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至少在内战之后的二十年中，这些在经济秩序中很快就获得了至高权力的新贵几乎享受到了普遍的尊敬，荣耀无限。在这个时期里，他们几乎都是沐浴在公众对他们的喜爱之中。他们赢得公众认可的程度在媒体的很多率直甚至是天真的狂喜记录中都有所反映。当然，他们与这些媒体也保持着最为热烈、最激荡人心的关系。
这些成功的工业大亨是美国特殊环境下孕育出来的“高级人类产品”，是骑士精神下自我管理的结果。在国外，在这些大亨之前出现的，多少戴着皇冠、花环，穿着吊袜的同代贵族们，对他们感到非常惊诧，而且也十分妒忌或害怕他们。尽管美国新贵比较“粗糙”，但是正如“华尔街的圣人”亨利·克鲁斯呼喊的那样，显然，美国新贵是“自然的贵族”，而且与“英国的老式贵族”或其他贵族相比，美国新贵的表演是多么的精彩。“现代贵族诞生于商业的成功。”克鲁斯庄严地声明道。而且许多美国本土哲学家们对此都表示同意。
研究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历史学家写道：
美国是一片崇尚自我成就的土地——是新贵的帝国。在这里，人们感觉到出生的背景并不是很重要。在这里，人们不会去渴望什么“血统”——除了每一个大人物自己动脉里的血液之外。而且，在这里，新贵们的名字就是唯一且充分的高贵头衔。
正如蒂尔登在一场公开演讲中所说的那样，“这些巨大资本的所有者以及管理者”比那些他们知道是为了大众利益的人们工作得更为有效，难道这件事情不是不证自明吗？而且，那位曾经与杰伊·古尔德争论的人，当他在那些调查他私事的参议员们面前发怒时，高呼道：“我们让这个国家变得富裕，我们发展了这个国家……”
但是，只是讲述这些工业大亨是怎样“使得他们和这个国家都变得富裕”将会离我们的故事主题太远。我们必须将他们纯粹的唯利是图的操作搁置在一边，然后来短暂地描绘一下这些煤炭、钢铁或猪肉大亨是如何通过一种自然的努力，在整个社会秩序中拓展他们的影响力的。大亨们所付出的这些努力，不是凭空而来的，很多利益都导致了它们的出现，很多声音也呼唤着它们。当然，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些情况：像来自高山、草原或海边的入侵者一样，这些大亨是如何蹂躏所有支撑社会的现存体系；他们是如何占领政府（连同警察、陆军、海军），占领学校、媒体和教堂；而且，最终，他们是怎样将影响力施加到上流社会的。这个上流社会一直以来似乎都作为一个附属于统治权力的“保留阶层”而存在，但是它却对这个权力拥有一种微妙的影响力，对人们的行为举止和想法也是如此。
一位着名的中西部（Middle Western）编辑穆拉特·霍尔斯特德（Murat Halstead）写道：
这些已经成为了“巨大工业财富的控制者”的新贵，不仅仅是金钱的代表，而且是各种美国勇气、进取心以及那些逐渐建立了这个国家的伟大工业特征的代表。同样，对于那些将要挑战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而处在国家最高权力位置上的人们，新贵们也确实会和这些人一样勇敢。
尽管新贵不需要防守，也不需要催促，但是人们一直向这些新贵声明，他们可以正当地控制民意机构，正如另外一位发言人所说的那样，“毫不犹豫、无须抱歉地去承担这个他们在商业或工业领域、在职业生活或社交界应该被授予的位置”。 因此，维布伦告诉我们，就像那些土地贵族、军事首领或旧时的祭司阶层一样，这些工业新首领现在也得到了“大众的顺从与尊重”，成了“国家完整的监护人”。而且他们带着一种适当的庄严，使得自己成为哲学家或人类的朋友，成为去指引“文学与艺术、教会与国家、科学与教育、法律和道德这些公民美德的标准容器”。
铁路公司的主席、铜矿贵族、大纺织品商人以及钢铁大亨迅速成为参议员，在国家政府的最高委员会中进行统治，并且有时会将20美元的金币分发给华盛顿的报童。但是，他们也更多地成了教堂的世俗领袖、大学的理事以及报纸或媒体服务的合伙人或所有人，甚至是上流文明社会的象征。通过这些渠道，他们努力推动着他们的政策和理念，有时是直接参与，但更为频繁的是运用巧妙的间接手段。
大亨们的心灵通过许多途径引导他们去教堂中祈祷。我们也不能否认或忽略大部分巨大财富拥有者强烈的宗教冲动。显然，这些巨富几乎都是真正的信徒、虔诚之人以及慷慨的教堂拥护者。
例如，寡廉鲜耻的丹尼尔·德鲁总会在有麻烦的时候，到自己家里或教堂去向上帝祈祷。在德鲁神秘的信仰中，他与其他世纪的掠夺性武士之间有着一种表面上的密切关系。这些武士总能够轻易地从杀戮的战场转到上帝的祭坛面前，然后跪下祈祷。“在困难的日子里呼唤我，我将会指引你，而你必须赞美我。”那些与丹尼尔·德鲁一样好斗的人，似乎将他们身上的力量都归于他们主要的清教（Puritan）或新教（Protestant）信仰。这种力量帮助他们度过了漫长竞争性战斗的种种考验。正如维布伦所说的那样，他们不仅仅拥有残暴、妒忌、结党营私以及不真诚的《旧约》特征，而且也拥有与基督教的冷静和克制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美德”。
终其一生，杰伊·库克这位内战时代威严的金融家，都没有错过为上帝服务的机会。库克总是严格地守安息日(Sabbath)，并认真地做大量祷告，即使当库克在战争中销售政府债券而获得佣金时也毫不例外。带着同样的镇定，库克如助祭司般为费城邻近的教堂购买了教堂用铃，向传播福音书的贫困牧师们分发了养老金，就像他购买报纸或给予那些贫困政治家们成箱的酒水和成袋的纸币一样。与此同时，库克会警示他的工作人员，他们要像自己一直坚持的那样——要善良、敬畏上帝，不要骄傲。当库克看到他的一位年轻助手驾驶着一辆“四马马车”行驶在费城的街道时，虽然正忙于战争和有关金钱的巨大事务，他还是停下来写了一封暴怒的警告信，就像几年之后洛克菲勒将会警告他的同事们不要让马车开得太快或为他们的妻子购买昂贵的帽子一样。
在他贫困的青年时代，约翰·洛克菲勒就已经积攒了不少硬币并且收集其他人的硬币来资助他的教堂。他以许多方式来继续极为忠诚地崇敬上帝，并且带着感人又谦恭的礼物：向主日学校捐献5美分、向教堂捐赠12美分、向宗教报纸捐赠10美分——所有的一切都被记录在了他16岁之后的日记中。之后，随着他的成功，洛克菲勒也变成了一位越来越虔诚的福音传道者。正如弗林所提到的那样，28岁时，洛克菲勒在克利夫兰的圣经课堂上，就督促他的学生们用清教徒的美德来武装自己。洛克菲勒将这句话当作他的格言——“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了吗？他一定是站在君王面前。”洛克菲勒进一步警告他的听众，要“有节制”，不要去做“热心肠的人”，不要饮酒或赌博。在那些岁月里，福音传道者的信仰以及个人良知的自由，在洛克菲勒身上变得更加强大，而洛克菲勒的战友——标准石油公司家庭的成员，似乎也都被灌输了类似的精神。阿奇博尔德、普拉特、斯蒂尔曼和范德格里夫特都是意志坚强、自律、谨慎、过着正常生活的人。而上帝对如此勤勉、如此自我否认、如此谦卑、如此极度节俭的奖励将会是世俗财产的巨大增加。这将会使得他们能够“站到国王面前”。在巨大事业以及战斗的冒险之中，或在一天劳作结束的时候，他们追寻、祈求着上帝，而上帝也让他们变得成功。在此后的某个场合，当人们激烈地斥责洛克菲勒带给教堂的丰厚礼物是“肮脏的金钱”时，他简单又充满感情地说道：“是上帝赐予了我金钱。”
正如约翰·弗林在他的洛克菲勒传记中说到的那样，这些如此多神助般的赢利事业的战利品是“上帝的黄金”。至少，这些大亨们将战利品中的部分拿去侍奉了上帝，并且向上帝支付了他应缴的资金。在用野蛮、贵重的礼物来侍奉上帝时，这些大亨中的某些人也竞相超越彼此。而另外一些人，他们的福音教派信仰禁止这种古老的炫耀，因此他们只能花费更大数目的资金去修建那些着名的朴素而庄严的宗教建筑。在以上情况下，他们都匆忙地将他们在战斗胜利后所获得的战利品的大部分奉献给了上帝，就好像害怕如果不支付这些资金，上帝将会生气一样。纽约和芝加哥的大教堂里面，突然就挤满了阿斯特、小范德比尔特、洛克菲勒、沃纳梅克（Wanamaker）、摩根、艾莫尔、普尔曼以及他们的亲属。这些人向教堂捐赠了很多钱。
富有洞察力的托斯丁·维布伦提到，就像基督教世界早期的那些突袭者和盗贼一样，在那些更为好斗的大亨之中，虔诚仪式的体系、对于“万物有灵论”的信仰都非常明显地带有一种掠夺成性的残存。在亨利·弗里克以及J·P·摩根这两个人的例子中，这个观点就很明显地得到了证实。弗里克与摩根都更倾向于比加尔文教徒更富有魅力、更为古老的崇拜仪式。正如弗里克的朋友乔治·哈维告诉我们的那样，作为宾夕法尼亚州荷兰裔移民的后代，弗里克最终放弃了他父亲的路德教信仰。而且，他“在晚年加入了圣公会，因为圣公会的仪式对弗里克的尊严、和谐与美丽的感觉，有着更为强大的吸引力”。 正如维布伦恰如其分的解释一样，在这里，来自早期掠夺性社会体制下的“政权地位”，主人与奴隶的等级体系，以及统治与屈从，可能会更让弗里克或摩根更开心。
摩根“妄自尊大”、粗鲁、孤僻，对于同事十分苛刻。当他的仆人们打瞌睡或忘记他的要求时，他会将食物或衣服丢向他们。他的这些行为都为人所熟知。摩根天生就具有“极佳的、文艺复兴式的品位”。这位“海盗号”游艇的主人喜欢他身边围绕着外表漂亮的男男女女，就如同喜欢他身边都是文化时代的战利品一样。根据摩根的一位传记作者约翰·温克勒（John Winkler）的说法，摩根藐视人们的看法，他会公开地带着他的一位情妇在报纸记者面前出现，而且公开地与另外一位情妇同居。但是，摩根这位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私人乐趣或金融事业有丝毫干扰的人，这位罪孽深重的人，却从最为古板的宗教奉献中获得了真正的满足感。每天下午，他几乎都会离开位于华尔街23号的办公室，前往圣乔治教堂祈祷，并且在那里唱上几小时他喜爱的圣歌。而且，当他带来战利品祈求上帝宽恕时，这些战利品都极为夸张、奢侈。比如，为了建造神圣的圣约翰雕像，他捐出了50万美元，这个雕像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宗教建筑之一。
摩根很快就成了那个时代圣公会的主要世俗人物。当举行集会时，摩根会以纽约代表的身份出现。他会在前往集会城市的他的一条铁路上的私人“豪华包厢”里，接待所有重要的来访高级教士、牧师以及世俗客人，并且在他所租用的住宅中，用最为大方的礼遇来招待他们。但是，最重要的是，当摩根在国外旅行中看到了罗马的辉煌时，他惊呆了。梵蒂冈和圣彼得教堂壮丽、宏伟的大理石建筑，镀金的外表以及织锦装饰，让摩根感到了敬畏。如果西斯廷教堂会出售的话，摩根肯定会买下它。他希望能够有一张床，以便睡在西斯廷教堂里，盯着那些壁画看。在罗马城，摩根感受到了最强烈的归属感。他越来越频繁地造访罗马，并且在那里去世。摩根的临终遗嘱将会以表白他的信仰作为开头。就像所有人一样，他带着罪而出生，而获得救赎的唯一希望就是信奉能够赎罪的信仰。“对他来说，他的信仰就是珍贵的传家宝。就像俄罗斯人向圣像（挂在东正教教堂里的油画）鞠躬一样，洛克菲勒也在他的信仰面前鞠躬。摩根经常去的教堂的牧师向我们讲述了这位资本大亨最为虔诚的一面。但是，在这些新贵之间，还有其他人以一种更为理性的、不那么虔诚的或以怀疑的精神来接触这类有组织的宗教机构。对于西部铁路公司的领袖詹姆斯·希尔来说，在教堂中，有一种神奇的控制力影响着大众，这种力量的价值几乎是无法测量的。希尔是一位新教徒，在宗教仪式中表现得多少有些粗心大意，但是他却突然为位于圣保罗的一家罗马天主教神学院的成立捐赠了100万美元。希尔对那些想要知道为什么他要向一家他并不是其成员的教堂捐赠这笔钱的人说：
如果一个国家背后没有真正的宗教精神，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存在。在我们的政府中，那些禁止教授基督教教义的法律是最无力的。我并不在乎什么教派。
而且，希尔进一步说道：
看看那些涌入到这个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的外国人，对于他们而言，罗马天主教教会代表着他们所敬畏或尊敬的唯一权威。如果那种唯一的控制力量被移走的话，他们的社会观念、政治行为和道德状况将会怎样呢？
希尔是一位强大的殖民者。他的传记作者补充道，相比于其他任何人，迁移到西北大草原的希尔更应该对“大量未经吸收的外来物质”而负责。而这种“大量未经吸收的外来物质”本应该由那些自己有能力塑造它的人来处理，简而言之，应该由理解它或遵守它的唯一权威指定代理人来处理。希尔的官方辩护者总结道：“这就与提升农业资产或建设一条完美的铁路路基一样，是业务之事而已”。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希尔更为直白地向我们提出了建议——宗教机构应该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教堂要去支撑新的社会制度，要去控制、安抚、慰藉，“让恺撒的归恺撒” 。难道这些新统治者去慷慨地支持教堂没有必要吗？而且当这些猪油、石油或焦炭大亨们呼唤教堂力量的恩泽，呼唤教会管理人员的善行时，他们自己也开始了对自由和激情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