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艾滋病考察之初，我曾经看到过一幅患艾滋病死亡的少妇临终前的照片，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人看了后都会感到心惊胆战、不寒而栗。照片上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骷髅，甚至比骷髅还要可怕。整个人只剩下了一副扭曲的骨架，一根根清晰可数的肋骨、变形的关节，已经毫无肌肉附在上面，阴部几乎是一个大洞，只一双脚显得极不相衬地巨大。她感染了艾滋病、1岁多就死去的女儿也有一张照片，瘦骨嶙峋，肌肉像老人一样满是皱纹。据介绍，这位少妇死时不到30岁，曾经漂亮而丰满，下岗后为生活所迫去卖淫，直到一病不起要求政府救济时，医务人员才查出她患了艾滋病……
这两幅照片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里，伴着我采访和考察的整个过程。
性传播一直在全球的艾滋病毒感染中居于首位，约75％通过性行为传播。
目前全球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几乎一半是妇女，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妇女的感染率竟占60％。当妇女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男性时，往往会被迫进行不安全的性行为，以致感染艾滋病的机会大大增加。
云南省德宏州1990年首次在艾滋病毒感染者的配偶中发现了被感染的人，以后这方面的感染率一直在上升，1992年为5％，2002年已达到19％。
为了防止夫妻间艾滋病毒的传播，2006年新疆伊宁市等地已经全面恢复了婚前体检，2005年在婚检中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105人，2006年1～7月发现感染者85人，当地的疾控中心对他们都及时采取了干预措施。
除了夫妻间的性行为外，多性伴侣更在性病艾滋病的传播中起到“桥梁”作用。
一位专家在向我分析中国的艾滋病流行形势时曾认为，中国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与非洲国家有很大不同，因而性传播似乎不足为虑，最初我也认同了这种观点，但经过实地采访和考察，震惊之余，我认识到这种看法的偏颇了。
2006年5月，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曾表示，像许多国家一样，性传播已经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染的第一因素，以卖血、吸毒为主因的特殊时期已经过去。
同年8月，在第16届多伦多世界艾滋病大会上，中国防治经验专题指出，目前在中国65万感染者中，性行为感染已占49.8％，首次超过了血液传播的感染率。艾滋病正从高危人群（这是最易受到感染的人群，包括卖血者、暗娼、嫖客、注射吸毒者、男性同性恋者、流动人口等）向一般人群扩散，已经成为公共卫生的核心问题之一。
除配偶间的传播外，最严重的是卖淫嫖娼问题。和禁毒一样，新中国成立后，曾迅速消灭了卖淫嫖娼现象，但80年代以后，卖淫活动又大规模复苏。改革开放让中国敞开了大门，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与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传统的价值观、家庭观、婚姻观乃至爱情观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性解放”、“金钱至上”、“享乐至上”等观念泛滥，不但加剧了婚姻的不稳定性，而且多性伴、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时尚。性行为和性伴侣的增加、卖淫嫖娼等行为的增多，已经成为性病、艾滋病迅速传播的温床。
特别应该指出的，我国有两亿左右城乡贫困人口，在穷人中，女人卖性早已司空见惯；而男人则常常到处流动，他们往往通过向女人买性或同性间的性行为满足性要求，形成了巨大的“性买方”市场。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已达2.5亿，出现了1亿多经常流动的民工队伍，他们绝大多数是性要求强烈的青壮年，离乡背井，远处异地，他们的性饥渴如何解决？
连孔老夫子都懂得“食色，性也。”但和对待吸毒现象一样，长期以来我们也把卖淫嫖娼视为社会“丑恶现象”，加以政治化和泛道德化，除了“严打”便是采取“鸵鸟政策”听之任之。
目前中国到底有多少从事商业性行为的“小姐”（传统所说的“妓女”）呢？有人估计大约是300万，但我认为这个数字有些保守，因为2006年12月我在西南一个仅有40多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考察时，当地从事艾滋病防治的医生告诉我，全城的“小姐”估计约1万人，最少也是5000多人，其中已经发现了不少艾滋病毒感染者。有个省会城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曾带领我“参观”了办公楼周边的地区，几条街上满是打着“发廊”、“美容院”、“按摩院”、“旅馆”招牌的性服务场所，工作人员们调侃地说：“我们正处于红灯区的包围之中。”2004年12月重庆卫生部门曾经公布了一个数字，全市约有5万“女性性工作者”，其中3000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同年，广东省也称，过去5年间，性传播增加了10倍。据了解，“小姐”中的感染率有的地方已经超过了5％。云南某地疾控部门发现，首次性交的年龄最小的只有11岁，开始卖淫的年龄从15岁到45岁都有，没有接受任何有关性病和艾滋病知识教育的人占三分之一以上；而在四川和广西都发现有72岁至73岁的老人感染艾滋病毒，考其原因，都是由于和暗娼有过性行为。
云南一些靠近边境的小城，已经出现了自发的“红灯区”，房屋的外面贴上了粉红色的墙纸，霓虹灯闪闪烁烁。我曾到了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城，被称为“寻找到的好地方”，有穿城而过的河水，有神秘的龙血树，有巍峨璀璨的金塔，还有古老的土司府，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县城附近寨子里15岁至30岁的妇女几乎全部走光，剩下的多是男人。当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风俗，女人们在外面“打工”（进行性服务）拼命挣钱，男人们啥也不干，靠女人养活，把田租给别人，自己成天泡网吧或在街上鬼混，许多人吸毒，除了海洛因还有冰毒、麻古等新式毒品。据当地妇联估计，可能已有上千人到泰国等地跨国卖淫，有被人贩子拐卖的，也有想“快速致富”自己卖自己的。1991年在被人贩子拐卖到泰国的“小姐”中发现了第一例艾滋病毒感染者（1999年死亡）。据当地性病艾滋病科的工作人员介绍，泰国虽然允许卖淫，但每3个月要对“小姐”们体检一次，一发现感染了艾滋病就立即遣返回国，已经有多人被遣返回来了。
我去到了一个被遣返的傣族女人依×的家，她是被人贩子拐卖出去的，现在已经30多岁了，皮肤微黑，长相算不上漂亮，由于已经服了抗病毒药，因此看不出有什么病态。她种了两亩水稻，我们去时，她刚从地里劳动回来，微笑着热情地招呼我们。
依×是前些年和两个女人一起从泰国回来的，3个人都感染了艾滋病，后来都嫁给了外地人，如今，已经有两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发病死了，她的男人便是其中之一，男人是被她传染的。因此，依×不想再结婚了。
依×的小院里有4间新房，还嵌着瓷砖，是市政协委员们来视察后，看见她家的老房已经快要倒塌了，便发动几个单位联合盖了新房，县卫生局又送来了一台电视机。伊×有一个12岁的女儿，个子不高，瘦瘦的、脸色苍白，趴在在电视机柜上写作业。听说新加坡一位老板每年寄钱来，资助她上学，这位老板已经资助十几个艾滋孤儿了。临走时，我送给依×100元钱，希望她给女儿买点营养品。
这个受到“性传播”困扰的小县城，不只有跨国卖淫，当地的性交易也很活跃。一条缅甸老板投资建设的街道，可以说是这里的“红灯区”，娱乐场所、旅馆、发廊、歌舞厅鳞次栉比，有几十家之多，不言而喻，这些都是进行性交易的地方。
但是据当地卫生部门反映，“红灯区”还不是艾滋病毒传播最危险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的“小姐”和“嫖客”素质还高一些，经过宣传教育后，有了一些艾滋病防治方面的知识，一般说来，可以配合戴安全套等措施。而问题最大、最不好控制的是民工和“站桩鸡”（低档的暗娼）们，他们既不懂得什么是艾滋病，更不知道它的传播途径，流动性又大，又极隐蔽，安全套使用率低。在一些偏僻、边远的贫穷村寨，一些人根本不知道安全套怎么用，性病感染率高，又没有钱看病，因此危险性极大。当地已经发现民工中有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仔细了解，就是从“站桩鸡”那里感染的。“站桩鸡”、“板板鸡”们一天可以接客十几次甚至20多次，传播面便大大增加了。
“站桩鸡”以及类似的“毛线鸡”、“板板鸡”等名词过去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更没有去过她们的营业场所，听说县城里有几条小街晚上是“站桩鸡”们聚集的地方，为了更具体地了解这一人群的生存状况，便央求让我去实地看一看。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晚上妇女健康中心两位从事艾滋病行为干预的女士，便提着几大包安全套陪着我去了——提倡使用安全套，正是遏制艾滋病毒性传播的重要手段。她们还一再嘱咐，到那里后不能照相，也不要提问题，因为一发现我是“外面来的”，这些人会马上跑掉。怕我出意外，疾控中心两位男士也远远地跟在后面，为我们充当“保镖”。
这天晚上正下着小雨，肮脏的街面上湿漉漉的，我们都估计天气不好晚上出来活动的“站桩鸡”可能比较少了，但出乎意料之外，当我们走进小城中心那几条黑黑的小巷时，每个门框和墙角的阴影里都有一个或几个幽灵一样的影子。妇女健康中心的两位女士对这些“幽灵”说：“我们是来发安全套的，给！”说着把一盒安全套递过去，一个浓妆艳抹的“小姐”掩口笑着不接，另一个却马上笑着接了过去，对面街沿边站着的“小姐”们听见声音都走了过来，围着我们伸手就抢……走了没有多远，带去的几十盒安全套便被抢光了。许多人还说，“套” 不够了，早就没有了。
一只盒里装着10只安全套，我悄悄地让两位女士问她们一盒可以用多久，有的只是掩面笑着不回答，有的回答道：“一个月。”另一个说：“10来天。”后来我们碰见了一个“小姐”，她面容比较娇美又比较年轻，浑身擦满了廉价香水、送来刺鼻的香味，她爽快地回答道：“两三天一盒。”问她每次多少钱，“100多……”在“站桩鸡”中这算高价了，但别的“小姐”悄悄告诉我们：“她在吹牛，哪里能挣到100多元呢？”。
这位小姐并不是“营业额”最高的，据一位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她曾了解到一个惊人的情况，有个“小姐”一天一夜挣了880元，问她怎么挣到的，她回答，曾和28个人发生了性行为！而另一个“小姐”，仅仅18岁，但自称已经接待过600位嫖客！
当听到这些信息时，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像这样高频率地进行性交易，人完全变成了“工具”和“机器”，根本不可能使用安全套，也不可能采取别的安全措施，即使不染上艾滋病也会染上性病。
而性病正是艾滋病毒传播的重要辅助因素。据当地卫生部门反映，绝大部分“小姐”都已经患上了性病。
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老姐”，自称39岁，但笑起来露出的满脸皱纹和两颗扎眼的金牙，看上去已经40开外了。她说老公和两个孩子在家，自己到这里已经七八个月了，她不敢告诉他们自己在干什么，只说“我在饮食店里打工”。她在街边租了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小屋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床，被褥是污黑肮脏的，这就是她的生活与“营业场所”吧。问她能挣多少钱，她说：“每次不到50元，一盒安全套可以用两三天。”她还说“好长时间没套了”，问她为啥不到妇女健康中心去领取，那里可以免费发放，她只笑了笑没有回答……
担任“保镖”的两位男士后来告诉我们，一位男士和这些“小姐”曾有这样的对话：
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小姐掩嘴一笑：“你想呢？”
“多少钱？”
“50块。”
“太贵了！”
“可以谈嘛。”
另一位又上去问了，小姐回答说：“10块！”
是的，这些“站桩鸡”价钱从5元到100元不等，一般5元、10元便可以提供一次“特殊服务”，有的年纪大一些、像貌丑一些的，甚至廉价到“给她5元还要找你两元”的地步，难怪她们不愿意自己花钱去购买安全套了。
据了解内情的人介绍，一些嫖客总是特别喜欢年幼的女孩子，还特别喜欢对处女搞什么“开苞”。“开苞”时价钱高，几百、几千、上万不等，是绝对不会戴安全套的。而“妈咪”们也特别喜欢嫖客们前来“开苞”，因为她们可以从中捞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我想，一些年幼无知的女孩子就会这样感染上性病和艾滋病吧。
一位女医生曾告诉我，在她收治的病人中，已经有多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有个女孩儿长得十分漂亮，一见面就会让人眼睛一亮，去广东卖淫后挣了不少钱，寄7万元回家，哥哥用这笔钱盖起了新房。后来，女孩儿被感染了艾滋病，家里就再也不管她了，哥哥根本不准她进门。女孩儿哭着来找女医生，女医生劝告她：“你再不要把钱交给家里的人了，还是赶快治病吧！”于是女孩儿再一次去到广东，挣了两万元后便回来治病，服抗病毒药后病情稳定下来，她有了男朋友，但是她既不敢告诉男朋友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也不敢结婚，终日以泪洗面，非常痛苦。
还有一个胸部高耸的“小姐”，据嫖客们反映，“床上功夫”十分了得，找她的人总是很多，妈咪把她视为“摇钱树”。但一次检测时发现她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女医生通知她一定要来定期检查、坚持治疗，但她马上离开这里去到别的地方，由于她们使用的都是假名字、假地址，因此根本无法进行联系。这位“小姐”可能已经成为艾滋病毒新的传播源了。
一些“小姐”根本不敢去进行检测，她们怀疑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根不敢面对这个可怕的现实。由于绝望，由于受到歧视和别的种种原因，艾滋病感染者中也不乏想报复社会、报复公众的人。有一位“小姐”被嫖客传染上艾滋病后就悲愤地说：“从现在起，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跟更多的人上床，给不给钱我都干，就是要把艾滋病传播给他们！”如今这位“小姐”已经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传染多少人了！
嫖客不只是民工。我到某县城考察时，正值暑假期间，当地卫生部门反映，这段时间“小姐”们生意特别好，问及原因，回答是放暑假后，县里组织乡镇的教师进城学习了……一位市防疫站站长甚至说：“嫖客有三种：一种是有钱或有权的人，对有权的这种人我们无法查，也不敢查；一种是外出打工，夫妻长期分居的人，他们有性要求；还有一种就是喜新厌旧，追求刺激的人。”事实上，在各地收治的艾滋病人中，已不乏政府官员、教师、企业白领乃至公检法的干警，他们都是经性传播的渠道被感染的。
经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最低年龄仅仅15岁，而最高年龄是73岁。
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
对这些卖淫人群应该怎么看待？一位从事艾滋病防治的基层领导回答我：“不要用纯道德的眼光去评判她们，霓虹灯下有血泪，请问哪个领导的女子会去卖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