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官们闻声闯进来，埃肯还不肯走，直到脾气暴躁的罗斯福承诺，他会从丘吉尔那里获得英国不会入侵爱尔兰的保证。显然，后来他没有履行诺言。
自从白宫吵架比赛之后，爱尔兰与美国的官方关系再也不像以前了。
神圣的战地医院
克里特岛，距离希腊大陆南端60英里，位于爱琴海的最南端，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国首脑的注意力。事实上，这块陆地长有160英里，最宽处只有35英里，是最早的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古时的克里特岛人，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就已经在那里生息了。
1941年春天，阿道夫·希特勒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这个似乎无关紧要的岛屿上。6月，这位德国狂人启动了大规模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莎计划。为此，希特勒向他的将军们发布命令，为了保护国防军南部侧翼的安全，必须在巴巴罗莎计划实施之前占领克里特岛。
51岁的德国空降兵司令官科特·斯图登特将军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新奇的计划：空投伞兵抢夺有4万英国军队据守的克里特岛。他的伞兵部队具体负责实施这一史无前例的军事行动。
4月末，斯图登特晋见了希特勒，希特勒对大规模地运用伞兵这个令人吃惊的计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一个空中攻击行动计划，它被命名为“水星”行动，计划在5月2 0目一大早实施。
当由493架“容克”式运输机组成的德国机群从北部咆哮而来的时候，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正在吃早餐。几分钟之后，空中到处都是盛开的白色降落伞。
并不是所有飞机都到达了指定的降落区域。对空炮火持续了一整天，有15架载有伞兵的飞机被炮火击落。
地面作战也很惨烈。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德军一个营就牺牲了312名官兵。第一天结束时，斯图登特将军的空中袭击一直在克里特北部海岸处于一种极度危险的境地。而在此之前，他们预计是可以横扫一切的。
大约一万名德军官兵通过降落伞和滑翔机降落到了这个满目疮痍的岛屿上。估计有40％的人员死亡、受伤或被捕。
在距该岛以北100多英里之外的雅典布列塔尼酒店的总指挥部里，斯图登特将军被这个伤亡报告震惊了。“水星”计划是他制定的。因此，第二天下午，他派出了第五山地师到克里特，实际上是援救他的伞兵和滑翔兵。
英国军队和德国军队的交战进行得很惨烈，双方都有成千上万人受伤。形势扑朔迷离，双方的军队经常不知道哪儿有自己受伤的战友。
对于克里特岛上进行的这场战争的惨烈与无情，敌对的英国军队和德国军队相互之间经常表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侠义感和同情心。受伤的德国空军士兵在已经很拥挤的英国第七总部医院接受治疗。同时，德国的医护人员也在仅有20英里之外的峡谷地带的急救站救助英国伤员。
在战争期间最为奇怪的例子是，英国在诺塞斯镇附近建造了一所医院和一个广播站。很快，德国军队开始攻击这家广播站，它也的确是一个合理的攻击目标，因为它成了各分散队伍的一个联络点。
然而，英国人要求停火。他们抗议，因为紧挨着广播站的是一家医院。德国人答复，拆掉广播站他们就停火。英国方面很快接受了这一要求。
然后，这家医院开始发挥一个公共设施的作用，成员也就是双方的医生和护士。双方都不会在意区分是哪～方的伤员。德国的医生会照顾英国的士兵，英国的医生也会照顾德国的士兵。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战地场面。
遭遇怠慢的紧急电报
1941年12月7日，一个寒冷的早晨，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骑上他那匹名叫“斯多瑞国王”的马，带上他的“弗立特”一条有黑白斑点的短毛狗，从他位于弗吉尼亚麦尔堡的家急驰而去。这是他每个星期天惯常的活动。最近一段时问，由于日本在太平洋的威胁，马歇尔日以继夜地工作，今天，好不容易从繁忙的电话和会晤中抽出几个小时来骑马。
同时，在华盛顿独立大街军需部大楼内，鲁夫斯·布拉特上校中途拦截并破解了从东京发给已经离任的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密电。布拉特认为，这份电文是一个危险的暗示，尽管它并不意味着宣战，但至少给出了一个肯定的信息，日本认为已经没有必要继续与美国官方进行谈判。
布拉特特别留心了这样一个事实，野村受命在星期天下午1点把这份电文递送给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这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点，因为华盛顿权力机关星期天是不办公的。
断定太平洋上的某些美国设施已经成为袭击的目标——而且就在几个小时以后，布拉特慌忙给位于郊区麦尔堡的马歇尔将军家里打电话。对方告诉他，马歇尔将军正在骑马。布拉特要求传令兵立刻找到他，并通知他赶到最近的地方打电话。
马歇尔回到家的时间是上午10点15分，他注意到了布拉特留下的口信儿。但是，他洗了一个淋浴，才给这个说自己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需要将军即刻阅读的陆军上校打电话。从布拉特急促的语气中，马歇尔意识到不能等办公室派车来了。于是，他爬上了一辆还未熄火的跑车飞快地驶向军需部大楼。这辆车是他的继子克里夫顿·布朗的。
半个小时以后，马歇尔已经在他的办公室从头到尾阅读那份很长的日本政府发来的电文了。最后，他取下眼镜，询问布拉特和军事情报局长、陆军少将谢尔曼·米尔斯，要他们对这份一定要在星期天下午1点传送给国务院的电文所包含的特别意义做出判断。两位官员都认为，这一时间就是太平洋上某个地方早上将遭到袭击的时间。现在已经是夏威夷时间下午5点多了，到黎明仅仅只有14个小时左右了。
马歇尔也是这样看的。于是，他拟发了一个警报给太平洋上的所有司令官。警报内容如下：
日本方面将在东部标准时间今天下午1点提出实质上是最后通牒的文件。日本还下令立即销毁密码机。这个时间的设定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还不清楚，但你们要严密戒备。
布拉特上校跑步来到通讯中心拍发这份紧急电报。马歇尔要他问一下要多长时间才能送达各位收报人手中。负责通讯中心的爱德华·F·弗伦契中校说需要30到40分钟，每一个人都将在华盛顿时间当天下午1点进入警戒状态。
令人吃惊的是，这个重要的警报是通过商业途径发送出去的。一个直接的电传打字电报机把信号从通讯机房发送到华盛顿的西部联合电信公司，通过有线电报发送到旧金山，然后再由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用无线电电报发往夏威夷，电报到达火奴鲁鲁的时间是早上6点47分，那时日本的轰炸机正飞向珍珠港。
早上7点30分，投递员到美国无线电公司火奴鲁鲁分公司报到上班，然后开始骑自行车分送电报。由于电报上没有“紧急”的字样，因此他把它们作为普通的投递来处理，其中之一就有马歇尔将军发给沃尔特·C·肖特中将的紧急警报，而这位中将恰恰是负责珍珠港的安全防卫的。
就在肖特收到这个警报的时候，日本的炸弹已经像雨点般落到美军的太平洋舰队上了。
血库志愿者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并且几乎完全摧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第二天早上，火奴鲁鲁血库的负责人约翰·戴维鲁科斯博士发出紧急献血的呼吁。由于数以千计的市民和军人在爆炸中受伤，血库的容器都用光了，连杀了菌的可口可乐瓶也用上了。
几个小时内，有500个献血者要求义务工作。戴维鲁科斯博士和他的三个志愿者助手已经连续工作了72个小时，实在是筋疲力尽了。即使这样，其中的一个女助手还是拒绝休息，她在继续清洗瓶子，组织献血，这个有着突出贡献的志愿者是火奴鲁鲁最为知名的妓女之一。
“疯子比尔”的特殊计划
1942年1月初，“疯子比尔”威廉·J·多诺万，一个富有的华尔街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会荣誉勋章的获得者，应约在白宫受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多诺万与罗斯福实际上是多年的好朋友，这一次是总统召他来华盛顿，组织美国第一个间谍机构，这个机构被称为信息协调中心，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简称O S S)。
多诺万很快就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个在远东进行破坏活动的非常计划。这位间谍头子的设想是，向世界宣扬，此时日本人正在太平洋上疯狂地积极行动，计划要袭击新加坡——马来半岛南端的一个英国基地。
当日本人发动的袭击失败时，多诺万宣布，同盟国声称这次“失败”是太平洋战场的“转折点”。
罗斯福把这个不同寻常的计划通告给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马歇尔用外交辞令回复这个建议，说这是他所遇到的最愚蠢的建议。他宣称：“不管东京方面在什么地方采取行动，最好不要公开地去刺激它。”
日本人不需要刺激。一个星期之后，强大的军事力量袭击了新加坡。整个军事行动仅仅持续了两个多星期，那个“不可能攻克的要塞”就被攻破了。9，000名英国防务兵惨遭屠戮。
捕捉臭虫和虱子
在新加坡那场大灾难中被日军俘获的13万英国人中，有一个叫斯丹利·帕威拉德的年轻的内科医生，他刚刚才从加那利群岛来到远东不久。他和其他几百名俘虏一道被船运到了暹罗(现在的泰国)。不可一世的日本战争狂人把他们弄到那里去修建从曼谷到仰光的铁路。
帕威拉德是沃姆普战俘营的医务官。那个战俘营位于一块热带丛林的空地上，总共关押着1500名战俘。很快，大批做苦力的俘虏感染上了诸如瘟疫和疟疾等热带疾病。这位军医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人那里偷来药物，给他们治病。
帕威拉德知道，一个人一旦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那么药物和治疗也就不起作用了。他采用一系列精心设想的方式去帮助这些人摆脱沮丧。如果有人不愿意接受治疗，他就用军人天生就有的遵从军纪的习惯来“命令”他接受恢复治疗。这种方法看起来很荒谬，但在泰国集中营的那种残酷的环境中，有时候还是挺起作用的。
帕威拉德医生对职业疗法原理了解至深，因此他总是能设计出一些事情来让战俘们做，以提高他们的士气。为了这一目的，他与战俘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捕捉臭虫和虱子。
这当中有一个人是抓虱子的能手，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战俘的时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位“能手”给帕威拉德和其他人讲了许多为虱子设陷阱的技巧。最好的办法是每个人晚上睡觉时在肚脐上放一点棉毛。“学生们”认为这个法子有点荒唐，但当他们试着去做时，每个人都发现了一大堆吃得鼓鼓的、汁液很多的虱子。
几百只虱子“被捕”之后，他们就悄悄地溜进I临时营地。在那里，日本的卫兵们已经熟睡。战俘们就把捕获的虱子全部释放了。第二天一大早，战俘们很开心地看着那些日本兵的痛苦状，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骚扰弄得团团转，又抓又挠去试图摆脱这些夜里他们睡觉时爬到他们身上去的微小的寄生虫。
坏脾气的鱼雷
这是美国最倒霉的一段日子。在严重缺乏战争准备的情况下，美国因珍珠港遭到日本的轰炸而被迫卷入全球战争。此后七个星期的时间里，势头旺盛的日本军队侵占了菲律宾群岛中最主要的岛屿吕宋岛，并把麦克阿瑟的一小部分军队围困在了马尼拉西南方向的巴丹半岛上。这是1942年2月初的事情。
马尼拉湾口有一个蝌蚪形的岩石小岛，叫科雷希多岛，约有3．5英里长。科雷希多岛上有一个马林塔隧道。在隧道的深处，美国设有一个名叫“卡斯特”的工作站，那是一个高度机密的美国海军密码分析系统。工作站的指挥官是鲁多尔菲·费边中尉。他非常担忧来势凶猛的日本军队有可能占领科雷希多岛，并俘获这些通过先进的电子设备拦截并破解日本密码的密码破译员，其后果将是美国的大部分军事机密手段都会被日本人所掌握。
费边意识到，现在的战略形势已经很不利了。麦克阿瑟的25，000名美军士兵和45，000人的菲律宾军队，几乎已经弹尽粮绝，同时还遭受着热带疾病的困扰，使用的武器都是一些过时的东西，而且经常还会有一些打不响的哑弹。
费边中尉决定电告上级，请求允许将“卡斯特”1：作站的队伍及相关机密设备撤到澳大利亚。华盛顿海军参谋长、海军上将恩斯特·J·金下达了一道严令：“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避免无线电情报系统的损失。”
在2月4日那个漆黑的夜晚，一艘美国潜艇偷偷潜入马尼拉湾，停在科雷希多岛边上。费边中尉以及其他4位军官和13名相关人员拖着15件笨重的电子设备从潜艇的开窗口爬了进去。然后，潜艇又悄然离开了。
6个星期以后，就在巴丹半岛陷落的前夕，第二批“卡斯特”工作站的4名军官和32名相关人员，登上美国的“帕米特”号潜艇。几天以后，这艘潜艇的那位雄心勃勃的艇长发现了一艘日本货船，并决定实施跟踪。整个下午，“帕米特”号都在试图靠近目标，但都失败了。
就在傍晚来临前，无疑已经有些沮丧的艇长，抱着击中那艘行进中的日本货船的一丝希望，命令长距离发射两颗鱼雷。大约20秒钟过后，潜艇的内部通话系统发出了一串沙哑的大声呼叫：“紧急下潜!紧急下潜!”
其中一颗坏脾气的鱼雷，在追向日本货船的半途，转了一个圈，现在掉转头来径直朝“帕米特”号冲过来了。潜艇上的人一个个屏住呼吸，听着鱼雷螺旋桨转动的声音，感觉到鱼雷仅仅就在头上几英尺高处飞了过去。
托特的神秘之死
弗里茨·托特，作为德国一个庞大的、准军事的公共工程机构的最高长官而赫赫有名。早年时候，他曾是一个忠诚的纳粹党党员，但是他的这股纳粹主义激情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逐渐冷却了下来。然而，这位曾经获得铁十字勋章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过伤的工程师，因为对第三帝国做出的建筑成就而几乎赢得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崇拜。
托特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第一次赢得希特勒的赞誉是他施工建造国家高速公路系统的时候。那个由德国军方规划的网络系统，至少领先美国的公路网几十年。在全世界惊诧地意识到这种高速公路系统主要适合军事领域使用的时候，它已接近完成了。
托特在纳粹的那个等级社会里跟很多人一样，近乎于一个天才。多年来，他不仅集中精力于自身的技术设备建设，而且也在引领德国建筑工业的工程师和管理者们去做出自己杰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