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水坝委员会(WorldCommissiononDams，以下简称WCD)是1998年2月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世界银行(WB)成立的，这是一个临时性组织，2000年即不复存在。WCD委员会主席是Asmal(南非前教育部部长)，副主席是LakshmiChandJain(印度工业发展部前主席)，成员有DonBlackmore(澳大利亚Murray-Darling流域委员会执行主任)、JoseGoldemberg(巴西圣保罗大学电子与能源学院)、JudyHenderson(澳大利亚Oxfam国际公司前主席)、(美国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人类学教授)、JanVeltrop(前国际大坝委员会主席)、JojiCarino(菲律宾Tebtebba基金会)、(美国环境保护高级顾问)、GoranLindahl(瑞典ABB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和MedhaPatkar(印度)，秘书长是AchimSteiner(德国)。
目的：①回顾大型水坝的开发成效，评价水资源和能源发展的可替代方案；②制定国际可接受的用于大坝规划、设计、批复、施工、运行、监测和拆除的准则、导则和标准。
经过两年半的调查研究，世界水坝委员会在2000年11月16日提出《水坝与发展--新的决策框架》的报告。这份报告共分10章，还有引言、概要、附录、索引以及多种表格，约400页，涉及技术、经济、生态环境、人的发展、决策行为、能源选择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份报告虽然也认为自20世纪初以来，全球已建成的45000个大型水坝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所带来的效益是十分可观的；但是，它实际上具有鲜明的反坝特色，它认为“有太多的实例表明，为了获得建坝的效益，人们已支付了不可接受的、通常是不必要的代价，特别是在社会和环境方面；这些代价由移民、下游社区、纳税人以及自然环境一起承担”。“与可替代方案相比，由于在效益分配上不平等，人们对大坝在满足水和能源开发方面的价值产生怀疑”。它主张要“维持河流的可持续性和自然特性”，而建坝是要破坏河流的自然特性的。
从这份报告问世之后，世界上的一些组织、团体或个人，纷纷把报告中的结论当作应该遵循的既定原则，并以此作为利器，在世界上制造出反坝的舆论，不仅鼓吹停建新坝，而且认为已建的水坝也应拆除。这种反坝的理论对于主张积极利用河流水资源的人们带来很大压力，好像他们都成了只顾眼前经济利益而忽视人类未来的命运的掠夺者、破坏者。
国际大坝委员会主席C.V.Varma首先对这份报告做出否定的反应：
①WCD报告对大坝效益的评论失衡，且缺乏足够的解释，导致目前反建坝群体要求暂停工程建设。这一意见对发展中国家的打击是致命的。
②WCD建议的项目评价方法过于繁琐，对投资是一个巨大的阻力。需要在不失其本意的情况下进行简化。③我们愿意合作，帮助形成适宜的导则，以使那些明显需要建设的工程尽快上马，并与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和习惯相一致。
许多国家的大坝委员会都对WCD的报告迅速做出了反映，不赞同这份报告的基本精神。印度、加拿大、中国等国家的大坝委员会更是对报告中的根本性偏见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印度国际大坝委员会(INCLOD)代表水利部(MinistryofWaterResources，MoWR)和中央水务委员会(CentralWaterCommission，对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报告发表评论，首先对WCD的权威性与代表性提出质疑，指出WCD代表的不是一个团体，而是一个由12个背景各异、以个人能力提供服务的人员组成的小组。由于WCD报告出台前没有向建坝国家或有关团体进行过咨询，因此只能说汇集了这12个人对大坝的观点。这个组织更像是一个由NGO(非政府组织)和反坝运动人士提名的一个组织。接着，印度方面指出WCD报告所使用的资料的局限性，即在世界上业已存在的4万多座大坝中，WCD的资料来自于对8座大坝的实例分析、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大坝建设的总体评价分析，以及对125座坝的调查进行的交叉核对，188其余的资料来自于公开的辩论和提交的材料。印度的评论认为，WCD的资料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还是带有偏见的。然后，印度方面对WCD报告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指出了其中的许多矛盾、漏洞和偏见。WCD报告的引言中提出“维持河流的可持续性和自然特性”。印度的评论认为，这是针对与上述相类似的负面作用影响到生态的发展而提出的；WCD想尽可能地保护河流，使“河流为当地社区提供生存和保护自然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要人们和家庭沿河居住，提水到他们居住的高处，靠在坡地上以早期的简单的耕作方式维系生活，或靠捕鱼等各种方式生活，在对洪水的恐惧中度过季风季节；这就是WCD的所谓保护这些人群自然生活状况的观点，让这些人远离现代的生活而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平等地享有河流的原有财富。印度的评论认为，居住在河两岸的人们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他们必须在崎岖不平的山地创造他们的生活以及公众基础设施，这对他们来说是太艰难了。印度的评论还说，WCD报告试图采用国际的法律手段保留受影响人群的权利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与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公共机制是不相适应的。没有哪个国家会接受影响本国人民利益的事，这样的做法是对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的一种蔑视！
加拿大对报告的主要内容进行批评说，报告强调大坝对于环境有着负面的作用，而忽略了它所带来的诸多好处。他们认为报告中许多特别建议和实施导则是不现实的，或者是过分的；这些建议和原则易于在发达国家中实现，但是却难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而且肯定不会适用于过去的项目和那些待建项目。加拿大方面还认为，WCD委员构成中没有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国家的代表也是不恰当的；报告所选取的详细案例研究，其代表性非常不明显；认为报告中故意选择了一些本来就有很大争议的项目，如美国哥伦比亚河上的大古力(GrandCoulee)坝、泰国Mun-Mekong河流域的PakMun坝。在评价报告中的“决策、规划和认可”这一内容时，加拿大方面认为，报告对于大坝的批评几乎同样可以适用于任何其他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道路、机场、运河，包括城市规划和房屋开发；许多的城市规划今天看起来都是错误的，但是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并加以改进，任何人都无法因过去的决定而得到补偿，因为当时是被认为合理的；显而易见，如果评价一座1950年建造的大坝，公平的做法是以时间的准绳和背景进行衡量；WCD指出：“承认受影响的人群应参与规划的过程，并授予他们参加这一过程的权利，在这个方面总体上是失败的”。对此，加拿大发表评论说，对于世界大多数国家而言，甚至没有基本的制度能够实现如此民主的参与过程；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就像我们曾经做过的一样)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关键部分将为人民带来利益。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参与和伙伴关系这两个概念必须经过定义而且要适应文化、社会和政治的环境；如果试图过于拘泥于字面上的含义，而将我们西方社会关于“参与”、“伙伴关系”的概念不加区别地强加于所有的国家，则需要克服严重的障碍；此外，如果有人挑起关于“权利”的争论，我们必须牢记当今世界上政治和人权现状的现实，即民主制度和法律原则上的巨大差别。
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加拿大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大坝建设与各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特殊联系，主张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同情和理解的态度，这是一种公正的立场。
针对WCD的报告，中国大坝委员会认为大部分大坝实现了预定的目标，运行良好，带来了巨大的效益，大坝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确保供水、控制洪水或满足其他发展需要的唯一可行方案。中国还用详实可靠的数据表明，大坝在中国50年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中国大坝建设的法律法规适合中国的国情。在对WCD的报告进行评价时，中国大坝委员会指出：①WCD所采用的方法和引用的例证不够充分，其方法没有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所引用的例证没有包括大坝建设的发展过程。报告忽略了近年来大坝建设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的改善。②建坝的目的是最大可能地发挥效益、充分而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尽量减少大坝建设对社会、环境、文物和生态的不利影响，充分比较各种可替代方案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这些方面和WCD报告追求的目的本无太大区别，但WCD强调各国采用统一的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行的。中国是在充分的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实行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决策程序。③WCD最终报告为大坝规划和建设提出的26条指导方针，在很多方面都未能充分考虑各国特殊条件和发展阶段，是主观理想的，要所有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都遵循WCD的指导方针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能接受的。WCD的原则实际上将会停止今后任何大坝的建设，所以引起许多国家的反对是必然的。④WCD对于大坝可替代方案的分析过于简单理想化，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解决水资源紧缺、水旱灾害、保证粮食生产、电力供应190等的迫切要求。⑤中国大坝委员会认为各国大坝建设的政策应根据本国自身条件和国力制定，用超越国家的强制性条款来解决大坝建设问题缺乏科学性和现实可行性。⑥在过去20年中，世行资助了中国16个大坝项目，这些项目是非常成功的，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了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
中国和印度的反应实际上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在大坝建设问题上比较一致的立场。
在对水坝的影响进行评价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同一项目的不同认识。观点的差异性是由众多原因形成的。对这些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观点进行相对全面的考察之后，我们发现，国际社会比较一致的认识仍然是，应该保护现有水坝并继续修建水坝，对河流水资源进行多功能的利用。要求对现有水坝的作用进行充分研究以便决定是否让其退役，要求在新修水坝时对其利弊进行充分评估以便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这体现了国际社会在对待关系到自然和人类共同命运的水坝建设时的慎重态度。
作者依次为：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博士、教授；云南民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云南大学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