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70—762），肃宗乾元年，流放夜郎途中经洞庭上三峡。翌年，遇大赦，由巴中返回，游洞庭衡岳，直抵零陵。上元元年（760）春，自零陵返巴陵，再出洞庭，返江夏（今武汉）。李白先后在湖南约半年时间，写下诗作30余篇。李白以热烈、奔放的笔调，描绘和歌颂湖南秀丽的山川景色，吊古抒怀，感人至深。毛泽东喜欢李白，认为“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
杜甫（712—770），代宗大历三年（768），乘舟出三峡，经今湖北入湖南，贫病交加，病卒于湘舟中。毛泽东经常谈杜诗，1964年7月，毛泽东从长沙返京途中，在岳阳车站停车时，便索笔手书了杜甫的《登岳阳楼》一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刊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去（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原诗第六句是“老病有孤舟”，毛泽东却书写成了“老去有孤舟”。如今这幅书法珍品，高嵌在岳阳楼上。
秦观（1049一1100），字少游、太虚，号淮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人，北宋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著名词学家。因政治上倾向于旧党，被目为“元祐党人”，遭排斥和打击，于绍圣四年（1097）冬，被削职流放到湖南郴州。他远离亲朋，穷愁潦倒，忧愤满腹，便写下了《踏莎行·郴州旅合》一词。这首词，将一个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中受排斥打击的知识分子不得志的心境，描述得淋漓尽致。苏东坡很喜欢这首词，因为他同病相怜。四年后，秦观病死，苏东坡为怀念朋友，将此词抄在自己的扇子上，并附上跋语：“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后来，著名书法家米芾（105—1107）以其沉着俊逸的书法将秦词苏跋写下来。宋朝以“淮海词、东坡跋、米芾笔”之造谐精深而谓之“三绝。”后人将其刻于郴州苏仙岭崖壁，称“三绝碑”。1960年3月9日，毛泽东视察南方，在专列上接见了湖南省地、市委书记。当他知道郴州地委书记在座时，便饶有兴趣地问道：“郴州有个‘三绝碑’，你去看过没有？”地委书记不好意思的回答“没看过。”毛泽东示意大家坐下，便讲述了“三绝碑”的来历，接着朗朗有声地背诵《踏莎行·郴州旅合》：“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残）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本）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毛泽东一字不漏地背完这首词后，还说郴州地区有名的古迹很多，如未阳县庞统作知县的县志，张飞体察民情的饮马槽，杜甫的衣冠冢，蔡伦造纸遗迹等。
在南宋初期和中期，理学传人湖南后，逐步形成了道学南系——湖湘学派。北宋周敦颐（1017一1073），字茂叔，后世尊称“濂溪先生”，湖南道州营道县（今道县）人。他虽然是理学的奠基人，但正如光绪十四年·《湘潭县志》卷子所云：“道家开自周敦颐，湖湘之学源于关洛。”湖湘学派是由胡安国（1074—1138）首开先声，其子胡宏（1105一1161）独创新论，门人张栻（113一118）衍其学说。“胡开谭学，朱张继响。”张栻创城南书院，主讲岳麓，使湖湘文化得到了发展。朱熹（1130一1200）得栻“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于乾道三年（1167）8月从福建崇安来潭州访问张栻，讲学城南、岳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在这次会讲过程中，朱熹把闽学主要思想注入湖湘学派。《宋元学案·南轩学案》说：“湖南学派，在当时为最盛。然大端发露，无以从容不迫气象。自南轩出而与考亭相讲究，去短集长，其言语之过者，裁之，归于平正。”毛泽东读书的第一师范学校就是建立在城南书院的遗址上面。杨昌济说：“朱张讲学，流风余韵，千古犹新。”毛泽东专程访问了朱张遗迹，并讨论了朱张在湖南留下的思想影响。据罗章龙回忆，1915年岁杪，“一次润之忽来见访，约作岳麓山游，二人清晨八时启行出南门，冒寒，从朱张渡过湘江。朱张渡是由朱晦庵与张南轩得名的，二人均宋代学者与诗人，在长沙讲学，为当时湖南青年所熟知。因此，我们在朱张渡口茶亭留下来，讨论他们二人在湖南留下的思想影响。当时我们留下一首泛朱张渡的诗。傍晚下山过赫曦台，见朱晦庵与张南轩联句，意境尚高，传诵一时。”诗云：“洪泛朱张渡，层冰浇桔汀。乌啼枫径寂，木落鹤泉滢。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1619一1692），字而农，号姜斋，因晚年筑室石船山下，后人称为船山先生。在明亡以后，他伏处深山，隐居林下，潜心著书达40年。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他写下近百种著作，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法律，军事、历史、文学、教育、伦理、天文、历算，以及佛道等等。他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自撰的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人天乞活埋”，表现了崇高的志趣和风骨，对于湖南社会文化思想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说：“近世的曾国藩、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毛泽东也喜欢读一王夫之的书，1959年10月23日他外出，要带走一大批书，其中包括“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从中可以窥见毛泽东读王夫之的书之一斑。
历史进入近代后，湖南是湘军的家乡，维新运动最富生气的一省，辛亥武昌起义首应之区，湘军利用湖南的人力、财力，挽救了清王朝，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说：“咸同以来，曾（国藩），胡（林翼）骤起，湖军之声誉，东至东海，南逾岭南，西辟回部，西南震苗疆，至今尚炙手可热，三湘民族之大有影响于全国。”“湘学之名随湘军而大振。”辛亥革命志士杨毓麟在（<新湖南》中也曾说过：“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在湘军名人的影响下，湖南人士认识了湖南的巨大潜力，增强了自我价值观念，日渐形成了一种不靠官府，自强不息的独立根性。这种根性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时期，表现特别突出和强烈。毛泽东说：“曾（国藩）、左（宗棠）吾民之先。”
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是个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湖南涌现了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一大批维新运动主将、舆论界骄子梁启超等也来到湖南。毛泽东说：“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湖南戊戌维新运动是辛亥革命的思想前奏，在思想上、人才上都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
毛泽东说：“黄（兴）、蔡（锷）邦之模范。”到辛亥革命这一年几乎在海内外到处都可以看到湖南革命者踪影。黄兴等人在广州孤军作战，血染襟袍；蒋翊武、刘复基等在武汉运筹帷幄，首举义旗；武昌起义时，焦达峰和陈作新等在湖南率先响应发难；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又是蔡锷“起护国军，提饥卒数千，转战沪溆间，与袁世凯十余万相持，屡挫其锋，袁军相继携贰，袁以恚死，国体复定。”
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中孕育出来的，他后来走出湖南，有选择地学习了其他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自幼受到湖湘文化的熏陶，这种熏陶，在他一生的生活和革命活动中都留下或浓或淡的痕迹，并长久地保持着家乡的文化形式。他的性格就像湖南人爱吃辣椒一样，他的语言一直带有浓厚的湘潭口音，他的饮食习俗还是湘味为主，甚至“他有一次喝一口茶。当一钵子茶喝完，只剩下茶叶时，便把杯子端起来了，用两个指尖当筷子，把茶叶扒到嘴里，慢慢地咀嚼，缓慢地咽下去，他一直保留湖南吃茶叶的习惯”。毛泽东一生都保持了湖南人的生活习惯和革命者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曾说过“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我习惯了。”从毛泽东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过去和延续，看到一个革命家的品格足迹。
事实上，就青年毛泽东的个人经历来说，起初是“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这是一个转折点。继而进洋学堂，无心读古文，又是一个转折点。
他喊出了“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精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在这里他把曾国藩、左宗棠和黄兴、蔡锷并列为湖南近代史上值得后人效法的楷模人物。
然而，就毛泽东的生活来说，他生在湖南，长在湖南。湖南人虽有传统的一面，但他们“因欲保持自己的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吸收外来的文化最有力，且在全国之先”。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湖南广东情形》中说：“全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涛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陈宝箴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8月在《招新高台务学堂学生示》也说过：“湖南地据上游，人文极盛，海疆互市，内地之讲求西学者，湘人士实导其先。”毛泽东就是在“吸收外来文化最有力”、“全国首讲两学”、“内地之讲西学者，湘人士实导其先”的文化圈陶冶下成长起来的。至于说“他和那些高度两化的同胞产生了隔阂”，更是不符合事实。杨昌济曾留学日本、英国，后来毛泽东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蔡和森留学法国，而成为毛泽东志同道合的挚友。这怎么能够说他和那些高度西化的同胞产生了隔阂呢？因此，我们认为毛泽东是吸收外来文化最有力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并非产生于中国，如果毛泽东不走出传统文化，不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来的最先进、最彻底的革命文化——马克思主义，不将它应用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际，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走出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产物。
【评点解析】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正是辛亥革命处于极端黑暗和混乱的年代。当时他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曾如饥似渴地学习，深受顾炎武、王船山、颜元、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当谈起这些时人，他得出一个结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
顾炎武（1613一1682）是“公认为清学开山第一大师，各门学问，都由他提倡出来的。他说除却经学没有理学，他说做学问的目的全在经世致用。他对于经学、史学、地理学、音韵学、金石学都有极精审的著作，都用客观的归纳研究。”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对顾炎武的主要思想作了详细的笔记：“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常少衰。事关民生国民（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遍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顾炎武的这些言论主张，都融入了青年毛泽东对人生的思索之中。他在《体育之研究》中认为，顾炎武可师者也。
王船山（1619一1692）是湖南知识界共仰的先贤。杨昌济十分崇拜王船山，在他的影响下，第一师研究王船山的学术思想曾经一度成为风气。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多次记下王船山的学术思想曾经一度成为风气。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多次记下王船山的话。王船山的知行等观点，为毛泽东提供了思想资料，它反映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之中。王船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哺育了三湘四水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毛泽东正是从此由爱国主义走向反帝反封建革命道路的。
颜元（1635一1704）及其门人李刚主（1659一1733），世称“颜李之学”。“他们以为学问不是从书本能得的，不是空想能得的，不是听人讲演能得的……他们以为凡有知识都从经验得来，所以除确实地练习外，没法儿得到学问，他们对学问的评价，专以有无效率为标准，凡无益于国家社会或个人身心修养的，一概不认为学问。”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认为“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颜元极力提倡“主动”哲学，认为国家富强应以“习动”为前提。《习斋言行录》卷下记载颜元的话：“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也说过：“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动以营生也”，“动以卫国也”。可以说是得益于颜李。
颜元还认为“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他说：“古今旅转乾坤，开务成物，由皇帝王霸以及秦汉唐宋明，皆非书生也。”毛泽东也说过读书“越读越蠢”，这与颜李是相通的。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读书无用论，这并不符合毛泽东的原意。事实上，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在战争年代条件极其艰苦时，他坚持读书；在和平时期国事十分繁忙时，他坚持读书；即使在病魔缠身，行动困难时，他仍坚持读书。同时，毛泽东还主张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毛泽东反对的是读死书，死读书，提倡学工、学家、学军，号召学生到社会中去，熟悉工农兵，接触社会实际，了解国情，把书读活。词语夸张，喜说反话，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种风格，也是我国文人学士的一种传统。30年代鲁迅的杂文，也具有这种风格。这种风格具有尖锐深刻、针砭时弊的特点，不懂得这种风格，很难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然而，这些古圣先贤，杰出人物在毛泽东的眼中很难占有一席之地的，能占一席之地的仅一人而已那就是曾国藩。并在1926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指出：“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