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里曼的第一次“政变”中，他的官方传记作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天真地告诉我们，奥格登斯堡-尚普兰湖铁路公司几乎所有的主要股东“都因为梅西主席关于他们经营状况的最新报道而十分沮丧”。这是一个奇怪的巧合，哈里曼并没有很“沮丧”，而是“在1883年10月的一次董事会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价格。以这个价格，他们要么卖掉自己的股份（他知道没有人会买），要么买下其他所有人的股票”。因此，其他人“决定卖出”，而“哈里曼实际上就成了该公司资产的唯一所有人”。哈里曼痛斥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最终匆匆地买下了这家公司，仅仅就是为了不让范德比尔特拥有它。
在19世纪80年代的“铁路疯狂”时期，像其他人一样，哈里曼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买卖着铁路公司的股票。在由加菲尔德总统在1881年遇刺而导致的一个恐慌时期里，哈里曼勇敢地进入了市场，并且“狙击”了一家规模很大的西部铁路公司——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当狙击完成后，哈里曼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利润，并且在遭到一些反对之后，成为了这家公司的董事。该公司的主席是施托伊弗桑特·菲什（Stuyvesant Fish），是纽约上流社会的一位着名人物。
此时，爱德华·哈里曼的名声多少有点儿讨人厌。像杰伊·古尔德一样，人们认为，哈里曼在即席操纵华尔街现货股票方面是一位相当冷血的赌徒，而在航运和运输事务中不是一位“可靠”或“负责的”领袖。这种名声将会伴随哈里曼一生，尽管凭借他的聪明才智，他确实学到了很多关于管理铁路系统，特别是“对它们进行投资”的知识。在这个游戏中，哈里曼很快就超过了这个领域中的所有人。有谣言称，哈里曼将会按照古尔德的经典方式，很快地“破坏”他的铁路。然而，在他的管理下，伊利诺伊中央铁路（Illinois Central）却很明显地繁荣了，并且在它的领域内不断扩张。因此，在1886年时，哈里曼与J·P·摩根的第一次冲突便到来了。当时摩根代表着威廉·范德比尔特的继承人们，正指挥着纽约中央铁路线路进入爱荷华。
这两个铁路系统之间的矛盾，源于他们都想进入爱荷华以及从彼此手中争夺横贯爱荷华州的迪比克-苏城铁路公司（Dubuque & Sioux City Railway）。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已经租下了这条更小的线路，而且在1886年，该公司的董事们授权哈里曼，运用谈判或收购来控制这条线路。通过大胆的市场操作，哈里曼运用谋略挫败了摩根，而且在迪比克-苏城铁路公司中获得了一个大份额的所有权，尽管还不是占多数的所有权。由摩根所带领的剩余股东决定，在即将到来的股东大会上，通过索要一个过高的价格来阻击伊利诺伊铁路公司。摩根打算“压榨”哈里曼，或将哈里曼从他的路上猛扔出去。
但是，这次股东大会被证明是一个僵局。尽管摩根一方持有微弱多数的股份，哈里曼却很聪明地利用了法律。摩根这位银行家失败了，迪比克-苏城铁路公司的股票“分配”在爱荷华州得到了确认。无视喧嚣的抗议，通过敏捷的法律实践，作为这次会议主席的哈里曼继续反对所有摩根的代理人，并且如他所想的那样，投票将剩下的股份纳入了他自己铁路公司的控制下。摩根对这次失败倍感愤怒，而且永远都不会忘记或原谅哈里曼这个家伙。这两个人就像是不屈的对手一样，将会一而再地穿过彼此的道路。他们两个人，都一样自大、傲慢、野心勃勃。根据詹姆斯·斯蒂尔曼（James Stillman）的说法，哈里曼喜欢去“计划一些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之后就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他的挑衅行为并没有减轻摩根所反对的、在铁路领域出现的混乱以及“无政府状态”的局面。此外，很显然，几年之后，哈里曼的成功会使他去追随最强大的货币大亨——标准石油公司的人们。
第三节
自1879年起，当纽约州的赫本委员会已经对铁路公司进行揭露并提出相当温和的建议时，铁路公司背后的大声抗议并没有减少。基本上，工业和贸易中强大组合的恶行，都可以追溯到铁路大亨的阴谋行动。此外，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关于股票投机和铁路事故的丑闻也增加了。关于成为公共承运人的铁路大亨迅速获取财富以及他们为政治腐败提供资金的故事，在几乎每个地区的诚实的美国中产阶级中引发了强烈的怨恨。以至于在快到1884年时，亨利·克鲁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评论道：
如果有什么事实是可以用来证明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信条的正确性，那么它就是在很短时间内突然出现在我们铁路大亨们手中的这些财富。
那些正在用鼻子紧张地嗅着选民们情绪的每一次变动的政治家们的必然行动将会是什么呢？在这年夏天，在德蒙尼克餐厅为布莱恩举行的“百万富翁以及垄断者们”的宴会，并没有为布莱恩这位多彩的政治家在与“改革者”克利夫兰的竞争中提供多少帮助。布莱恩应该与杰伊·古尔德用餐，因为古尔德是“这个时代最为阴险的人物之一，总是像蝙蝠一样飞过美国人的视线”。而且，布莱恩也应该与亨利·罗杰斯、塞勒斯·菲尔德、拉塞尔·塞吉以及艾莫尔用餐。此外，在“香槟冒着泡，白兰地在玻璃杯中就像珠宝一样闪耀发光”的德蒙尼克餐厅里引导着大众媒体记者一起进餐，这只是布莱恩旨在建立一个“腐败基金”的疯狂举动。在西南，沿着古尔德的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工人们正在展开一场大罢工。政治家们的眼光并没有错过整个西南地区的农民和商人们都发自内心地在斗争中帮助工人们这件事情。在那些年里，不管何时，只要商业衰落了，在州立法机关或国会大厅里，政治家们会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激烈的言辞谴责这些铁路“强盗”。像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以及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它们的起步都依赖于联邦的现金以及土地补贴，但是它们拒绝偿还政府贷款，这又让政治家们的说辞变得更加激烈。政治家们提议，为了货物的廉价运输，修建一条从监管到建筑都由政府来负责的属于人民的窄轨铁路：在一个全国范围的属于人民的运输体系内进行立法，强迫对移民和本土乘客人道服务。因为科利斯·亨廷顿、古尔德以及范德比尔特们所供养的警惕游说集团，这些提议总是很快就被否决了。
对政府措施的抵抗，不仅仅是来自像亨廷顿这样的人，而且也来自诸如《国家》杂志（The Nation）的编辑劳伦斯·戈德金（Lawrence Godkin）这样文明的宣传人员。就像从事一份神圣的事业一样，戈德金反对“没收私有资产”，并警告称，一旦政府介入，所有者以及投资者持有的股份，很快就会变成“慈善机构的财产”。到目前为止，州议会已经通过了许多已经设计好的控制铁路公司的法案，尽管这其中的很多法案，例如在纽约或宾夕法尼亚，都是应那些为了压制竞争对手的铁路公司首领自己的要求而考虑的。但是，州议会进行干涉介入的宪法权利经常受到激烈的质疑。而且在这一事件上，最高法院最终在1886年着名的沃巴什铁路控告伊利诺伊中央铁路一案中作出裁决。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说法，不同州之间无权管理跨州商业贸易，或以任何方式干预跨过各州边境的运输业务。
在铁路圈子里，人们因为这个司法胜利而狂喜。但是这个判决激起了农民、工会以及大型托运人的一片暴怒，他们将联邦政府的行动作为“最后的求助手段”。 凭借着敏锐、良好的判断力，国会现在决定，有些事情必须要做了。正如约翰·谢尔曼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准备成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者虚无主义者”，那么就必须留意人民的呼声。
《跨州商业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辩论了一年，众议员和参议员出于他们各自的权衡，各持己见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因为这件事情而备受困扰。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希望伤害现有的铁路系统，而其他人则真诚地希望，至少去做一些他们被期望去做的事情。在这样的技术和经济问题前，大部分“谦逊、温顺以及无知的告白”，会让其中的一些人感到惊讶。最终，心灰意冷的议员们通过了《跨州商业法》，1887年的伟大“革命”成功了。正如一位众议员精明地评价，这是一个“没人想要，但是每个人都会投支持票的法案”。通过这项措施，“竞争”通常将会得到发展，折扣将会被禁止。一起被禁止的情况还有联营，对短途运输收取比长途运输更高的运费，或者在人物、地点与商品之间存在歧视。更重要的是，铁路公司被要求给出财务报表或账本，托运人可以起诉铁路公司，处罚金额可以高达5000美元。而且一个专门执行这些措施的委员会已经成立了。
，人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法令实际上没有办法实施。而且之后，最高法院的老卫兵们（指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在几乎20年的时间里，从每个侧面骚扰着这个法案，限制委员会的权力，并且通过他们自己的命令保护私有资产，禁止委员会设定运费价格——正如比尔德夫妇曾经说过的那样，他们将这个重大的法案变得仅像一个“稻草人”。至于对他们事务会计账本的要求，铁路公司的管理人员很快发现，他们可以无恙地拒绝。抗议的托运商们被迫承担诉讼费用，而且很快就认识到，抱怨也无济于事。
在这种幸福的形势下，被亨廷顿称作“农民”和“共产主义者”的人们拥有了他们的法律，而铁路巨头们拥有了铁路。但是，人们一开始并没有很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正如在当时很多私人信件中所显示的那样，铁路人在一两个季度之内，都是在恐慌中度过的。他们沮丧地宣布正式放弃联营，恢复不受控制的竞争。而在实际操作中，他们所有的行动都极为秘密地进行着。市场中蔓延着某种不安甚至是恐慌。在1888年，铁路运费下降了，尽管毛收入总体增长，但据报道各地铁路公司的净利润都出现了危险的下滑。
人民主权的介入已经产生了一种名副其实的紧急状态。当政府代表广大消费者试图对铁路施加控制，并宣布诸如联营、打折等全部的合谋措施为非法时，铁路领袖立即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必须放下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形成的真正控制。对运费控制的失败是这个法案所犯的至关重要的错误。正如穆迪所说的那样，对那些需要成千上万的工人操控大机器的公司来说，“竞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联合企业的巨大规模、之间的深度合作以及其扮演的经济角色呼吁来自内部的真正控制。在政府和国家依然制裁的现有资本主义阴谋下，如果想要避免经济完全崩溃，这一要求必须得到满足。现在，时机正在呼唤着行动，而一直带着深深的忧虑观察着发展状况的J·P·摩根，现在带着他“共同利益”（community of interest）的进一步计划出现了。面对着这片土地上令人困惑的法律，摩根将会集中金融权力，建立他自己的控制机制。1888年12月，在摩根的提议下，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布朗兄弟公司（Brothers & Co·）以及基德-皮博迪公司（Kidder， Peabody & Co·）作为一个投资银行家的联合体，向美国大铁路系统的所有首领发布了一份“机密传单”，呼吁这些首领们就这个国家事务展开会谈。在紧急情况的压力之下，这些“小王国”以及它的领袖们迅速行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