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为之则为有功，即宣以为之为义务，安有不为这亦无损于义务之理。既认为圣贤豪杰之所为，即当认为普通人之所为，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谓圣贤豪杰独可为合身拯人之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是谓圣贤豪杰之身心能力发达最高，而普通人不必如是也，岂为合于论理之言哉？”明确地主张，凡圣贤豪杰之所为，普通人也应该去做，而且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破除了圣贤神秘论。他吸收了杨昌济“圣人化众贤”的思想，认为只要用圣贤豪杰的思想和品德去改造“凡愚”，就可以感化大众，“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从而进入一个无限美好的理想王国。这是毛泽东追求的“圣贤精神”对中国古代圣贤观的发展。
【评点解析】
毛泽东在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文治武功中，是很注意借鉴、吸收前人的经验教训的，毛泽东不仅批判地改造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同时在未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也接受过儒家“德政”思想的深刻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是既吸收其精华，又批判其糟粕的。精华方面：有爱国意识，他常以古代仁人志士“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事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来鞭策自己，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奋斗。相信儒家的忠恕之道，提倡团结互助，宽以待人，特别是同情劳动人民，反对剥削与暴政。有通达乐观，艰苦奋斗的精神，儒家思想是主张奋斗的。孔子曾说过：“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颜回是箪食瓢饮，身居陋巷，“也不改其乐”。毛泽东对这些非常欣赏，主张人要有点精神，要奋斗，要有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懒惰为万恶之渊薮”、“生之坟墓”。有探求真理的志气，他赞赏孔子“志于道，著于德，依于仁，由于义”的思想，认为孔子是一个有鸿鹄之志的人。他崇拜孔孟为“圣人”，“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孔孟对弟子之间，曾不能难。”
毛泽东在青年学生时代持有一种“精神利己丰义”，欲把自己的情感和意志修养到最美好最完善的高度。他说：“利精神在利情与意，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毛泽东的精神利已主义有两个来源，一是西方泡尔生的伦理学说，二是孔子的伦理思想。他说：“予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已主义为基础……‘先修身而后平天下’，“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可以见之”。儒家强调自我修养，使自己的思想品德达到“至善”。毛泽东以此说为正确，评论道：“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在理解青年毛泽东的人格问题上，曾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精神利已主义”，仅是追求个性解放，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事实上，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毛泽尔“精神利己主义”的本意，并不是追求极端的个人主义，而是追求一种完善的个人思想、情操、品德，以示“利他”，是“利他”和“利己”的辩证统。故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习时，倡导“高尚其精神（或口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他与同学交谈通信时，多是研讨修身养性，个人品行向上，人类生活向上诸问题。1915年9月27口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究为主，辅之政事时务。”把修身养性。寻找真理作为朋友间通信交谈的主题。他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最初也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他对孔子的“讷言敏行”很赞美，据说后来他给女儿李敏、李讷取名字，就是由此而来。
儒家思想中的糟粕，对学生时期的毛泽东也曾有过毒害，如“圣贤创世”的观点。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得很明白：圣人得“大本大源”以济世，贤人“略得大本大源可安民”。这种圣贤创世观，直到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才逐渐得到改造。
青年时期毛泽东对儒家“德政”思想也曾有过批判，而且有些见解比较深刻。他认为“以广义而言，人类无普通之道德，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这不仅有发展变化的观点，而且有不同阶级有不同道德的思想萌芽。当泡尔生谈到康德“皆以为道德之本义，即在人类理性，必有其普通无异之实质”时，毛泽东则在旁批注“吾国先儒之说亦然”。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夫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作了更为猛烈的批判。那时，正值袁世凯复辟帝制、独尊儒学的时候，也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提倡个性解放的时候，毛泽东投入了这场批判，主张人性解放，认为社会是由无数的个体组成的，个体是社会的细胞，没有个体，就没有群体，就没有社会；尊重个性，尊重人格，是社会解放的首要任务，“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儒家的“三纲”，“五常”正是压抑个性的恶魔。他写道，“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因为它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了二千年偶象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儒家的思想体系是观念论，其自我修养是观念的反思，只要心怀一个“诚”字，就能恢复善性达到“仁”，毛泽东对此也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说：“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发展自己的精神道德，身心能力，唯一的途径在于实践，天下没有“生而知之”的圣人，那种“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说教，是“不可信也”。
早年毛泽东对儒家“德政”理论的接受和批判，无疑是他后来政治人格形成的重要渊源之一。毛泽东多次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仁”是儒家“德政”思想的核心。所谓“德政”即“仁政”、“仁者爱人”。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与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儒家的“仁”的说教作过多次批判。毛泽东说：“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限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混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沦的混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一针见血，批判得很彻底，很深刻。毛泽东唾弃儒家的“仁”，阐述了无产阶级的“仁”。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仪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对于反动派或者反动阶级，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是真实的仁政。毛泽东的这种政治观念与政治人格，在解放初期对国民党将领及资产阶级、地主的改造中，得到真实的体现。
在对儒家“德政”思想的接受与批判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政治人格受到其多方面的影响，在毛泽东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其主要表现是，首先强调要有统一的思想和道德。孔子说：“道不同，不相谋”，信仰不同的人是不能相谋共事的。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文化传统影响。他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化为无穷无尽的力量。他在组织新民学会时说过：“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在创建共产主义小组过程中，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建党的指导思想。建国后，他教育全国人民“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强调统一思想，树立共同信仰，是统一行动，争取共同事业胜利的保证。
其次，毛泽东的政治人格重视人生的价值取向，主张并身体力行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取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儒家“德政”思想很重视人生价值取向。孔子说他自己“朝闻道，夕死可矣”。他的道就是“仁”与“义”。儒家历来宣传“重义轻利”，“君子谋道不谋食”，“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去私心，行公义”等等。儒家这种“义利观”包含着强调精神、道德高于物质利益。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含生取义者也。”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整体利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是儒家“义利观”进步的一面。但儒家“义利观”把道德与利益绝对对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有严格的等级观念，认为“公”与“义”是君子、贤人、圣人所专有的，是天赋的，而“私”、“利”则是“小人”、“庸人”偏爱的，也是在娘肚子里就固有的。毛泽东重视政治人格的人生价值取向，首要的就是做人的问题。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重；替法两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比鸿毛还轻。”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把“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作为人民军队的宗旨，后来又写入党的纲领、章程，列为对共产党员的首要要求和必须履行的义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求党员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以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埋头苦干，是最值得尊敬的。这是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是毛泽东一生政治人格的首要表现。
第三是毛泽东的政治人格注重人格标准和道德规范。政治人格的人生价值取向决定人格标准，诸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做到“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知仁勇：二者，天下之道德也”，“温、良、恭、俭、让”是孔子倡导的品德。这些伦理标准，都是通向“仁”的要求。
毛泽东在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在批判继承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人格标准和道德规范，并且扩展到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其人格规范主要有：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舍己为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勇于开拓，锐意进取，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密切联系群众，遇事与群众商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确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坚决反对派性，反对两面派行为；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同志极端地热忱，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等等。这些伦理标准、道德规范，较之儒家的“知仁勇”、“恭宽信敏惠”等切实具体，操作性强。可以说，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伦理道德，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把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发展到“至善”地步了。
最后，毛泽东的政治人格突出了个人思想品德修养。孔子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谓修身，“在正其心”，使自己的心正不邪，特别是各级执政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儒家不仅指出了自我修养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修养要求和修身方法，如“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见贤思齐”、“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思想品德修养要求、方法。曾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办事是否尽力，与朋友交往是否守信，在教师长辈面前是否虚心学习，称为“三省”。孔子主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主张“慎独”，在独自幽境无人监视的环境里，也要使自己的行为一丝不苟，重视人的自觉性，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在困难环境中有意识地去经受锻炼。在自我修养过程中，要对自己的信仰抱有坚定不移的诚意，“至诚如神”，“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在修养过程中，还须知错能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安此修身养性，自成“圣人”。孔子在总结他修养经历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经过数十年的修身，自己的本领达到了随心所欲，又不超过规矩的境地。儒家这套自我修养经，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为历代有志之士借鉴，特别是讲求民族气节，自强不息的修身功夫，为历代民族英雄所效法。
毛泽东对这些珍贵遗产，进行了改造创新，形成了颇有民族特色的共产党人的政治人格修养方法。毛泽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要改造自己。”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达到了这个思想境界“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提出的修养方法与儒家的自我修养有原则区别，儒家的自我修养是在观念中运转，净心养性，使其显现先天的善性。“诚者，小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显然儒家主张“出世”、刻苦磨炼自己的意志，也是“天将降人任于斯人也”，是“天”的安排，是接受“天”的考验，“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毛泽东提出的政治人格的修养方法，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实践中去。毛泽东一贯强调青年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为共产党人指出了自我修养的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