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根据一份“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提纲，发表了后来正式定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这篇着作，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研究解决新问题，形成新理论的划时代的社会主义文献。它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刻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创造性地论述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主要课题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上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毛泽东说过，1956～1957年是“多事之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秘密报告后被披露，将苏联社会的阴暗面首次大量地公布于世，在东西方世界引起强烈的震动，国际上随后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恶浪。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10～11月，匈牙利事件发生。在波匈事件中，群众罢工、游行示威，表现为与党和政府的对立。
在国内，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激烈的一年，各种问题在不断暴露出来。在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之下，从当年下半年开始，我国一些地区也出现了不安定的因素，连续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群众闹事的风潮。据粗略统计，自1956年秋至1957年春半年时间内，全国有罢工、请愿事件几十起，参加者共万余人；几十所城市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总数亦达1万多人；广东、河南、浙江等省农村先后出现退社风潮，仅广东退社的农户就达十一二万户，一二百个合作社垮台。
面对国际国内新形势下发生的新问题，新矛盾，有许多人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和方法。在有的党员、干部看来，工人、农民、学生闹事，这是只有存在着尖锐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才有的事，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简直不可想像。因此，他们有的感到困惑不解，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有的则认定这完全是少数敌对分子、反革命分子捣乱造成的，对闹事者要运用专政的手段。广东某县公安局在县政府和某乡群众关于一所麻风病院拆盖的纠纷中，竟出动了武装干警。
问题的复杂还在于，确也有极少数反动分子混迹于闹事群众中，他们以为时机已到，对党对社会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有的人恶毒地咒骂当地省委是“僵尸”。有的学校闹学潮，反革命分子乘机煽动，组织示威游行，企图夺取当地广播电台。
在人民内部问题与敌我斗争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分析形势，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抓住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认清少数群众闹事的根源并给以恰当的处理，从而化解社会上出现的乱子和存在的问题，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安定的政治局面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遂成为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共产党人解答的重大课题。
从理论上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到了必须提出给以论述解决的时候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无法观察、论述尚未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会产生何种矛盾。列宁虽然意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仍有矛盾，他说：“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但他还未能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由基本矛盾会引发哪些种类的矛盾；非对抗性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但断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却是绝对化了。
斯大林在他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观察到苏联社会存在内部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和外部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两种矛盾，也提出过有结合内部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和结合外部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富农的矛盾）这样的说法，甚至谈到处理结合内部的矛盾应采用协议、互相让步的方法，缓和斗争和冲突。
但斯大林有个致命的弱点：从他1936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后就认为一切矛盾都消失了，长期以来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矛盾。如果国内出现问题，必定是外国帝国主义在策动，一定是敌我矛盾。这样，他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产生的正常原因，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正确方法。
由于这个缘故，再加上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斯大林把大量内部矛盾问题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许多人工作中稍有不同意见就被怀疑为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惨遭处决、监禁和流放。毛泽东批评斯大林长时间内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严重的错误。
由上可见，到斯大林为止，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论述是零碎肤浅，有很大缺陷的，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不能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存在矛盾，并对矛盾做出科学的分类，提出正确的处理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阶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未能及时阐明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集中的，突出的矛盾这一新的重大转变及共产党人在这个新形势下应采取的对策。因而，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理论是停滞不前、脱离实践的，它面对实际无能为力，起不到指导作用，亟待创新发展。
实践的呼唤，理论的需要，推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为主体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表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里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1957年1月，中共中央将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召集到北京开会，毛泽东在1月18日和27日作了两次讲话。27日的讲话，毛泽东主要讲了如何辩证地看待当时的国内外形势。
在讲话中，毛泽东专门讲了如何对待闹事的问题。他对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们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意见。
不过，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看得并不严重。他用轻松的语气说，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又说，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还说，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参加会议的各地领导人，有的对出现闹事现象十分紧张，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才有点怪哩！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
毛泽东还告诫与会者，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即使对于带头闹事的，也要分析，有些人经过教育，还有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只须剥夺他的政治资本，把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开除之类办法，简单是简单，爽快是爽快，但是容易不得人心，并不能妥善解决问题。
对于民主人士怎么办，毛泽东说，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不让他们这样做，压制批评，就有点像国民党了，国民党是很怕批评的。而且民主人士的批评，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错的可以反驳，不错的可以补充共产党的短处。
毛泽东接着说：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
即便如此，毛泽东仍然认为，学生闹事，梁、彭、章等人放“屁”，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他提醒与会的高级干部们：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此后，毛泽东又多次讲到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区分与处理问题。
当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命题加以展开论述，是他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这天，他一口气讲了12个问题：一、两类性质的矛盾；二、肃反问题；三、农业合作化；四、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革；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长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问题；十、人民闹出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民族的关系问题；十二、中国有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根本改变面貌。这12个问题，核心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人民内部仍存在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不同，处理和解决的方法也不相同。敌我矛盾只能用专政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这就是团结——批评——团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四、调整国民经济
1调整经济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但由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时间不长，又由于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在经济建设中犯了盲目冒进的错误，给国家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一定损失。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表示几年来他自己也犯了许多错误，例如几次会议上同意钢铁高指标，还有对一平二调的严重性认识不够。生平也是第一次感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非容易的事情，他写道：
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它。
基于这种情况，1960年7至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时，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提出了对经济工作进行调整的八字方针，把一切不合实际的经济指标退下来，毛泽东同意了。但是，当时中央和毛泽东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八字方针虽然提了出来，并没有具体落实，又强行进行了半年的“跃进”，终使国民经济陷入更大的困境。
因为农村的问题最先暴露出来，毛泽东要周恩来主持起草一个农村整风整社的文件，并多次审阅修改，后来叫做“农村十二条”。这个文件是以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形式下发的，可见当年的毛泽东已经有些着急了。文件的重点是反对共产风，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这也是中央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开始。
“农村十二条”是1960年11月3日下发的，很快就有了一些好的效果。但反映农村严峻形势的材料仍在大批地上来，到了1960年底、1961年初，毛泽东对“左”的情况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他严重地意识到，眼前的问题，不认真对待不行了。
毛泽东的心情也因此越来越沉重，他的话少了，常常沉默不语。没有想到，经济工作如此艰难，和打仗一样，弄不好也会受到惩罚的。尤其得知数万饥民嗷嗷待哺，心中难过，他提出不吃肉了，表示要和全国人民共甘苦。
在极其严重的困难形势面前，怎样才能扭转乾坤，力挽狂澜呢？毛泽东陷入了痛苦的思考与反省。
毛泽东痛定思痛，多年的工作经验，使他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些年党脱离了实际，对下边的情况不摸底了，尽管他们是从农村走来的，但对农村的问题还是缺乏深刻的调查和了解。1960年末他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1961年1月，又主持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专门讨论经济问题。
毛泽东在年末的一次会议上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没有想到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的，谁也没有想到它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了，就不会刮了。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他感到了内疚和不安，并认识到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恐怕是急于求成的结果。
他在1961年1月的会上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
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还深有体会地说，做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则一切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近几年，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凭感觉和估计办事，情况不明，决心不大，工作没有做好。为了做好工作，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成为一个调查年。他并且讲，我自己也要亲自调查。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这次会议还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和中央对险恶的经济形势已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并改变思想和工作方法，下决心开始经济工作的全面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