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遵明指其心，谓“真师正在于此”。古者师无误师即心也，心即师也；非师无心，非心无师。以左氏考之，周衰设学而教者，师已有误，故其义理渐差。及至后世，积众师之误以成一家之学，学者惟师之信而心不复求，遵明此语，殆千载所未发。虽然，师误犹可改，心误不可为，此既遵明智所不及；而以心为陷阱者方滔滔矣。
周书·列传
薛慎传载宇文泰“于行台置学，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又于诸生中简淳懿者侍其读书”。余尝恨刘裕质可语上，而刘穆之痼之，然则苏绰之力多矣。汉高祖言“乃公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至溺儒冠；史臣乃谓其“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嘻，甚矣，又安足述乎！
隋书·帝纪
仁寿元年，减国子学生，止留七十人，太学、四门、州县学并废。当时国子千数，则所散遣者数千万人矣，岂不骇动，虽有谏者皆不听，史臣以为其暮年精华销竭致然，时方遣十六使巡者省风俗，而诏以为“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至三年七月下诏，令州县搜扬贤哲，则云“虽求傅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惟恐商歌于长夜，抱关于夷门”，旨意恳切；且“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微召将送，必须以礼”；则所谓精华将竭，有所厌怠者亦未然，盖其心实谓空设学校未足以得人耳。古之为教，使材者必出学，舜周公之论是也。汉以后传经师章句而已，材者由于学则枉以坏，不材者由于学则揠以成，教之无本而不行，取之虽骤而不获，则学之盛衰兴发，盖未易言也。
隋书二·志
占文尚书，屋壁所出，谓蝌蚪书也。孔安国以隶古定，即今文也。其后学书以楷为宗，故孔安国书遂为古文。然自蔡邕之流，已变从今文矣。自晋梅赜、齐姚方兴始厌孔安国尚书，学者方复以古文行之；而唐始令卫包变从今文，学者因以今之所谓书者非复古文。不知字有古今，而义无古今；不然，则西方绝域之学，旁行累译，安得尽通于中国哉！
人情之好恶，习俗之流传，亘古今而常在，岂特义无古今夷夏，而文亦无古今夷夏也。学者知此，则道德之意，思过半矣。至明皇改“无颇”为“无陂”，则转易义训矣。然李肇所云，亦止此一条尔。
隋书·列传
李谔论当时文弊，谓“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始苏绰以典诰体风厉境内三十年矣，而谔所言乃如此，余所谓反助徐之风，激天下而从之者也。谔又言司马幼之以文表轻艳获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填索，弃绝华绮，进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且欲以宪司之势禁绝之，谔尤陋矣。而史乃称“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世俗一种凡鄙见识，无不然者，彼以为文者若是而已耶？
叙儒林称晋魏以后，“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后人因此遂谓南北之异可以折衷，此甚不然。实即华也，英华即枝叶也，无繁简之殊。经生学士之言所以烂烂漫充斥而不可据者，正以英华非英华而枝叶非枝叶也。使其是，则溯一枝叶可以得本根，又何厌焉！知道然后知言，知言则无章句。
近世虽无章句之陋，其所以为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与昔日章句无异也。
荀子·劝学
传说固已言学之要，孔子讲之尤详。道无内外，学则内外交相明，今在书论语者，其指可以考索而获也。荀累千数百余言，比物引类，条端数十，为辞甚苦，然终不能使人知学是何物，但杂举泛称，从此则彼背，外得则内失；其言学数有终，义则不可须臾离，全是于陋儒专门上立见识，又隆礼而贬诗书，此最为入道之害。后扬雄言“学，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与专门者较浅深尔。古人固无以行为上而教人为下者，惟后世陋儒专门，莫知所以学，而徒守其师传之妄以教人；雄习见之，以为能胜此而兼行者则上矣。近世之学则又偏堕太甚，谓独自内出，不由外入，往往以为一念之功，圣贤可招揖而致；不知此身之稂莠，未可遽以嘉禾自名也。故余谓孔子以三语成圣人之功，而极至于无内外，其所以学者，皆内外交相明之事。无生死壮老之分，而不厌不倦于其中，此孔氏之本统与傅说同也。
解蔽
荀卿议论之要有三，曰解蔽，正名、性恶而已。其言诸子莫不有蔽，而不蔽之理，莫如知道而治心；故曰“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至于参日月，满八极，谓之大人，而无有蔽之者也。虽然，难矣。盖诸子之学，何尝不曰知道而治心，使之虚静而清明以形天下万物之理，而自谓不能蔽也！
荀卿以己之所明而号人以蔽，人安得而受之？舜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止于治心”；箕子“思曰睿”，不在心；古之圣贤无独指心者。至孟子，始有尽心知性、心官贱耳目之说。然则辩士素隐之流，固多论心，而孟荀为甚焉。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夫学常进则得其养，同于人则不偏于己，重于己则不尤于人，舍是，吾未见其不蔽也。
性恶
孟子“性善”，荀卿“性恶”，皆切物理，皆关世教，未易重轻也。夫知其为善，则固损夫恶矣；知其为恶，则固进夫善矣。然而知其为恶而后进夫善以至于圣人，故能起伪以化性，使之终于为善而不为恶，则是圣人者，其性亦未尝善欤？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呜呼！古人固不以善恶论性也，而所以至于圣人者，则必有道矣。
法言·吾子
“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按孟子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又言“曾子守约”，荀卿多言博约；颜渊“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雄酌于颜孟，故定约卓之论也。义理随世讲习而为准的，诚无后先，然必质于孔子而后不失其正。按孔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自言“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则所谓博而约者，礼也。子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又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古人自修不惰，以山明之，故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而颜子自言“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则所谓卓者，进而不止也。今于多闻多见欲守以约、卓，而不知约为何实，卓为何形，意择而妄执，则前言满胸而固吝不除，往事溢口而骄肆逾长，是误其所由之途而趋于愚暗尔。子曰：“赐，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子贡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以为学，古圣人未之及也，而独见于孔子。曾子徒唯而子贡疑之；盂子自以为无所不悟，然渐失孔子之意，故博学虽实而反约为虚。至雄析见为卓，而失之愈甚矣，夫苟得其一，无精粗，无本未，终身由之，安有约、卓之异！不然，则见闻无据而立说以为主，未见其能至道也。
问道
或问道。曰：“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或曰：“可以适他欤？”曰：“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或问道。曰：“道若涂若川，车航混混，不舍昼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诸？”曰：“涂虽曲而通诸夏则由诸，川虽曲而通诸海则由诸。”或曰：“事虽曲而通诸圣则由诸乎？”古之言道也，以道为止；后之言道也，以道为始。以道为止者，周公孔子也；以道为始者，子思孟轲也。至雄，则又失其所以始而以无不通为道。夫行者以不得乎道也，故陷于迷；学者以不得乎道也，故趋于谬；是则道者限也，非有不通而非无不通也。道一而已，无正也，无他也，自行而言，车航混混，不舍昼夜，虽不得其道犹至也；自学而言，车航混混，不舍昼夜，苟不得其道皆迷也。奈何并诸子百家之纷纷举以为道，而姑教其惟尧舜文王之适？彼不知其所以适，虽尧舜文王，而不知道犹是也。徐行先长者，曹交鸟得而为？
性善称尧舜，滕世子何取于信？以其始之易于言也，是以误后世之无所始也。至韩愈则又曰“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岂惟无所始，几于攘臂而诟矣。已则然，而曰吾辟异说以明夫道也，可乎？盖周公孔子之道，而学者喜为异以离之，其初不毫忽，而其流有越南、燕北之远矣。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版。
金坛县重建学记
致学莫要于辨人已之分而审其所处之义，使己立而物不病，可以达于道矣。
孟子谓“伯夷、柳下惠，百世之师也”，以孟子之言考之，伯夷以为人不尽如己，而己不可以苟用，故必不用以伸己；柳下惠不然，以为人固不尽如己而己亦不必志于不用，故或用或不用以伸物，夫二人之高卑皆过矣，惟其于人己之分豫辨，而所以处之素审，故虽高而不伤物，虽卑而不丧己也。
又以孔子之言考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学之至极；虽降志辱身，而言诚能中伦，行诚能中虑，而无至于卑，其于人己之分尤豫辨，所以处之尤素审，一于恕而已矣。裁成群圣贤之道而制行定，率性尽习而教法明；用则自我而行可也，不用则敛藏以待也。此孔氏之所以学，而颜、孟皆传之，古今之义理准焉，虽更燔灭坏乱，而传注终不能汨，异说终不能迷也。
然则后之学孔氏何当哉？敬其所传，可与、言学之方欤？简传注，辟异说，可与言道之序欤？若夫人已之分未豫辨，而以敬其所传者貌加之；所以处之未素审，而以简传注、辟异说者众建之；成己不忠而成物不恕，是故高则伤物而卑则丧己，此非孔氏之学使然也。
奉议郎李魆知金坛县，改旧弃陋，大为学宫，请前襄阳司理参军路芾主教后学，又请余记其大意。
昔太伯、季札蓄德于己，不较于物。物纷然就之不足，己冲然自靖有余也。澹台灭明行不由径，非公事不出户，言偃以为得人。古人之行虽殊，学虽有浅深高下，然未有不辨人己之分而审其所以处之者矣。史称子游吴人也，而澹台子羽盖尝从弟子南游至江。方吴与越遁与，至汉、魏以后，京口常为江南必争之地，其人以智诈勇力擅名于时，而古人之遗风余教无闻焉，何也？今将因其地俗而教之以禄利，则所学者固科举之华藻尔。若将教之以道，则必自敬其所传始，必自简传注、辟异说始。嗟夫！去古远而师友不明，余上考太伯、夷、惠，下参季札、子游、子羽，析之于孔氏，以为人己之分当豫辨，所以处之当素审也，盖庶几云尔。
庆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叶适集，卷九，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版。
同安县学朱先生祠堂纪
初，新安先生朱公为同安县主薄，今知县事毛君当时祀公学宫。
昔孔子既修述尧、舜、三代纪法垂后世，而黄、老、申、韩之流亦各自为书，学者荡析畔离，苟私所受，未有博探详考，务合本统也。及董仲舒稍推明之，与人主意合，则杂家异学始绌，而归一于孔氏矣。姑设禄利锽縻使从，岂道德果尽信哉！故经师句生无有知者，徒为短狭，蔽大义而已。独司马迁采论语，发明孟子不言利，为传世家；孔安国解古文论语；杨雄数称颜渊，笃好孟轲；小戴集记大学，中庸，郑玄并注之；孟子有赵岐，论语又有何晏；韩愈、李翱，文人也，愈本曾参，翱尊子思矣。
噫！二千年间，萌蘖泛滥，若存若亡，而大义之难明如此！则其博探详考，知本统所由，而后能标颜、曾、孟子为之传，揭大学、中庸为之教，语学者必曰：“不如是，不足达孔子之道也”。然后序次不差而道德几尽信矣，非程、张暨朱、吕数君子之力欤！
今夫笺传衰竭，而士之聪明亦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举冒没，浇识而深守，正说而伪受，交背于一室之内，而不以是心为残贼无几矣。余每见朱公极辨于毫厘之微，尤激切而殷勤，未尝不为之叹息也。夫学莫熟于好，道莫成于乐，颜、曾、孟子所以潜其心也；行莫如诚，止莫如善，大学、中庸所以致其义也。夷佛、疾鑁也；科举，痒也：公所甚惧也。
毛君尝与余学，去而宰同安，有惠政。夫政之得民速，不如教之及民远也。
同前书，卷十。
瑞安县重修县学记
者刘君龟从宰瑞安，颇修学。前记云：“糜镪二百万”，不薄矣。未久已浸敝，颓障堕级，栋扶梁柱，岌岌摇动，如坐漏舟中，邑人以为大惭。顷岁谋于余，将自治之。余曰：
“止。政在有司，非乡民所敢干也。此岂佛，老氏室庐耶，又可醵而就乎？”
嘉定四年，黄君葵初领县，贯无赢铢，叹曰：“吾其舍旃！”士之职于学者郑炎，陈观大趣赞曰：“愿尽力。”费比昔十四，而学复壮好，如新成焉。
凡吏之品有三：上者以学为吏，其次本于吏而学以饰之，下者苟吏，无饰也。君始至即修学，视一邑之政，无先于学，斯知以学为史欤！世之论吏亦有三：上者学成而能教，其次虽未能教而以政养民，下者无养，豕饲兽扰之尔。君知以学为吏，固不鄙慢其民，教与养斯勉而进欤！
世之论，常曰“吏必设学，而教且养人最急”。不知吏当先自教且自养，急顾有甚于人者。何也？彼虽知以学为吏，烛物之智浅，察己之功不深，意则以教且养者厚民，实则以教且养者病民矣，鸟得勉而进哉！且自一令长以上，所关于民，杀活成败，不可预测。若但竖数十屋而宫，群数十土而饭，而曰教养尽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节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养。少欲则民有余力，多通则民有馀倩。然后推其所以自养者亦养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礼义之俗所由起，而学之道所由明也，余既嘉君能重学于先，故乐为君系其勉于学者于后。
同前书。
温州新修学记
学立于绍兴初，积久蠹毁。嘉定七年，留公茂潜来守，既修崇之，食增田焉。告诸生曰：
“峙饰庐廪苟厚其养而已；若夫本原师友，必纳诸道德，太守职也。”
昔周恭叔首闻程、吕氏微言，始放新经，黜旧疏，挈其俦伦，退而自求，视千载之已绝，俨然如醉忽醒，梦方觉也。颇益衰竭，而郑景望出，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而后知今人之心可即于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
薛士隆愤发昭旷，独究体统，与王远大之制，叔未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摭故实，如有用我，疗复之方安在！至陈君举尤号精密，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铢称镒数，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四人，邦之哲民也，诸生得无景行哉！
夫学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虽曰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可乎？然则妄相融会者零落而不存，外为驰骤者粗鄙而不近矣。虽然，未至于圣人，未有不滞于所先得而以偏受为患者。孔子进参与赐示之道，皆曰“吾一以贯之”，岂非无本末之辨，而欲合门人同异之趋哉！今观曾子最后之传，终以笾豆有司之事为可略，是则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贡平日之愧，终以性与天道为不可得而闻，是则疑而未达者犹在也。且道无贵而苟欲忽其所贱，学无浅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
诸生侧听，转相语，自学官及其父兄，皆请余笔受。
嘉定八年五月
同前书。
信州重修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