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前179～前104)，中国西汉时代广川县(今河北省景县)人。汉代着名的经学大师，哲学家，与孔子、朱熹并列为三大思想家，对中国历史有广泛深远的影响。
他先在广川老家研究《公羊春秋》，景帝时代任博士，从事讲授经学的教学活动。由于专心治学，曾经三年不窥园。一举一动都很注意礼节，一般学者都很尊重他。他讲学时，只有一部分学生能够直接听到，许多学生只能从其他学生中辗转听得。有的人当了他几年学生，却没见过一面。
汉武帝即位以后，多次要各地推举贤良和文学的人才到朝廷参加对策。贤良、文学参加对策的前后约有一百多人。董仲舒作为贤良也被推举参加对策。汉武帝策问三次，董仲舒对策三次。这三次对策文字，就是《举贤良对策》。文中着重讲到天人感应问题，又称“天人三策”。汉武帝欣赏董仲舒的对策，任他为江都相。从此进入仕途。又任过中大夫、胶西相。后辞职，退居长安陋巷。朝廷议论不决的问题，皇帝还派廷尉张汤等人多次到陋巷请教董仲舒。
董仲舒研究《春秋》关于灾异的记载与当时政治的关系，认为灾异是对国君的谴告。从此又推衍出天人感应说。他在对策中，“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为汉代独尊儒术作出重要贡献。以后又建议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文官制度的形成，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的着作有100多篇，今存《春秋繁露》十七卷。还有一些着作散见于《汉书》、《古文宛》、《艺文类聚》、《太平御览》。
《举贤良对策》共三篇，保存在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这是集中反映董仲舒思想的重要着作，也是表达他的教育思想大纲的代表作。主要有如下思想：
(一)教化为治国大务
为什么要进行教化？教化的社会功能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战国时代争气力、秦代任刑罚以后，人们觉得模糊了，有必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统治者那里，对教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危害性就更大。
当汉武帝提出如何才能长治久安，“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时，董仲舒趁机强调教化的重要性。他说：“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教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作用呢？治理国家有一定的路线，就是道。道要有仁义礼乐这些内容来体现。这些内容是圣人根据人的一般情性来规定的。所以圣人虽然早已死了，而他们制订的礼乐制度还存在，还能“接于肌肤，臧于骨髓’，产生深刻影响，可以“变民风，化民俗”，起着明显的移风易俗的作用。
人民有性和情两方面，在不同的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变化。也就是说，人的善恶仁鄙在于“陶冶”。统治者既可以用德政来引导人民向善，也可以用暴政引导人民趋恶。关键在于统治者如何引导。
他说：“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蒚，唯冶者之所铸。”人民的性情可塑性很强，就看统治者如何塑造他们。人民趋利避害是本性，就像水向下流那样。趋利会导致邪恶、混乱，因此就要用教化来堤防、限制这种趋势的蔓延。“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教化就是堤防。教化立，堤防完备，不正之风就少，社会就能安定。如果教化废，不正之风十分流行，用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了，就说明堤防坏了。可见，教化这种社会堤防是极其重要的。古之王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治国的大事的。古圣王“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干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古代圣王设立学校，加强教育，习俗美善，社会安定。这样，统治者才能长久保持统治地位。
实行统治，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大道，一是亡道。行大道就是“任德教而不任刑”，行亡道就是“废德教而任刑罚”。这两条路线的后果如何呢？历史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圣王取代乱世以后，总要先扫除旧社会的不良习俗，然后大兴教育，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这样，子孙继承，几百年都能保持安定。“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先天下。”后继者秦朝没有改变乱世的习俗，反而把乱世习俗推向极端，不但不重视教育，而且要破坏文明，“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专)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于十四岁而国破亡矣”历来王朝没有像秦朝统治者这么残暴和这么迅速灭亡。秦朝灭亡了。它的遗毒至今还存在。“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这不是要步秦朝灭亡的后尘吗？
董仲舒郑重提出应该“更化”，改变秦朝任刑罚的错误路线，实行德教的新路线。简单地说要重视教育。教育能够移风易俗，稳定社会，达到长治久安。从这种意义上说“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治乱废兴不是由天命决定的，而是由统治者自己决定的，由自己实行什么路线决定的。行大道，重教化。国泰民安。行亡道，重刑罚，亡国灭身。总之，董仲舒认为，教育是关系到国家存亡兴衰的大事。
(二)太学养士，实试求贤
要移风易俗，必须重视教育。忽视教育，社会风气就会败坏。要改变秦朝遗留下来的“以贪狼为俗”，就需要“众圣辅德，贤能佐职”，也就是需要一大批人才。
人才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求贤？要求人才，必须在平时注意、重视培养人才，“故养士之大者，莫大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太学是养士的最大部门。太学是出人才的地方，也是教化的最主要阵地。董仲舒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办太学，请高明的教师，来培养从全国各地选拔来的学员，再经过各种方式的考试，充分发挥他们的各种才能。这样就可以培养出一批贤才来。
中央办太学培养贤才，同时要让各郡县推荐自学成才的贤才。
汉代官吏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官僚子弟，二是花钱买的，三是熬年头熬出来的。董仲舒认为这三种途径出来的官吏未必是贤人。特别是熬年头的论资排辈，压抑了大批贤才。所以，他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如果有这种制度，官僚们都尽心求贤，那么，天下贤才也就可以得到了。“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不要按他干了多少年了，要根据每个人在实际中表现出的道德和才能来任职。“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
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又会反过来影响到教育。学生认真学习，各级官吏竭力尽知，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反过来，按上述三条途径选人，官僚子弟不必学习，也可以任官，百姓子弟努力学习也当不上官。
官僚子弟不必学，百姓子弟不想学。虽有太学，也无法真正实行教化。
用钱买当然不是长久之计。论资排辈会培养一批阿混，大家都在混日子，“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未得其真。”大家都混日子，分不清谁是贤材。虽然办了太学，也讲要重视教化，但在实际中并不重视贤才，不给贤才以崇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政治待遇，那么，太学也兴旺不起来，所谓教化也会流于空谈。
(三)抑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的第三策的最后提出统一思想于孔子儒术的建议。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占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互相争鸣。秦统一中国以后，用法家思想统一天下的思想。其他思想都受到排斥。秦亡以后，各家思想又活跃起来。汉初统治者实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也给百家复兴提供了良好条件。所以当时思想界出现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相对自由的局面。这种局面使统治者不知应该坚持什么，政策缺乏连续性，平民百姓也不知道该听谁的，法制经常变化，百姓思想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董仲舒认为应该统一思想，提出以“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来统一天下思想，把其他思想都加以禁止，“勿使并进”。
董仲舒的这个建议，表面上看，在教育上的影响，就是以儒家学者任教师，以儒家典籍为教材，进行儒学教育。后来，这个建议被统治者采纳、贯彻，在教育界产生了影响久远的经学时代，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经学传统，产生了特殊的思维方式。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