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国家和我这个时代，知识往往只是充实一个人的钱包而不是一个人的大脑。如果它碰上了蠢笨的头脑，就会使它窒息，使它象一团未加工整理的乱麻；如果它遇到一个敏锐的头脑，它将会使它清楚、明了，甚至到了许多知识都无法使它满足的程度。这是两种完全不同品质的事情：对一个天生的好脑瓜来说，它是非常有用的，而对另一个人来讲却是有害的。使用起来它是一个珍贵的东西，它不愿意自己被列入低价值的行列：在一个人手里，它是君主使用的手杖，在另一个人手里，它是傻瓜的摆设。
你能够教训一个无法战胜你的敌人，这是最大的胜利。当你在目的上获得优势，这是真理胜利了；当你在条理和方法上取得了优势，这是你的胜利。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辩论中，我认为首先是要达到辩论者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达到争论的目的；是为了指导欧西德莫斯和普罗塔哥拉不要离题，而不是他们艺术上的不恰当。他首先要抓住主题的目的，不仅是去阐明它，而是阐明它所驾驭的思想。
热烈的讨论和探索大概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和切实地进行，就无法得到谅解。在追求中失败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天生就是为了探求真理，而掌握真理则属于另一更伟大的力量。
这并不象德谟克利特所说的，真理埋藏在深渊之底，但又上升到一个无限的高度，在天堂的知识中。这个世界仅是一个探索的学校，问题不是谁能命中目标，而是谁的命中率最高。一个讲真理的人能够象一个讲谬误的人一样愚蠢地演讲，因为我们指的是演讲的方式而不是演讲的事实。我想的是要把形式和内容、拥护和理由放在同等的位置上来考虑。
我每天都沉浸在阅读一些作家的作品中。我阅读时，不去注意他们的知识，也不是它的主题而是寻求他们的风格，就象寻求某个知名人士，不是让他教训我，而是去了解他。
每个人都能真实地讲演，但是几乎没有人能讲得有条理，有智慧，有竞争力。因而这不是无知的虚假在我身上的体现，而是无能。
我已经断绝了许多对我很有用的人的交往。这都是因为我和另一些交往的人不断地争吵。我一年中只有一次对我手下的人所犯的错误可以不激动。但是对于他们粗野的、愚昧无知的断言、借口和辩护所表现出来的愚蠢和顽固不能不理，我们天天都在高声争斗。他们既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什么这样说，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足以使一个人气愤到疯狂的地步。除非被另一个脑袋震得我发昏，我从来未感到我的脑袋轰轰乱响。与其忍受佣人们的恶习，还不如忍受他们的粗枝大叶、愚昧无知、烦扰不休。让他们做得少一些，并且假设他们能做某些事。你生活在一种希望能激发他们意志的幻想中，但是，从一个残躯上哪能看出任何希望和快乐。
但是假如我能安于现状，忍受他们所做的一切呢？假如我可以这样，这就是我为什么谴责自己不耐心的缘故。我还认为，最重要的是无论说谁对谁错都是不对的，因为这都是一种专制的病态的想法。不能接受另一种和自己不同用度的想法，事实上是最不文明的荒谬的行为了。因为它主要是由我们自己激起的，那位过去时代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如果还活着，只要他只考虑他自己，就不会缺少流泪的机会。
七贤之一的迈梭尔，具有泰门和德谟克利特的幽默感，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嘲笑自己，他的回答是：“事实上，我是对自己笑。”
以我自己的判断来看，我每天所讲和所回答的愚蠢的事情不知有多少，更不用说别人的判断了。如果我当别人的面咬嘴唇，那么，其他人会做什么？我们必须在活着的人们中间生活，让河水静静地从桥下流过，不要过分注意它，或者至少不要让它搅乱你。总之，为什么我们遇到畸形人而无动于衷，那么什么时候我们遇到使自己无法忍受的混乱头脑的人而不生气呢？这种邪恶的怒气和判断的联系比和错误的联系更紧密。让我们经常把柏拉图这句名言挂在嘴上吧：“如果我发现不健康的事情，我想，这不是因为我自己也不健康吗？我自己不是也有错误吗？我的责备不是正好可以责备我自己吗？”这是一种聪明非凡的自我克制。它严斥了人类的许多普遍的错误。我们不仅互相指责，而且在我们提出的理由和争论引起的许多分歧问题上，往往可以转换成谴责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用自己的武器刺透了自己。在这点上，古人已经留给我们足够的教训。下面有一句富有哲理的、有独创性的、恰到好处的格言，是一位对这个问题深思熟虑的人讲的：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粪便好闻。
——引自伊拉斯谟我们的眼睛无法看见自己后面的东西。我们每天成百次地把邻居当作自己的笑料，憎恶那些在我们身上同样清楚地表现出来的别人的缺点，并以一种无礼的和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它们感到惊讶。
仅仅在昨天我才有机会见到一个出身高贵家庭的明白人，非常滑稽、非常恰当地嘲笑了另一个人的愚蠢的坏习惯。这个人喋喋不休地讲他的家谱、家庭关系，使每个人的脑袋都裂开了，而且他所讲的一半以上都是假的，(那些喜欢攻击这种蠢人的人，他们的品质是不可靠的)。如果他能反过来检查自己，就会发现自己大肆地、不厌其烦地在四处宣扬和吹捧自己妻子家庭的荣誉。噢！这种讨厌的自以为是，凭什么让妻子明白自己是靠在丈夫的怀里。如果他们懂得拉丁语，我们应该对他们讲：
来吧，如果她没有到疯狂的程度，再进一步鼓励她吧。
——泰伦提乌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如果一个人自己有这方面的缺点，就不能批评别人，要是这样，就不会有人敢批评了。他也许有这方面的缺点。
我的意思是当我们评价别人时，我们的责备应该打一个问号，应该先用它衡量一下我们自己。一个人不能消除自身的邪恶，而尝试消除别人身上的邪恶，这是多么仁慈啊。也许在别人身上的邪恶并不可怕也不顽固吧。
我认为，回答一个警告我的错误的人，说他也有这种错误是不合适的。这警告仍然是真实的有益的。如见我的鼻子好使，我们的粪便对我来说会更臭，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苏格拉底有这样的主张，一个人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儿子以及一个陌生人犯了罪恶，根据法律，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要受到惩罚。他请求执行者的帮助，先对自己行刑，其次是他的儿子，最后才是陌生人。如果这个箴言做不到，他至泰伦提乌斯(Teretiucl，公元前186-前161)，古罗马着名剧作家，共写六部诗剧。
少首先受到自己良心的惩罚。
我们的感觉为我们作出了最基本最恰当的评判，它们判断事物仅仅依靠它们外部的器官。因此，毫不奇怪，在社会福利的许多机能中，往往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礼节上的和外表的混合，表现出政府的最优秀的、最有效的部分，就在外部中。我们仍要和人打交道，他的本性是自然的，这是一个奇迹。
至于在最近几年里，那些试图为我们创立完全忏悔祈祷的、精神上的宗教的习俗惯例的人，如果听到有人认为，如果宗教不能象符号、称号、部门的工具一样地牢牢控制我们，就让它消失的论调，千万不要大惊小怪。
至于在交谈中，讲话者的庄重态度，长袍、财产往往会给人造成一种空虚和不恰当的看法。没有人相信名流显贵有什么可怕。一个人被授予这么多头衔和官职，这样高傲和目空一切，但他的能力比对他远远鞠躬和无人雇佣的另一个人并不强多少。这些人的言语，甚至怪相都被人注意到了，人人都对他们做出极好的、单一的评论。如果他们参与普通的讨论，你对他们一切都同意，除了满意和敬畏，他们就会用自己的体验压服你：他们听到过，他们看到过，他们做过——你便会被他们所举的事例征服。我必须告诉他们，一个外科大夫所获得的成果并不是他的实践的历史。他总是记着他治愈了四个瘟疫病人，三个痛风病人，这又有什么用，除非他能够从治病的过程中，总结出他是怎样诊断的，才会使我们相信，他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聪明起来。
在音乐演奏会上也是这样。我们听不出琵琶、钢琴、长笛的单独演奏声，而是听到一种完整的和谐声，它是各种乐器集合起来所产生的结果。
如果旅行和担任公职对他们有所促进的话，这就应该表现在他们不断提高其理解力上。仅仅只是具有经验还不行，我们必须探索经验，必须从分析经验中提取精华，得出推理和结论。
从来不会有这么多的历史学家。听从历史学家往往很有用，也很正确，因为他们从记忆的贮藏室中提供给我们丰富的经验教训，对我们的生活非常有帮助。但是，我们现在并不注意这些，我们所注意的是这些历史的搜集者和演讲者他们自己是不是值得称颂。
我憎恨一切蛮横的行为，无论是在讲话中还是在行动中。我们竭尽一切努力，用全部身心抵制外部表现出来的骄横行为。这种行为使我失去了对事物的判断力。我密切地注视那些不凡的卓越人物，我发现他们大体上是属于这样的人：
通情达理很少出现在这个阶层。
尤维纳利斯也许我们尊敬他们，并且把他们的实际看得少了。因为他们担负的事情多，表现他们的机会也多。他们的精力与他们所承担的工作似乎并不相称，精力和力量要大于所承担的负重。当一个人未用完他的力量时，你就会猜疑他是否还有多余的精力，他是否已达到了极点。一个人当他无法承担某个重量时，就暴露了他的限度和肩膀的弱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看到在有学问的人中有这么多愚蠢的灵魂，而在别的人中没有这么多。他们也许会成为好农民、好商人、好工匠，他们具备的精力是属于这些职业的。作学问要付出很大的气力，他们无法承担起。他们的头脑既没有活力，也没有那么灵活去传播和贡献于这个崇高和伟大的事业，也无法获取和利用知识。除了强烈的本能，它什么也不会做。苏格拉底说，弱者在运用哲学的过程中破坏了哲学的尊严。当它被错误地包装起来时，发现既无用，又无害。这就是他们怎样损坏自己和愚弄自己。
就象一个无尾猴，人中被嘲笑的小丑，它穿上绸料衣服，露出脊背和屁股，为了使客人乐出声。
——克劳狄安就象那些统治和指挥我们的人一样，他们把世界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没有足够的普通的理解力，不能做我们能做到的事。如果他们不是地位比我们高，他们就会远远不如我们。他们许诺多，欠下的债也多。因此，沉默对于他们来讲，不是象征着教养和尊严，而往往是有利的和经济的。如迈加比佐斯到阿佩来斯的工作室去看望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未讲话，然后才开始讨论画家的作品。由于这样，他得到了严厉的指责：“只要你保持沉默，这似乎是由于你思想的禁锢和自负。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听到你开始讲话了。那么就不会有人，甚至我店里的孩子歧视你了。”那些华丽的装饰，宏大的场面，不允许他表现出普通人的无知，不允许他不对油画做出不恰当的评论。他应该保持沉默，表现出似乎很懂行，表现出在我这个时代许多愚蠢的人具有的冷淡和沉默的外表，使人以为他们是聪明的、有能力的。
在获得尊严和官职上，命运的力量大于功绩的力量。为了这一点，人们经常错误地指责皇帝。相反，令人惊异的是，他们相当幸运。
因为他们很少知道：
“了解自己的人民是君主最大的善德”。
马提雅尔自然没有给他们能力去细辨全体人民的卓越，去细查藏在我们内心的感情、意志和价值。他们必须通过推测和暗中查访家庭、财富、学习和人民的呼声——非常无力的证据——来细查我们。如果谁能找到一种方法，通过正义来判断人们，并说明理由来选择人们的话，仅这一点，他就能建立一种完善的政府形式。
“是的，他成功地进行了这一伟大工作。”这能说明一些问题，但并不完全。我们大家都承认下面这句格言：我们不能通过结果来评价计划。即使幸运的结果已经证实领导者们是正确的。但是迦太基人还是抨击首领们的低劣计划。罗马人拒绝承认成功就是伟大的、非常有益的胜利，因为领袖和他的幸运并非一致。我们经常可以从这个世界的行为中看出司命运的女神给人们带来的幸福。命运教训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在所有事物中，她具有多么大的能量，因为她可以随意挫败我们的假设，使我们没有能力发挥那不胜任的才智。
在完全由命运所安排的圈套里进行的活动就顺利。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由最简单的事导致一个相当大的工作的成功等类的事了。这一点对社会、对个人都是同样的。
正如波斯人西拉姆尼斯回答那些受到震惊的人们所陈述的，看起来他的计划是那么明智，他又是唯一的计划主持人，但是，命运是该计划的主妇，而使事物的结果一败涂地。所以，这些人们可能用同样的方式，但是相反歪曲的形式来回答：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事物都是由他们自己来完成的：
命运发现一条路。
维吉尔事物的结果经常证明事前的设想是愚蠢的。我们干预的力量比起常规来要小得多。经常深思熟虑的习惯和样板，比理性的思考作用要大。我听说，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自己完成一项伟大事件中的动机、过程等等都感到惊讶。除了平凡的思想，我没有发现什么。而且，这些最平常、最有用的也许是对实际来说是最可靠的、最适合的思想，如果不是为了卖弄的话。
如果最平凡的道理被发现，如果最低级的、最自由的和最乏味的思想能对事物最适合，那么会怎么样呢？为了维护皇帝的枢密院的威信，世俗人只能通过门往里看。如果我们要维护它的名誉，那只有违心地相信。
我在思考中总结出了一点儿经验，经验的核心是使我习惯于寄托自己于天堂。
剩下的都留给上帝吧！
贺拉斯无论好的还是坏的命运，在我看来，都是至高无上的力量。让人为的智慧弥补命运的不足是一种不明智的想法。一个人想抓住前因后果，就着手领导他的工作的全过程，那是徒劳的，特别是在考虑战争的问题上。从来没有见过军事上的小心谨慎有多少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有什么区别。他们害怕在战争的过程中失掉自己，想把自己保留到剧目的最后收场，这是可能的吗？
再进一步讲，甚至我们的智慧和对问题的思索也要步随机会的引导。我的意志、理智也总是飘忽不定，还有许多类似这样的、我无法主宰的运动。我的理智经常地变动，天天都在变化：
他们的头脑在变化，他们内心体验着与从前不同的情感，一场风暴袭来，黑云笼罩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