着生命的延续。
房间里静极了，空气凝固了，莫不是真被他们抓住了？我们越想越怕，越想越不敢往下想……
大约过了七八分钟，只见小刘跌跌撞撞满头大汗地一头闯了进来，他也是上气不接下气，脸色苍白直呼粗气。
我们一阵惊喜，七嘴八舌地问他，可他也是一问三不知，也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
又过了几分钟，小周也是一副狼狈的样子回来了。没多久，刘科长也回来了，与以前乐呵呵的他已完全判若两人，平时的一双大眼睛现在是眉毛眼睛紧锁在了一起，一副痛苦的模样。终于、终于，赵龙生敞开着皮夹克也捂着胸部，张开着嘴巴大口喘气地回来了。
我的老天，他们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这时我不知是激动还是难过，眼睛都湿润了。看着他们一个个东倒西歪地倒在床上，直呼粗气，谁都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多说一句话的痛苦样子，我也好像刚跑了二十多里路一样，一下子瘫了下来。
我们几个呆坐了几分钟后，林庭长看着他们几个惊魂未定大口喘气的样子，便叫他们各自回房休息。话未说完，车主也气喘吁吁地找上门来了，向我们要车。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尽快把车从被告厂里拿出来，否则车主每天的损失太大；另外，桃县法院的潘庭长马上要来了，我们怎么解释这件事。
六、内外交困
八点半钟，潘庭长带着书记员小黄来了，他们紧绷的脸就像外面冻的硬邦邦的冰块，进门就瞪着眼说：“人给你们打坏了，眼睛已经看不见了，送到保定医院去了。把事情搞得这么糟，你们说怎么办？”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
本来，我们还以为他们不知道，谁知，他们不但知道，而且还比我们了解得多。他们知道得也太快了！
“现在，他们已向我们报了案，要求拘留开枪的法警，同时要求赔偿损失。你们的法警呢，我们要拘留他。”我们还未开口，潘庭长就劈头盖脸地说明了来意。
这一招，我们都没想到，刚才只顾赵法警他们几个人的生命安危了，哪有时间想到这个问题？林庭长只是说：“不能拘留我们的法警。”
“为什么不能拘留？他打伤了人就该拘留，就要赔偿。”书记员小黄也气势汹汹。
林庭长这时急了，脸绷得紧紧的。可一下子又不知该怎样说。他要是说错了，在这节骨眼上再留下什么话柄就更难办了，加上他的普通话又不好，更增加了他表达的难度。
我看到林庭长这样子，也就绷着脸冲着潘庭长说：“感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但你们不能拘留我们的法警。因为我们是代表武进县人民法院来执行公务的，在执行公务时实行正当防卫是完全合法的。更何况，法警也不是故意要打这一枪，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赔偿。你我都是同行，知道我们法警用的催泪弹是不会对侯厂长妻子的眼睛有损害的。眼睛一时可能会看不清楚，是会有眼泪鼻涕，否则就不叫催泪弹，但我们都很清楚，这是暂时的。”我毫不客气地说着。我想，即使说过了头，反正还有林庭长在呢。
“你们是防卫过当，就该拘留，就该赔偿。”小黄也不示弱，跟我争了起来。从前几次的接触，我们了解到他是刚从政法大学毕业的本科生，理论水平还真有一点。看来我得先把他给说服了，否则尽由他吓唬人，后面怎么办？
“不要说我们并未防卫过当，就算是防卫过当，也不该是你们来拘留我们的法警。就是要赔偿，也该由我们武进县人民法院来赔偿，由我们的法院院长来应诉，而不是赵法警。”我和小黄争论着，两位庭长始终没有说话。我看了一下潘庭长，他还是没接话，就继续说：“全国法院是一家，我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出了问题应该尽量把事情处理得好一点，圆满一点，尽量减少损失。如果确实应该由我们法院承担的责任，我们是不会推卸的。一切按照法律程序，该是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根本用不着我们进行争论。如果侯厂长的妻子在桃县医院，我们从道义上也会去看望她的。但并不是说我们错了才去看她。现在她舍近求远，到了保定医院，那么如有机会请你们转告她，叫她放心，眼睛不会有问题的。”
“如果这药水质量不好，眼睛岂不真的要瞎了？”小黄还在强词夺理。
“这种意外不是没有可能，但这是另一种法律关系，与赵法警正当防卫无关。”我也理直气壮。
这时林庭长也接上来说：“潘庭长，我看别的以后再说，现在我们还是应该先把车子问题解决了，把车先还给车主，尽量减少一点损失。其他事情我们再具体商量。你看怎样？”
潘庭长听了刚才我与小黄你来我往慷慨激昂又情绪激动的陈述后，刚进来时那盛气凌人的态度已有所改变。
又经过了一番交涉，潘庭长最终还是答应了林庭长的请求，马上去鑫发染厂，先解决三轮车的问题。
这下，我们总算松了一小口气。
我也要和他们一起去。可林庭长担心厂里这些人的情绪也许还未平静下来，万一又闹出什么事来，反而还要照应我，何况我的身体还未痊愈。不管我怎么说，他就是不让我去，可让他一个人去，我真有点不放心。
王厂长不愿去，刚跑回来的五个人根本不能去。薛民涛这个原告代理人当然是要去的，可我们刚一转身，就不见了他的人影，怎么叫，他就是不露面，他是吓怕了。
我还是坚持要求与林庭长一起去，一旦有事，我虽起不了什么作用，壮壮胆也好啊！
“不行！”他的语气果断坚定，毫无余地。
“你一定要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尽快向院里汇报。”林庭长临上车时对我吩咐着。
他们的车一走，我转身跑上了楼，到服务台挂了加急长途，可电话就是挂不通。我焦急地看着电话机，只能耐心地等着。这个招待所就这么一部电话，服务员说我急也没用，半天接不通一个长途电话是常有的事，上午是电话高峰，所以叫我回房等着，等接通了叫我。
没办法，我只能等！
就在我无所适从时，突然听到对门的王厂长在大声叫嚷着，骂手下的人一个个是窝囊废，一个个是无用的东西。他从房间到走廊，再从走廊到房间，整个空荡荡的招待所，只有他的骂声在回响。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下，他的辱骂声是那样的刺耳，那样的让人难受。他虽然不是在骂我，但我怎么就觉得句句戳在我的心里，让我浑身不自在。
他在咆哮，他还在咆哮，简直是疯了。
好久、好久，我没有听到一句回嘴的声音。也许是没有对手，也许是骂了一上午觉得累了、饿了，中午十一点多钟，他像是把怨气都撒完了，终于安静了下来。这招待所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就在这时，电话终于接通了。我用最快的速度将事情发生的经过向院领导作了汇报。分管经济庭的宋副院长也对这突发的事情吃惊不小，他在电话里再三对我说：“要冷静，你们现在这样处理不错，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我马上向院长汇报，然后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十二点多了，林庭长回来了。车子没有拿到，因大门上的钥匙被人带走了，下午才回来。但已讲好下午去拿车。
吃饭了，赵龙生的夹克衫敞开着，里面法警制服的扣子倒是一颗不少扣得整整齐齐，他用手捂住右胸下方，稍稍弯着腰，朝着台子坐在了床沿上。他皱着眉头说：“一下子跑这么多路，胸口都跑痛了，胸口摒了气，现在呼吸都痛。”
我突然看到了他手背处红红的牙印，又看他现在这模样，又好笑又好气。幸好带的是催泪与电击的防身手枪，否则还真要闹出人命来不可。
“那你为啥要逃呢？不逃不就不疼了吗？”王厂长接过了话头。“还亏你是法警，连逃都是逃在最后一个。我搞不懂，你为啥要逃呢？”他直冲着赵法警又嘶叫了起来，看来他的火还没发泄完。
“我不逃，让他们用刀子捅，让他们打？”赵法警这时也不服气地说。
“对！你就是不应该逃，他们要是真捅了你，那你也是光荣负伤，我叫院长为你记功，医药费由我出，要是捅死了，2万元丧葬费一个，由我来，不用你们法院来。”
哇！这算是什么话？这仿佛是重重地打了我们一记耳光，把我们的心火一下子打了出来。他把我们当什么人了？是他的私有财产？还是奴隶？他真是越说越离谱了！
不错，2万元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这对我们一个月的总收入还不满一百元的人来说，这相当于二十年的工资，确实够大方的。
他的话一出口，也惹火了赵法警。“你不是不怕死吗？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去？为什么让林庭长一个人去？你为什么缩在这里不去呢？你骂了一上午还没骂够？居然骂到我头上来了！你是我什么人？轮到你来教训我？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是谁！”他的文化水平本来就不高，今天这样的吵架就算是比较文明的了。
他的话刚说完，王厂长就气势汹汹地一把将赵法警的衣领抓住，随即赵法警也将王厂长的衣领一把抓了起来，就在两人的拳头即将打向对方的一刹那，听到林庭长大声喝道：“龙生，放手，你想干什么？”
赵龙生在林庭长的大声训斥声中首先松开了手。
王厂长突然听到林庭长的大声呵斥，拳头也停留在了胸前，但他仍不放手，嘴上还是骂骂咧咧。当他看到林庭长虎着脸瞪着他时，这才很不情愿地勉强松了手。
此刻，王厂长手下的人一个也不敢吭声，只是紧张兮兮地看着这突发的一切。
林庭长的脸气愤得有点发青。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这个厂长，居然当着他的面就要打我们的法警，实在是不可理喻！
一顿饭，谁也吃不下，不欢而散。
赵龙生进房间就气呼呼地一头倒在了床上，而王厂长却还在骂着：“他娘的，我叫你们来干什么的？叫你们来白吃白住的？钱没要回来，反倒办成这样，你们只会吃饭？是猪！是饭桶！真是饭桶！……”
他的阵阵骂声实在是难以入耳，别看他长得那干瘪的样子，骂人的声音倒是特别洪亮，在这死气沉沉没有任何隔音设施的地方显得格外的刺耳。他每骂一声，我的心就仿佛被人揪了一下，越骂，我心里就越痛，就越堵得慌，这股气在我的胸中憋闷得实在难受。我们是吃原告的，千里迢迢带来的大米毕竟是吃了。可我们难道愿意这样吗？不！我们不愿意，不愿意！
之所以外出办案院里同意我们与原告一起出来，一方面是为了能够及时与被告进行调解或就地开庭；而另一方面也确是为我们办案提供后勤保障，如带路、吃饭、住宿、车辆等。出省办案，地方政府在今年7月份刚规定我们每天的伙食补贴从以前的几角钱提高到了一元二角，住宿费也提高到了十二元，但明确规定“出租汽车费用不得报销，每人每天交通费一元包干使用，不再凭据报销市内交通费”。而今，像桃县这样的县城根本没有公共汽车，何况到钱家庄、兴平、北化等几十里路的农村呢？如果我们租车去，哪怕是三轮车，财政上也不能报。如果我们走着去，村与村之间相隔一二十里倒不在话下，但村上没饭店、没住宿，那么我们还何谈办案？一天到晚只能丈量地球了。如果这租车下乡的车费由我们法官自己出，那么，我们八十多元的工资总收入，又能租几天车？我们法院起码法官的工资还有保障，殊不知还有多少贫困山区的法官不但工资不能按月发放，就连看病的医药费也不能及时报销。所以，我们除了财政上可以报销的火车票外，是吃了原告的，我们也不拿伙食补贴。但院领导一再强调，我们不能对当事人提要求，有什么吃什么，有什么住什么。
老实说，法官难道愿意这样吃原告的？
这不，吃了原告的，他们出了钱，法官没把事情办好，别人才不理解你是否尽了力，而只是心疼钱，只是想着花了钱就应该有回报。
“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除了会吃饭还会什么？真是猪！真是饭桶！”他还在骂个不停。
我到法院已经有五年了，还从未受到过原告如此的侮辱，也从未碰到过如此不讲道理的厂长，我已经忍无可忍。怪不得他昨天才到这里，就因为嘴里不干不净，在大街上被人打了两次，别人一边打他一边说：“叫你还骂娘，叫你还骂娘。”当时我们一个劲儿地向人解释说：这是常州人的“口头禅”。现在想来，他是本性难改。
林庭长的脸色也是越来越难看，看得出，他非常气愤，他在强忍着。他之所以能够忍着，是觉得他毕竟是我们的领导，我和龙生已经很激动了，他不想再出什么差错。
既然庭长顾忌太多，那我这个书记员就不要考虑这么多了，这口气不出不行了。从上午到现在接近傍晚，实在是憋得太久、太久，似乎这阴沉沉的天也故意让人透不过气来。一上午他就指桑骂槐了半天，现在他更是肆无忌惮，想骂谁就骂谁，真是目中无人。我对林庭长说：“我去对付他！”说完，我没等他同意就朝王厂长的房间走去。
我板着脸快步来到了这位怒气未消的厂长面前。
他突然见到我愤怒的样子，反倒停了下来。他瞪大了眼睛、略张着嘴巴看着我。
我毫不客气地对他说：“首先我们是法官，不是你厂里的工人，更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你教训厂里的工人，我们管不着，但我们用不着你来教训，今天的事情我们已向院里作了汇报，该批评，该处分由院里作决定。第二，你有钱，是你的能耐，我们不稀罕，你不要以为有钱就能买到一切，就能让我们去做不必要的牺牲，就能让我们去死。你有钱，完全可以捐献给社会，甚至完全可以不来收这些款。第三，虽然我们一个月的工资不足百元，但我们也不至于穷得为了省这点饭钱跑到这里来每天吃你的大白菜、土豆丝，告诉你，我们在家里比这里吃得要好得多。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有饭我们就会来吃，要不是为了工作，你摆满汉全席，我们也不会来，我们不稀罕！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你的心里不好受，难道我们心里好受？你想把案件办好，难道我们不想把案件办好？王厂长，你是人，我们法官也是人！”
我一口气说完，心在“砰砰”地跳，鼻子酸得直冲脑门，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我不容他开口，转身就走出了他的房间。
出了这口怨气，我心里好受了许多。这下整个招待所安静极了。
事后，刘科长悄悄告诉我，说我真是胆大包天，从来没有人敢在厂长面前这样说话，当时他脸色都变了，他压根儿没有想到我会去教训他一通。
“活该。”我心里这样说道，他做他的土皇帝，我才不怕他。他这个村办厂的厂长，就仗着效益还可以，养成了他一身的霸气，他除了有钱，还有什么？
七、紧急增援
傍晚时分，院里来电话告知：已派宋副院长与办公室丁主任紧急增援我们，他们已上了下午三点我们来时的同一趟火车，有什么情况务必等明天院长来了以后再作决定。
宋院长原是经济庭庭长，丁主任原是刑庭庭长，他俩是我院的“法律专家”。他们的到来，表明了院里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25日，这是我们来到桃县后最清闲，也是心情最沉重的一天。除了上午兴平染厂交来一万元执行款外，就是与桃县法院的潘庭长重复着拘留与赔偿的话题。当我们说一切待今天院长来了之后再说时，他们也就早早地走了，剩下的是难熬的等待。刚来时说说笑笑的情景已荡然无存、恍若隔世。黑乎乎的走廊里不见人影，整个招待所里静悄悄的，谁也不说话，这种不正常的宁静让人不知所措。
赵龙生一直躺在床上，被林庭长批评了几句后，早意识到自己昨天太鲁莽，虽然是厂长老婆抓枪使枪走了火，但不管怎么说，要不是他这一抢，也就不会搞成现在这种局面，现在后悔一切为时已晚。
谁都看得出，林庭长的心情比谁都沉重，今天胡子也未刮，满脸倦容。看来他又是一夜未眠。案件没办好，当然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最大。可我认为他尽力了，他和我院一半以上的军人法官一样，脱掉军装来到法院后，为了适应这个新环境，都在努力地学习着法律，尽快地掌握着审判技巧，他们吃苦耐劳，忍受的无形压力，一般人很难理解。案件办到现在这样，能全怪他吗？
当然不能！要不是当初我首先提出这个不切实际的馊主意，也许就不会一早到侯厂长家，也就不会有赵龙生这一枪。虽然侯厂长妻子的眼睛已经恢复了正常，但有些人却据此大做文章，非要拘留赵法警不可，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赖着不执行。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五个人这么早去，他们却好像事先已知道了我们的行动似的，侯厂长与儿子都不在家，厂门这么早就敞开着，车一进去就关门还上了锁，天刚蒙蒙亮十几个拿着刀子的小伙子就在厂里虎视眈眈；还有刚来时莫名其妙的查房，是隔墙有耳，还是巧合？还是……我越想越觉得奇怪，越想越理不出头绪。
这一天大家都在沉闷中度过。我坐在床上，一边为我儿子编织着毛裤，一边回忆着这几天的点点滴滴，等待着院长的到来。
傍晚时分，林庭长、赵法警和我早早地就来到了桃县长途车站，等待着院长的到来，等待着对我们各自的批评。
我们来得太早了，站在马路边空荡荡的车站土场上，站在这刺骨的寒风中，我们都很自然地将大衣的毛领子竖了起来，原地踏步晃动着增加热量，除了我们偶尔的咳嗽声，到处静静的，谁也不说话，看着一大片白蒙蒙毫无生机的原野，各自想着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领导。
车站周围黄土地上尚未消融的片片残雪，使寂寞的黄昏更增添了几分寒意。我们觉得凛冽的西北风把大地封冻的同时，仿佛也冻住了我们的嘴巴、冻住了我们原本活跃的心。
冷，我瑟瑟发抖，关键是心在颤抖，我既希望院长早点来，又希望他们能晚点来。
在太阳投入地平线的时刻，一辆长途汽车从原野尽头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徐徐向我们开来，而我们还是呆呆地看着，完全没有以往迎接客人的那种热情与激动。
车慢慢地开到了我们的身旁。宋院长、丁主任手提着行李，面带着微笑走下了车。宋院长一把抓住林庭长的手说：“你们辛苦了、辛苦了。”他转过身握住我冰凉的手对我说：“小吴，你瘦了，你感冒发烧，身体不好怎么还站在这里喝西北风，不在房间好好休息？”
突然，我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直涌得我鼻子发酸、眼睛模糊。顷刻，眼泪夺眶而出。院长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还这样关心我，他那既慈祥又爱怜的责备，使我倍感温暖、倍感亲切，有领导这句话，就算苦、就算累、就算是病倒了又算得了什么呢？
回到招待所，我们就向宋院长汇报了整个情况。他安慰我们说：“既然事情闹大了，问题要解决，案件还是要执行。现在应该打起精神来，尽快把染缸拆出来。”宋院长已近五十岁，他挤了一夜的火车，可此时的他精神抖擞，四方的脸上一副黑边框下的大眼睛特别有神，他坚定的神态、语气，给我们增添了信心。
丁主任还是保持着他原来一贯笑呵呵的风格。他们的到来，使我们死气沉沉的空气一下子活跃了许多。
简单汇报完案件后，我们与宋院长、丁主任一起到楼下吃晚饭，吃起了我们刚来时的大葱馒头、辣酱窝窝头。
宋院长到招待所已几个小时了，可王厂长还是没有一点动静。我们院长都来了，他居然招呼都不打一个，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宋院长认为，既然他这么激动，让他冷静一下也好。
大约晚上九点半钟，钱科长来叫我，说王厂长请我去一趟。
是请我去吗？没搞错？想想也是，到了这份上，如果他不请我，难道他还能请得动谁？林庭长被他骂得不愿理他，赵龙生更是不睬他，剩下的当然只有我了。尽管我也不想看到他。
我进去，他刚洗完脚，一双瘦骨伶仃的脚裸露着搁在床边，小刘小心翼翼地把洗脚水端了出去。他那冰冷的脸上有了些暖色，他请我坐下，问我：“院长来了，说了些什么？”
我总不能把院长让他冷静冷静的话告诉他吧。所以，我只能说汇报了案件情况。
“没提到我？”他继续问。
“当然，宋院长说了，案件是否能顺利执行，你是否配合是关键。”我故意这么说，看看他的反应。
“你们不是说桃县法院是关键吗？怎么我成了关键？”他疑惑地看着我。
“现在院长来了，情况不一样了。我们即使把当地法院的工作做好，同意配合我们执行，而你不配合，我们还是执行不了，我们法院的几个人又不懂拆缸的技术。”我讲得很坦然。
“那我现在该做些什么？”这时他的态度似乎还有点诚恳。
“院长来了，先打个招呼总是要的吧！”我也毫不客气。心想，你的架子也实在太大了，这么冷的天，院长大老远赶来，连个招呼也不打，实在不像话！
也许他觉得我的话似乎有些道理，也许他早意识到自己这两天做得有些过分，在找一个台阶下，他要我带着他到宋院长的房间去。其实就在对门，用不着带，不过他能这样已是很不容易，这个台阶还是要给他。
八、押运巨款
第二天上午，宋院长带上丁主任、林庭长他们去了桃县法院，还去了政法委、人大等部门，不但法警不能拘留，而且还要当地法院继续配合我们法院的执行工作。法警这一枪虽然有点鲁莽，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意外的一枪，也许人员的伤亡还要更大，事情闹得还要不可收拾，现在毕竟没有造成对方什么身体伤害。
中午，宋院长考虑到我尚未痊愈的身体和我家中才十几个月大的孩子，特别是我们已执行到的货款及毛线卖掉的款已有35?700多元，加上原告自己到客户厂里收回的货款，一共有十多万元现金，如此简陋的房间难保这些巨款的安全，他决定让我和钱科长押送巨款先回常州。
十多万元的现金是多少哇！那是我要不吃不喝连续干一百多年才能挣到的钱啊！
把所有的钱倒在床上，看着小山似的一大堆五元的、十元的，甚至还有一元、两元的钞票，我简直无从下手。我和钱科长两人，认认真真地数了起来。数满百张就用橡皮筋扎成一捆，再把十捆放在一起扎成一大捆，这一大捆再用旧报纸包好，在上面写上金额，我们就这样数啊、扎啊、包啊！手酸了、腰疼了，整整半天时间，床上的一大堆钞票变成了一捆捆整齐的用报纸叠成的“方砖”。
我拿起蛇皮编织袋撑开袋口，让钱科长把这一块块“方砖”放进袋里，一层层、一排排一直到袋口。我们怕这方砖映到外面让人看出来，又在外面套了一个米袋。一切搞定，来时的一袋大米，现在已变成了鼓鼓囊囊一大袋巨款，我感到责任重大，压力空前。我傻傻地想着：要是我们法官不用一百多年也能挣这么多钱，该有多好啊！到那时，出差即使财务上不报销，难道还要这样吃原告的吗？还要被骂得没一点法官的尊严吗？不会！起码我绝对不会！
明天就要回去了，即将回去见到儿子的喜悦已被这袋巨款吓退了一大半，但我毕竟可以回去了。
带点什么礼物回去呢？大家一致认为带点肉回去以示节日的问候。于是，我们来到了招待所西边不远处的露天菜场，各自挑选了猪排和牛肉，每人十多斤。这里的猪肉一斤要便宜一毛多，牛肉更是便宜好几毛，只要花点力气带到家乡，不但给亲人一点关怀，还无形中“赚”了几元钱。
二十七日拂晓，黑夜与黎明正在悄悄交替的时候，我们起来了，林庭长和赵法警、刘科长和薛供销帮我们背着巨款和行李悄悄地离开了我们共同生活了半个月的招待所，朝桃县车站走去。
黎明前的空气是清新的，原本尘土飞扬的黄土地被寒冷的西北风刮得盖上了层层薄冰，使土地变得硬邦邦的。土坯房上的点点白雪给看不到一点绿色的县城增添了几许轻柔与妩媚。我们在晨曦中，在这两间平房的车站土场上，一一握手告别，就在这一刻，我突然又感受到了我们六个人刚来时的那种感觉。就像这点点轻柔的白雪，使我们与原告之间封冻僵硬的关系一下子调和了许多。
汽车慢慢离开了小小的车站，离开了桃县县城，离开了看似平静的茫茫田野。越看，我的心情越沉重。我是踏上了回家的路，可案件还没有办完，宋院长他们还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回去，事情闹到这个份上，这“钉子”还能拔得掉吗？
这里的贫困已唤醒了许多像侯厂长、向全生这样的人，他们为了美好的明天，有改变命运的勇气，有发财致富的胆量，更有创业的冲动。但是他们没有经营的能力，没有创业的经验，更没有合伙的心胸与涵养。一个企业的成功，仅靠胆量、冲动、热情与贷款是远远不够的。
中午，我们在沧州换乘火车。我背着几十斤肉，不！是林庭长他们给家人的一份沉甸甸的节日礼物，是一份浓浓的心意，摇摇晃晃地和钱科长艰难地挤上挤下，艰难地通过检票口，艰难地挤进了拥挤的车厢。
我厚厚的棉大衣里的衣服完全湿了，额头上早已冒汗。钱科长也是大口喘气，头冒热汗。一袋沉沉的巨款已使他举步维艰，何况他也背了几十斤的特殊礼物！也许是因为还有三天就是元旦的缘故，车厢里别说是座位，就是坐凳底下也躺着人，过道里连站都无法站稳。
我们背着这沉重的行李，继续像蜗牛一样吃力地在过道里一点一点挪动着、挪动着，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在我们“请让一让”“请让一让”的吆喝声中挤过人群，找到了乘警长。
我出示了执行公务证，明确告诉乘警长，叫另一位服务员回避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他汇报。
他看了看我的执行公务证，又看到我穿着制服且满头大汗这么认真的样子，他就示意服务员离开。
服务员刚出去，我随即将乘警长室小小的门关上，指着钱科长身边鼓鼓囊囊的米袋压低了声音直接向他说明了来意。当他听说是十几万元的现金后，他也变得严肃起来，感到了责任的重大，他当即同意帮我们落实两张上铺以确保巨款的安全，同时我提醒他务必保密。
我们在乘警长的带领下继续拿着大包小包朝卧铺车厢挤去，又是一段艰难而又漫长的路。这可是持久的超强度拼体力的活。当我们扛着巨款来到卧铺车厢时，我累得几乎是瘫了下来，手都在发抖。好在乘警长没多久就帮我们落实到了两张面对面的上铺。在这年月，又特别是在这新年来临之际，要一下子落实两张卧铺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昨天宋院长他们来，也是在无法站立的车厢里一直站到后半夜才补到一张卧铺票。此刻，我真感激这位乘警长，也感激这袋巨款。
自从我们爬上铺位后，钱科长就把这袋巨款当枕头，我俩就死死地守着，再也没有离开过，就连吃饭也是啃了几口我们自带的冷馒头，在这乱哄哄的车厢里，唯恐有什么闪失。
28日早晨五点多钟，天还未亮，我们终于到了常州站。出站口，原告厂里接应巨款的小伙子在向我们挥动着手臂。他上来帮我拿起这几十斤重的特殊礼物，而我随即帮钱科长搭起了这沉沉的米袋。当我与钱科长将这袋巨款抬到他们的汽车上后，他们就匆匆上了车，招呼也没打，就消失在车站昏暗的灯光里，消失在这寒冷的晨曦中，我仿佛隐约听到了钱科长飘出车窗外的一声“再见”！
我一个人傻傻地站在原地，默念着“再见”。我真不知道此刻的心情是完成了任务该高兴呢，还是失落，还是难受？一时难以辨别！
“哎！你到哪？坐我的车吧！”一位中年男子冲我叫着。我这才意识到，我该回家了，对！回家！我急忙将重重的礼物使劲往三轮车上一放，催促他朝我家赶去，一刻不能停留。
回家的路是多么熟悉。在外已整整半个月，就要见到日思夜想的儿子了，我那迫不及待的心情此刻更是难以控制。尽管我很疲惫，感冒还未彻底痊愈，人也瘦了。可此时的我，精神实足地敲响了自家的大门，叫醒了还在熟睡中的丈夫。
当丈夫把门打开后，我忍不住直向儿子的小床边冲去。儿子被我吵醒了，他翻身坐了起来，一只小手扶着床的栏杆，紫色与黑色相间的竖条纹绒线衣映衬着他红扑扑的脸蛋很是可爱，睡眼惺忪地呆呆地看着我，他那样子仿佛不是在看妈妈，而是在看一个陌生的来客。他一下子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
“梦梦，是妈妈回来了，快叫妈妈呀！”我急切地叫着。难道他不认识我了？要是在平时，我的宝贝早就张开双手一边叫着“妈妈”一边向我扑来了。
“你不认识妈妈了！我是妈妈呀！”我不能忍受儿子这么长时间的发呆，我在催促他叫我的同时一直在拍着双手做出要抱他的动作。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一下子明白过来了，突然“哇……”仰头大哭了起来。这“哇”的一声很长很长，真有一种伤心至极无法回过气来的那种伤感。我被他如此伤心的恸哭惊呆了。当他第二声“哇”的时候，小手松开了栏杆，双手举起向我怀里扑来。我赶紧抱起了他。我的儿子，我的宝贝，是妈妈不好，是妈妈对不起你！儿子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不放，他怕一松手我又不见了。他用脸贴着我的脸，他的眼泪鼻涕尽情地与我的眼泪相混在一起，我哄着他、哄着他，可他还是哭得那么伤心，那么泣不成声。自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还是第一次离开他这么久。他原本会讲几句简单的话，可现在，他哭得连“妈妈”都不会叫一声了，他用哭声来发泄着他的委屈，发泄着对我的不满。整整半个多小时，他一边哭一边依偎在我的怀里，依偎在我半个多月没洗澡已发出臭味的怀里。我也紧紧地抱着他，抱着他，让他的眼泪浸湿我的脸、浸湿我的衣服，让他的眼泪流进我酸酸的心里。
1990年元月6日，宋院长他们通过保定中院、人大、政法委等多种途径，在桃县法院的配合下，终于将鑫发染厂的“钉子”拔除，将被告的染缸进行了强制执行并就地处理完毕。
侯厂长妻子的眼睛完全恢复了正常，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我法院自然不会给她任何赔偿，拘留赵法警当然也不能成立。
桃县振兴染厂欠原告兴旺纺织机械厂货款一案，经过我院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于1990年3月28日进行了判决：被告给付原告货款58?500元，承担银行利息12?881.9元，两项共计71?381.9元。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诉讼费2?275元由被告负担。
如果被告不能按生效的判决书给付原告货款，那么，我们法院还将再赴河北执行，到时，等待我们的又将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