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杰克逊当然不是上帝，也不是魔鬼，他仅仅是一个奇特的人，一个禀赋异常性格令人捉摸不透的人。
光光从外表或者行为是很难评判一个人。做同样的事，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何况是一个人不同的做法呢，性格决定命运，也支配着人的喜怒哀乐，我们的一生都在各自的性格笼罩之下。
优柔阴郁度一生
同历史上许多被“垂帘听政”的皇帝一样，光绪帝也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慈禧太后的权势让光绪帝的光芒如同残烛。然而，他也是一个有想法并想有一番作为的人，这和他一向软弱犹豫的个性就成了他人生悲剧的主调。
同治皇帝在年仅19岁时病亡，其母慈禧太后怕立了同治帝的儿子当皇帝自己要失去权力，就选中了醇亲王4岁的儿子即位，这就是光绪帝。光绪的父亲是慈禧的丈夫咸丰的弟弟，因此，光绪就是慈禧的侄子，而光绪的母亲又是慈禧的亲妹妹，因此，光绪又是慈禧的外甥。再加上光绪年幼，大权理所当然地完全操于慈禧一人之手。
慈禧非常耐心地教育光绪，她要教光绪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叫他畏惧自己，二是让他学习。慈禧对光绪管教很严，企图把他培养成自己驯服的工具。她让光绪叫自己“亲爸爸”，不让其称太后，并经常训斥教导，可谓“教子有方”。可见慈禧用心之良苦，也是造成光绪忧郁一生的罪魁祸首。光绪帝的身体，自幼孱弱，素有脾胃虚弱之症。
1887年，光绪16岁，按照传统，光绪该“亲政”，慈禧太后也做出姿态，“撤帘归政”。但实际上，朝廷的军政大权仍是把持在慈禧的手里。
光绪“亲政”之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关键时刻，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其势在彻底灭亡中国，尤其是中日海战的惨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彻底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局势，认识到不变法就要亡国的必然趋势。于是，首先在知识分子中间掀起了一股倡导变法的热潮。
著名的“公车上书”就是其中之一。《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正直知识分子极大的愤怒，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1200多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拒和、迁都，是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不仅使清廷的顽固大臣感到震惊，还使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觉醒，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
但因清廷等级森严，“公车上书”的奏章没有送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等人十分气愤，在二十多天后，又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篇奏章，经过辗转反复，光绪终于看到了这篇奏章。光绪对康有为提出的许多观点十分赞赏，并发出“上谕”，实行改革新政，当然，这种“上谕”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如果用来罢一个人的官或是杀一个人的头则可，要想改变积年陈旧的封建官僚体制，实行所谓的新政，那就如清风吹泰山一般无济于事。
康有为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于18年（光绪二十三年）愤然上书。在此封奏章中，他措词十分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亡国有日。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报刊杂志都加以介绍摘转。光绪也从报纸上看到了这篇奏章，深为感动，就马上召见康有为。
恭亲王则坚决反对召见。光绪无奈，只得派了翁同龢、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对康有为进行问话，其中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属于主张变法的一派。他把康有为的答辞如实地报告了光绪，光绪再次为康有为的理论和态度所深深地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著作文章，自己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操纵在慈禧的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
“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图强，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的形势是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能不暂时放一点权力给光绪，让他先变一变法，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实行变法。
天真的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惊喜若狂，以为变法就可成功。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这实质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的实质。
这道《定国是诏》既表示了光绪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也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极大震惊。从这时开始，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慈禧太后则在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
慈禧太后一直对改革抱有怀疑、抗拒的态度。她一味求和，不惜割地赔款，表现了一个女人的软弱和安于现状，另外她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力。而康梁等人的变法上书一直是以光绪皇帝为中心，对她则是孰视无睹——这极大地伤害了慈禧的自尊心，也许就此点，她也不能让变法顺利进行。
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连下三道“上谕”，罢了翁同龢的官，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这就导致了慈禧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权。在“六堂官事件”之后，慈禧加紧密谋，准备以武力挟制光绪。
徒有虚名的光绪帝，手中没有任何实权，整天沉浸于新思想、建功立业的幻想之中，而丝毫不知已身处险境。
慈禧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于是，荣禄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了北京的周围，把聂士诚的甘军调驻天津，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长辛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格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更有恃无恐。
慈禧不仅对政治严加管制，并且对其光绪的人身自由、私生活以及婚姻也强行干涉。慈禧把自己的侄女选进宫中册立为光绪皇后，称为裕隆皇后，这桩婚姻毫无感情和幸福可言，光绪形同玩物，在慈禧的掌中被玩来玩去。
维新变法运动很自然地失败了，维新派四散飘离，或被杀或逃亡，光绪帝也被囚禁于中南海之瀛台。如惊弓之鸟的慈禧，继续剿灭地方新派势力，年轻的光绪帝也是她的心腹大患，不除不得以安宁。
慈禧训政不久，即对外宣布光绪帝已经病重，朝廷内外，传言藉藉，并且开始为光绪帝准备后事。每天，将光绪“脉案”（会诊的病情记录）和药方传示各部院衙门，一时人心汹汹。这种举动，不外乎试探人心，看看人们对谋害光绪的反应。
聪明敏感的光绪帝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他陷入绝望忧郁中，一筹莫展，完全失去了希望和勇气，只能坐以待毙。
顽固派一刻也没放松对光绪的迫害：病重、不能亲政等等传闻，搞得沸沸扬扬，但在各国驻华使节的干涉下，顽固派以病重为借口废黜光绪的计划没能得逞。
谋害和废黜计划均因各种阻碍而失败，顽固派十分恼怒，便“日夕密谋”。最后，由慈禧最为倚信的大学士荣禄向慈禧提出了立太子，图谋篡位的方案。荣禄建议说，光绪正在盛年而久无皇子，只要选一近亲宗支子弟立为“大阿哥”（太子），同时作为光绪及同治二帝的继承人，育于宫中，继承大统，则师出有名，外国公使及封疆实力人物均无话可说。
不料，顽固派退让到最后这一招，仍然遭到一些外国驻华公使的反对。当时，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误解与隔阂。侵略者似乎觉得，顽固派扼杀帝党以后，实行的某些排外和闭关政策，将对他们的侵略不利；而顽固派只怕洋人扶持光绪，对自己的地位产生威胁。另一方面，慈禧政权的亲俄倾向，也使英国等帝国主义深为不满。双方的这种隔阂，在义和团运动以前一直未能沟通，甚至有所发展。这种矛盾发展，甚至导致了慈禧对洋的“宣战”，想利用义和团与外国侵略者斗一番，而光绪则是夹在中间的砝码，可想而知光绪的苦处。
据载，慈禧在义和团运动中之所以曾向侵略者宣战，主要原因是惧怕外国侵略者叫她“归政”光绪。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夜，有人向荣禄密报若干条消息，其中一条就是，洋人要拥兵“勒令皇太后归政”。次晨，荣禄急报慈禧，她万分悲愤，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决意利用义和团与洋人拼命。义和团运动以后，顽固派与洋人之间的隔阂渐渐消失，双方达成了协议，洋人们同意维持慈禧统治，而她也表示愿意为所有侵略者效命，从此，清政府成为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光绪此时的作用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完全成了慈禧的手上的囚徒，在幽暗压抑的环境中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香销玉殒皆因懦弱
性格软弱的人，容易受伤害，人生多悲剧和痛苦。阮玲玉是二三十年代的著名影星，一个生活在旧社会的女人，面对社会制度，人性好恶，如果没有坚强的个性，很难挺住，阮玲玉没有顶住，她倒下了，她失败的命运也随之终结。
软弱容易犹豫，做事拖拖拉拉当断不断，正是这种性格悲剧才贯穿了阮的一生。
阮玲玉出生于上海，她5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给一张家大户当佣人，年少的她和母亲相依为命。阮玲玉从小就是一个标准的美人胚子，由于人长得漂亮，逐渐成了很多人的崇拜对象，就在这时，张家的少爷张达民看上了她。
张达民只是个纨绔子弟，吃喝嫖赌，逍遥惯了，当他认识了阮玲玉之后，他发誓一定要把阮玲玉弄到手。
张达民心计颇多，他首先讨得了阮母的欢心，而后开始不温不火的追求阮玲玉。
他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再加上西装革履的仪表和风度，给单纯的阮玲玉留下较好的印象，以后，阮玲玉同他的交往也就开始多起来。
他了解到阮玲玉喜爱电影和戏剧，便利用他哥哥所开电影公司之便，经常带她去看电影，并对他表现出一副关心体贴的样子，怕她饿着冻着。这种举动博得了阮玲玉的好感，阮玲玉把他当成值得信任、依靠的人。
如果说在这之前，张达民没有什么劣迹让阮玲玉知道，阮玲玉轻信他还情有可原，可下面这件事，就可以看出阮玲玉的性格缺乏主见和优柔。
张达民在追求阮玲玉的同时，仍旧在外面寻花问柳。
有一次，他在大世界附近一家妓院，同另外一个公子哥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而且同时动用流氓打手，引起警察局的注意，事情闹得很大，警察专门到张家了解情况。阮玲玉知道这件事后，想同张达民一刀两断，可张达民在风月场上混多了，对女性的内心非常了解。他又是花言巧语，又是痛哭流涕并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因此，阮玲玉被张达民的甜言蜜语所惑，轻而易举的就原谅了张达民。
阮玲玉把这件事对母亲说了，表示对张达民的为人有了怀疑，阮母一向吃苦惯了，好不容易有一个财神主动上门，岂肯轻易放手？而身为一个女人的阮玲玉，在某种程度上也认同母亲的想法，于是就打消了心中的疑惑。这是阮玲玉优柔性格最悲哀的地方，明明对眼前的男人不放心，而且劣迹斑斑摆在眼前，在取舍上却难于决断，足见其性格优柔。
后来阮玲玉与张达民正式结婚。张家兄弟个个事业小有成就，惟独张达民游手好闲，坐吃山空。为此，阮玲玉曾试着以好言劝解丈夫：你才23岁，前途无量，总要有一固定安身的职业才好……
张达民起初因为和阮玲玉新婚，感情缠绵，听了妻子动情的规劝，还常流露出几分羞愧腼腆的神态。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收敛了一段时间的张达民又开始在外面寻花问柳、胡作非为。他经常不在家，赌博的嗜好越来越严重，往往是出手千金，又经常输，家里原来积蓄的一些钱，已不够他还赌债了，于是，他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而且对阮玲玉的态度也越来越恶劣。阮玲玉内心很痛苦，但一向逆来顺受的她还是忍了下去。
阮玲玉每天都看报纸，后来一则明星电影公司招收女演员的广告吸引了她，她去应试了，并被录取。阮玲玉进入电影界后，渐渐有了声誉和收入，张达民更是将她看做摇钱树，胃口越来越大，简直到了索取无厌的地步。
张达民整天梦想发财，开始效仿大哥进行赛马赌博，可他却没有大哥运气好，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全输光了，并输掉了所有家当，不但这样，还欠了一身债。债主上门要钱，有的还雇一些打手流氓来威胁。阮玲玉仿佛从张达民编织的美梦中清醒过来，算是初步看清了自己曾相信、并委以终身的人的真正面貌。由于她自己有正当职业，有能力养活自己和母亲，于是一气之下，在市区租了两间房子，带着母亲离开了江湾。临走时，她给张达民留了一张条子，要求同他脱离关系。
张达民在外面吃喝嫖赌了一阵后，想起了阮玲玉，经过打听，他终于找到了阮玲玉在市区的住址。他专门选择了一个晴朗的月夜，敲开了阮玲玉的家门。一进门，他就连着向阮玲玉和她母亲赔不是，说自己不应该去赌马，今后要戒掉赌瘾，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阮玲玉的态度很硬，认为他们俩已脱离关系，请他以后不要再来打扰她了。张达民并不死心，仍然在阮玲玉面前死皮赖脸，最后求助于阮玲玉的母亲，要她出来劝劝阮玲玉。经过一番争执，张达民当晚又和阮玲玉住在了一起，第一次分居计划告吹。
应该说此次阮玲玉又失去一个和张达民彻底断绝关系的大好机会，她一再犹豫，怕这怕那，明知张达民恶习难改，却最终没能和他痛下决断，这实在是一场性格悲剧。
这一次，阮玲玉没有摆脱张达民，使张达民像一张蜘蛛网一样粘在身上，无法摆脱。张达民的恶习越来越重，赌输之后回家偷取张老太太的养老储蓄作赌本，被他母亲和几个兄长轰了出去。阮玲玉看到张达民就恶心，但她却不敢公开登报同他脱离关系。她认为如果这样的话，作为一个电影演员的她，肯定会被新闻界大肆渲染，而成为一桩丑闻的中心人物，成为人们茶余饭后，闲谈助兴的话题。阮玲玉无计可施，终于想到了一死了之。
一天晚上，她同张达民大吵一架之后，吞下了大量安眠药，不自觉地发出痛苦呻吟，母亲发现后，立即把她送入医院，抢救及时，使她转危为安，第一次自杀未成，她的命运也没有因此而改变。事情并没有到以死了之的地步，却要以死来了结与对手的纠缠，这难道不是明显的软弱吗？真不知一个人有几次生命来抵偿这种纠缠！
在阮玲玉往北平去拍摄《故都春梦》外景时，张达民便在上海尽情地嫖、赌，把家里的财产全部嫖尽输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