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亦是从人性论出发而论教育的作用的。他否定了理学家的气禀说，提出了人性平等、无圣凡之别的主张。“性合而中，物至而中，独圣贤哉？亦千万人同有也。”又从天赋平等观点出发，肯定了教育权利的平等。他还认为人类具有普遍的认识能力，但这种能力只为人认识事物提供了可能性，所以还必须通过一定的教育和实践，才能真正认识真理。他说：“《书》‘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言学修而后道积也；《诗》：‘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言学明而后德显也；皆以学致道而不以道致学”。强调后天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能化性起伪，按人的心理特征去塑造人。“翘材颖质，将进于道，必约以性，通以心肝脾胃肾无恣其情，念虑思索，无挠其灵，则偏气不胜而中和全矣。”须指出的是，叶适虽然认为人性平等，且需用教育来发展人的认识能力，但他为维护封建官僚的既得利益，明确提出教育条件的不平等。“举公卿大夫之子而养之于学校，择天下之明师良久以成就之，使其才器卓然，可以为国家用”，则显出他阶级的局限性。
2.培养德才兼备、文武兼资人才的教育目的论叶适在批判理学教育目的的过程中提出了事功学派的教育目的：培养德才兼备、文武兼资、博学多能的实用人才，即集智、仁、勇于一身的真正的士。真正的士须具备哪些素质呢？他认为，要有丰富的知识，包括儒家经典、历史文献、诸子百家之学等知识，旨在作今人治世之借鉴，尤要善于运用这些知识服务于现实。叶适说：“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从政的艺能，有政事书判、文章术业等实际本领。认为“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总之，要博学多能，经世致用。此外他还把优良品德视为士的重要素质。强调道德修养的作用。不以秉义明道为止境，还要见诸事功。极力反对重德轻艺、学用脱节现象。“果行育德，则不可胜用矣。”具有了优良的品德，就可以“夫秉义明道，以此律己，以此化人。”一方面用“义”武装自己，教育他人，从而承担起辅佐政治之重责，另一方面可以恪守救时除乱之志，担负起复我中原之大任。
叶适从南宋抗金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针对当时重文轻武、文武脱离的风气，提出真正的士不仅要德才兼备，且要文武兼资。如此，才能克服冗官，改善吏治。因此在教育上实行文武一道，使培养出来的人既有料敌之智又有治事之功。叶适提出了自己鲜明的培养目标，与理学家主张培养“醇儒”的教育目标公开对抗，这在当时有积极进步意义，也颇具理想色彩。在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经世致用的教育内容论叶适关于教育内容的论述，以经世致用、培养道德和事功兼备的人才为出发点，不仅重视儒家经典及此外的历史文献、诸子百家之学，且重视文章判书等实事，突破了儒家传统教育的框子，扩大了教育的内容，而且还明确提出把儒家经典当作历史文献研究，而不是奉为教条加以效法的主张。这对后世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叶适极为重视研究儒家经典，尤其《六经》。认为《六经》记载了古人治世的历史，且各具不同的社会作用。“《易》非道也，所以用是道也。”把《易》作为一门指导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学问列为教育内容。学《书》旨在使当时学风士风从虚谈空论中挣脱出来，回到切实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事功上去。“言周人之最详者，莫如《诗》。”
《诗》不但使人了解周代社会，且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使人于不知不觉中受教。《春秋》寓理于事，具备历史的教育功能，所以备受叶适的推崇。他认为《周礼》提供了一套治国的“规矩”，学习它就可在具体治术上随时而变、因事制宜。《乐》有其政治及教育上的功能，故也被叶适列为教育内容。
叶适还十分重视儒家经典以外的历史文献知识的学习。这是叶适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他认为，若“不言古，则无所斟酌，无所变通，一切出于苟简而不可裁制矣。”，“考古虽若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能知今”，离开了历史就失去了讨论现实问题的经验依据。但学史不是照搬，而是在“因其己行，袭其旧例，听其己然”的基础上，“加之以振救之术”。还要多闻多见。因为“观众器者为良匠，观众方者为良医，尽观而后为之，无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只有博知广见，才能融会贯通，去末求本。在历史知识的运用上，叶适见解独到，强调要“用其意而不习其迹”。“盖经者所以载治，而非所以为治也。”研习经史，应结合当时历史事实，从现实需要出发加以运用，其治史旨趣在于改革弊政，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
叶适还提倡学习诸子百家、异流众说。意在通古今之变，掌握变通之理，取长避短。在博通基础上，找出利于世用的治世之道。尤须指出的是，为了培养多才多艺的事功人才，叶适也倡导文章、政事、兵法、度量等方面知识的学习，认为这是从政治国的必备能力。
4.学以致用的学习方法论叶适在与朱、陆理学教育的论争与对立中，通过自身大量的教育、教学实践，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教学方法。尤其“师友讲习”、“学以致用”、“不断积累”等学习方法充分体现了事功学派教育方法及学风的基本特色。
师友讲习是叶适事功学派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它使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处于平等的地位，体现了对我国古代具有民主精神的教学相长优良传统的继承。叶适在《进卷·学校》中写道：“今宜稍重太学，变其故习，无以利诱，择当世之大儒，久于其职，而相与为师友讲习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他之所以提倡师友讲习、共同切磋，是因为师友之间只有以平等的地位、求实的态度相互辩论，在这个过程中才能有效地互相启发，获得真知。
最能集中体现叶适教学思想事功特色的是学以致用、立的放矢的学习原则和方法。叶适对理学教育造成士子“读书不知接统绪”、“为文不能关教事”、“笃行而不合于大义”、“立志不存于忧世”的风气深恶痛绝。而对那种把学习只作为一种装饰、雅好而不与实用结合起来的做法持坚决反对态度。他在《水心别集》“经总制钱二”中批道：“其平居道先古、语仁义，性与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观耳，特科举之余习耳。一日为吏，薄书期会迫之于前，而操切无义之术用矣，日彼学也，此政也，学与政判然为二。”叶适认为学以致用就是“忠信孝悌，必修于家，必闻于乡。”，即把道德知识付诸自己的道德实践，亦是“材智贤能，必见于事，必推于友。”，把所学知识艺能运用到实政中去。学以致用，须以“立的放矢”为前提。叶适说：“昔者人所行之事，与其人所立之论，尚为不远。论立于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后挟弓注矢以从之，故弓矢从的，非的从弓矢也。”认为学习须先立目标，然后才能围绕目标进行学习与活动。具体地讲，所立之矢即恢复中原、振兴民族的宏伟事业，它是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中心。
叶适从学以致用的基本原则出发，特别强调后天的学习积累，认为这是获得广博知识的重要前提。知识的学习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学问道德全靠后天扎实地“历练”，点滴地去积累。叶适明确指出：“学非一日之积也，道岂一世而成哉。”知识学问是长年累月不断学习积累的结果，道德的长进也不是靠一朝顿悟而成。他还说：
“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能尽获也。一造而尽获，庄、佛氏之妄也。”叶适反对理学教育以“心悟”、“顿悟”作为求知的方法，坚持“以学致道”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为事功学派重耳目之实，重实学实事，重不断积累，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叶适强调学习及积累的重要，但并不否定思考的作用。他对孔子学思结合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倡独立思考。曾在《题薛常州论语小学后》中写道：“师虽有传，说虽有本，然而学者必自善，自善则聪明有开也。”自善是指独立思考。他认为只有独立思考，才能对当前的事物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坚决反对限制人独立思考的做法。学思结合，独立思考是叶适一贯的也是他坚决主张的学风。
此外，叶适还把“学以知意为始，以尽力为终。”作为学习要着儿。意，指一种具体学习目标的设计，是人的内心愿望；力，指为实现自己设计的学习目标而付出的实际劳动。愿望虽好，但不付诸行动，结果只能是目标可望而不可及。为此，叶适提出：
(1)“宁少于其意而致多于其事”。尽量减少不切实际的幻想，尽可能多地扎实求学。
(2)立力所能及之意，量力而施。“力所不及，圣贤犹舍诸；力之所及，则材为实材，德为实德矣。”
(3)“以力从意，不以意为力”。
以力从意，就是一旦立了“意”，就要为之作出努力。不以意为力，即不要只停留在愿望、目标阶段，对目标、结果的倾羡不能代替扎实勤奋的努力。时适反对心学家不知“为善之难，”妄图以一念之功使圣贤立至的好大务空的学风。主张多干实事，意于事功，少发空论，而着力于事功。叶适称科举、性命之学为“不知意”，因其既无意于事功，亦无力于事功。
叶适提倡博览群书。“材之高下，固书之浅深系焉”。认为一个人才能的大小、品行的高下、事业的成败和他读书的多寡与得法与否有密切关系。读书要注意理解背景。因为书总是和一定的时代相联系的，或“陈其义”，或“纪其成”。因此“言与事迁，书与世易。”只有站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上，才能理解不同的学术与思想。读书还要以“道”为核心，树立统纪。“学者之患，在于不明统纪”。既博览群书，又不失王道立场。用统贯群书的“道”亦即他的政治、哲学、伦理观来指导读书。
总之《叶适集》中提出了富于功利主义色彩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宗旨上表现为求实用；在培养目标上表现为求实才；在教育内容上表现为求实学。这一思想在与唯心主义理学及理学教育的斗争中得以产生和发展，并以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社会实践意义对当世以及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