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会开幕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了贺电，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大会题了词。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中共中央华北局代表周扬，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柳亚子，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许之桢，农民代表朱富胜，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代表蒋南翔，北平市党政机关代表赵振声，出席了开幕典礼并向大会致祝词。
妇代会开幕的第二天，3月25日，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蔡畅率全体妇女代表到西苑机场，欢迎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当毛泽东主席高大魁梧的身影出现在机舱门口时，妇女代表们情不自禁地热烈欢呼起来。毛泽东、朱德在蔡畅陪同下，走到妇女代表跟前，亲切地向大家频频招手致意。这一活动给妇女代表们以巨大的鼓舞。
这次妇代会在和谐、热烈的气氛中，一共进行了11天。邓颖超在会上作了《中国妇女运动当前的方针任务》的报告；李德全作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妇女运动》的报告；蔡畅作了《世界民主妇女运动的现状及其任务》的报告。还有各地区、各方面的48名代表也在大会上发了言。
大会最后一致通过了《中国妇女当前任务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妇女运动当前的总任务就是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完全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建设统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妇女统一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蔡畅当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成为公认的新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蔡畅站在主席台上向妇女代表们频频致意。此时此刻，她更加感觉到肩上担子的沉重，正如她在开幕词中所说：“我们的称号是光荣的，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
蔡畅在出任中华全国第一任妇联主席期间，为发动和组织妇女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付出了全部心血。
在亚洲妇女代表大会上
1949年12月10日，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隆重开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23个国家的197名正式代表和英、法、苏、美、荷等国家的来宾。有些代表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的。
中国妇女具有“近水楼台”的条件，会议期间，经常有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各行各业的妇女代表列席旁听。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
在隆重而热烈的气氛中，蔡畅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的双重身分致开幕词。她说：“这个会议标志着亚洲妇女空前的大团结，我们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意志之下--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争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她向各国代表介绍了中国妇女解放斗争的艰苦历程后，强调指出：“妇女解放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必须使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才能使民族解放事业胜利开展，同时，妇女解放运动也才能胜利开展。”她满怀热情地表示：“我们将以极大的努力来完成大会的一切工作，这些工作是全亚洲的妇女们托付给我们的。”
她的讲话引起全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她那坚定的语调和刚毅而优雅的风度，在与会者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邓颖超在亚洲妇女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题目是《亚洲妇女为民族独立、人民民主与世界和平而斗争》。该报告中，有一部分是叙述中国妇女和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民主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及取得革命最后胜利的艰苦历程。在报告之前，已拿到讲稿的法国代表曾向中国代表提议：报告中应写上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帮助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词句。当中国代表团把这一情况向蔡畅反映后，蔡畅微微一笑，口气十分坚定地说：“我们的报告不用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流血牺牲换来的。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我们很感谢。但决定胜利的是中国人民长期、艰苦的斗争。再说，我们这次会议和这个问题也没有直接关系，没必要写上这些。”当然，蔡畅是个组织观念很强，处理问题非常慎重的人。她说完后当即向刘少奇作了请示，少奇同志非常赞同她的意见，并指示要向法国妇女代表说明不修改讲稿的理由。当邓颖超代表中国妇女在大会上按原讲稿作了报告之后，场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不徇私情
长征路上，蔡畅和她身边的同志，靠着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在患难中互相鼓励，生死与共。
马夫老肖他看到蔡畅常闹胃病，长征路上又缺医少药，就按家乡的土办法，挖些野菜根来晒干收藏好。如果遇到蔡畅犯病，就熬点汤给她喝，有时还挺管事。蔡畅对老肖更是关怀备至，每到宿营时，她总是要特别关照一下老肖，让他吃好，休息好。老肖的身体本来很壮实，但是经过长途行军的劳累，再加上忍饥挨饿和风寒的折磨，身体明显地瘦弱了。有一次他突然得了急性痢疾，由于严重脱水，脸色煞白，浑身瘫软无力，无法行走。当时，正巧蔡畅的骡子已借给另一位伤病员骑走了，蔡畅赶紧让勤务员小曹去把李富春的马借来给老肖骑，又让小曹到医务连要了些药。
老肖吃了药后在马背上昏昏沉沉睡了三天，才有所好转。老肖十分感动地说：“我这条命，亏了政委和大姐才捡回来。”蔡畅与老肖一起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终于胜利到达陕北。不久，老肖被分配到延安独立师做运输工作，蔡畅也有了新的工作，他们只好匆匆告别。
临别时，蔡畅还嘱咐老肖一定要跟党革命到底。
老肖带着蔡大姐的厚望，迈着坚定的步子，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十几年弹指一挥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后，既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女工部部长的蔡畅，工作更加繁忙。就是这样，闲暇之余，她也总是深深地思念着昔日在一起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并请江西省有关同志帮助查询老肖的下落。
而早在“七七”事变后就随曾山等同志回到西安，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后来又自愿回乡务农的老肖，也时常想念着他的救命恩人蔡畅大姐。
当他从报纸上得知蔡畅的消息后，立刻写信向蔡大姐报告分别后的情况。蔡畅从信中得知他40多岁才成家，眼下已有子女好几个，由于家中人口多，劳力少，生活十分艰难，就经常汇款寄衣寄物资助他，并鼓励老肖继续发扬长征精神，艰苦奋斗，努力建设好家乡。老肖的家乡得知他在北京有个老首长，便想通过他帮助购买一些国家的计划物资；老肖的子女两地分居也想“凭蔡畅同志的一句话”调到一起？？蔡畅每当接到老肖的这类信，都是语重心长地回信劝说：咱们都是党培养起来的革命干部，你是老党员，又是红军老干部，一定要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要做违反原则的事。她还意味深长地寄给老肖一个闹钟。北京老首长千里迢迢寄来的“礼品”，又招来了乡亲们的围观，老肖聪明的儿子很快就悟出了蔡畅的意思是：希望老肖“警钟长鸣”。北京老首长用意之深，希望之切，使老肖和他的子女及乡亲们深受感动。蔡畅秉公办事，不徇私情的革命精神使大家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半个世纪的情谊
历史上传扬着许多友谊的颂歌，而蔡畅和周恩来之间的革命友谊就是扣人心弦的一曲。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蔡畅就与周恩来相识了。那时，周恩来是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他待人诚恳、热情、无私，受到同志们的爱戴和尊敬，蔡畅也视他为亲人。有一次，蔡畅患了白喉，发高烧四天没起床，房东太太见她的牛奶积了四天未取走，就上楼去看望，才发现她病重得很厉害。热心的法国老人问她巴黎有什么亲人，蔡畅挣扎着写了周恩来的地址。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到蔡畅的住处，把蔡畅从四楼背下来送往医院抢救，使她转危为安。后来，蔡畅的亲属称这件事是“周恩来三救蔡畅”的第一救。1925年，蔡畅从苏联回国，在广州又与周恩来相遇，同时也见到一向甚为思慕的邓颖超，两位大姐一见如故。蔡畅和李富春还一起参加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简朴的婚礼。从此，这两对革命夫妻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大革命失败后，蔡畅和李富春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又和周恩来、邓颖超在一起。那时，到处都是白色恐怖，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蔡畅在总工会并任中央妇委委员，负责妇女工作，表面上打扮得整齐洁净，实际上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一天晚上，她从工人区出来，走在半路上一下子晕了过去，摔倒在马路上。一个印度巡警见马路上躺着一个女人，还有呼吸，就把她拖到人行道上，自己扬长而去。过了好一会儿，蔡畅苏醒过来，但仍不能动。恰在这时，周恩来从这里路过，见路边的黑影就走过去，俯身一看，发现是蔡畅，急忙背起来送进医院。这就是“周恩来三救蔡畅”的第二救。
1934年10月，蔡畅、李富春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参加长征。途中，周恩来和邓颖超都身患重病，蔡畅日夜为他们担忧，每到宿营时，就去看望他们。到延安后，蔡畅和周恩来交往更多，友谊日益加深，蔡畅对周恩来更加敬重。建国后，两个家庭的过往仍甚密切，周恩来常常谦恭地喊“蔡大姐”、“富春大哥”。蔡畅和李富春也总是尊敬地称呼“总理”，叫邓颖超为“小超”，蔡畅还常称邓颖超为“小超大姐”。建国初期，蔡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李富春还在东北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蔡畅和工作人员一起住在北京东四。有一次在中南海开会，蔡畅突然发病，周总理又赶快派人把她送往医院进行抢救。这是周恩来的“第三救”。其实，周总理对蔡畅何止“三救”？“文化大革命”中，李富春被当做“二月逆流”的“老板”罢了官后，中南海个别不了解实情的工作人员为了表示与李富春划清界限，蔡畅家的暖气坏了也不给修理，蔡畅和李富春老夫妇俩冻得实在受不了了，就从箱子里翻出些旧棉袄、棉裤、棉大衣穿在身上御寒。周总理知道这些情况后，立即指示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负责解决蔡畅夫妇的困难。蔡畅还很抱歉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总理肩上担子那么重，真不该为这些小事打扰他呀！”1969年，林彪一号令发出后，蔡畅、李富春被送到广东从化。在那里，李富春患牙病，久治不愈，常常疼得彻夜不能安眠。周总理闻知后，马上让蔡畅夫妇回北京，并特地推荐天津市牙科教授韩宗琦大夫为李富春医治。
“文革”中，很多与外国朋友有交往的同志受到了冲击、迫害，因此，有些人和外国人交往多有顾虑。1973年三八节前夕，周恩来在中联部、外交部专为外国专家及其家属举行的庆祝“三八”妇女节茶话会上，亲切地向到会的外国朋友问好，祝贺节日。他在讲话中鼓励中国的女同志要敢于和外国朋友和同志来往，指着蔡畅向到会的同志和朋友们说：“蔡畅同志这位老大姐，在中国女同志中最敢于同外国朋友和同志来往，她不保守。
今天三八节，特别邀请了我们这位老革命女战士来了。”全场顿时热烈鼓掌，表示对蔡大姐的崇高敬意。后来，李富春对蔡畅说：“总理最了解你，会上总理说的是对你的奖励。”
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因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当时，周总理已重病在身，但是，他仍硬撑着去参加李富春的追悼会。会前，他来到休息室慰问蔡大姐。总理紧握着蔡畅的手，强忍内心的悲痛说：“大姐，我们是50多年的老战友了，前些日子还听说他情况很好嘛，我以为自己会比他先去见马克思，没料到他比我先走了。”
蔡畅含着热泪激动地说：“总理，你可要更加保重自己的身体啊！党和人民都需要你！”1975年6月15日，蔡畅在北京饭店理发，刚好总理也去了，两位老人高兴地互相问候。总理清癯憔悴的面容引起了蔡畅的无限忧虑，她认真地说：“总理，我们认识50年了，让大姐亲亲你好吗？”周总理立即爽朗地说：“好啊！大姐，我们是老战友了，我也想亲亲你。”于是两位老战友就像亲姐弟那样相互亲吻了面颊。然而，谁会料到，这深情的充满革命友谊的亲吻，竟会是两位老战友的最后诀别呢！
在周恩来病重住院的日子里，大姐怕惊扰他，只能通过邓颖超或秘书了解总理的病情。1976年1月8日，灾难降临到中国的上空，一颗明亮的巨星殒落了。邓颖超的秘书首先打电话向蔡畅报告了这个令人心碎的噩耗。沉重的打击，使蔡畅两眼直瞪瞪地呆住了，泪水禁不住涌流出来。在向总理遗体告别时，76岁高龄的蔡畅步履蹒跚地走到邓颖超面前，无法抑制的悲痛，使两位老姐妹紧紧拥抱在一起，伤心的泪水融汇在一起，共同哀悼失去的亲人、战友和国家的好总理。
爱的奉献
蔡畅对儿童充满了深情的爱。在她还是个10几岁的孩子时，就做过体育教员，所以她对孩子有一种天然的爱心。她认为孩子是人类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她以金子般的心，关怀爱护孩子，循循善诱地启发教育孩子。因此，孩子们也非常爱戴她，亲热地叫她“蔡妈妈”。
热闹的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