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作出了第二个决定就是，把我带回老家住段日子。他是这样对我妈说的：一是，这“文化大革命”还不知要乱到什么时候，学校反正又不上课，跟着他呢，还可以系统的读点书。二是，把我带走，她这边负担也会减轻些。
他劝我妈妈说：“你就放宽心，俗话说‘隔辈更疼’，新年是我的长孙，我会很疼他的。再说，他郑奶奶也喜欢他，会照顾好他的。”
郑奶奶就说：“新年是好孩子，新年是好孩子……”
但我却不太放心：“爷爷，老家有洗澡的地方吗？”我说的洗澡是指游泳，在矿上游泳太容易了。矿上有两座大跃进时挖的所谓露天煤矿，一下雨就全成了大水坑。
爷爷就说：“有，有有有，比这死水坑好多了，有三龙潭，深不见底，清澈透凉，你有本事就使吧，还有弥河，河有那么宽。”他把手使劲往后张。
“农村是不是不热闹？”
“那我可以常带你去县城嘛。”爷爷的表情像是在巴结我。
“你们打鬼子的地方还都有吗？”
“有，有有，那还能没有？我亲自带你去。”
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还能找到子弹壳吗？”
“说不定还能找到没有爆炸的手榴弹。”
“那我去……”我蹦起高来。
“我也要回老家。”我弟弟一抹满脸的鼻涕。
“我也要回老家。”我妹妹也跟着凑热闹。
这时，我爷爷就说了一句：“……唉，又是两个小跟屁虫。”但当时我们谁也听不懂。
就这样我跟着爷爷回了老家。
老家和矿上是太不一样了。
首先是山多，山高。那高高的老鹰崮比起矿上的矸石山来不知要高多少。再就是空气好，那空气里“就像撒了蜂蜜，总是有股甜味”。这是我在作文中的描写。三龙潭的水那才叫一个清，又冷又清，一到夏天，我几乎全泡在里边。一开始，我认为三龙潭里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小虾米，其实不然，是它的老鳖，我没事就用自制的鱼钩去钓，每个都和小脸盆那么大小，再小的我不要，会放生。钓回来后，就让郑奶奶给我清炖，炖得汤白白的，像奶。有一阵子我吃老鳖吃得一个劲地流鼻血。
那个时候，山上的野鸡、野兔、刺猬特别多，也见过狐狸，不过，不像书上描写的那么狡猾，同样怕人，你一喊，它就溜了。偶尔见过狼，那是有一次爷爷晚上带我上山抓獾，在路上碰上了一只狼，但那时的狼已经很怕人，它看我们两眼就跑了。一直没有见过虎。我爷爷说，他的爷爷曾经见过虎，并说水浒里的李逵，其母就是被沂山的老虎吃掉的……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是环境恶化所造成的。
那个时候，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在山上喂的鸡下的蛋。我爷爷的小院前后喂了几十只鸡，全吃草仔、松子、蚂蚱、蠓虫等，下的蛋特别香。郑奶奶就给我煮着吃了。我只吃白，不吃黄。吃腻了煮的，郑奶奶就腌给我吃，这种鸡蛋腌出来特别香，蛋黄全部出油。那两年里我几乎吃了大半辈子要吃的鸡蛋。以至于差点吃伤了。加上如今的鸡蛋压根就没了鸡蛋味，所以，我现在基本是不吃鸡蛋。
我爷爷怕我闷得慌，就经常带我去县城里玩。为这他还专门学会了骑自行车（到后来就是我带他了）。一有空，他就到大队借来一辆上海产的加重永久，我们就高高兴兴地进城了。只要是进城，我们一准是在李祈安的家里吃午饭。就这样，我们兄弟俩认识了。祈安哥整天不说话，但很有心计，总是恶狠狠的半句话：“等着吧……”那时，街道上已不让他娘俩扫大街了，但只要一有运动，他们还是天然的靶子。他对我爷爷特别好，对我也特别好。有好吃的好玩的，总要给我留着。每年的清明和我奶奶的祭日，他是一准的要上老鹰崮给我奶奶上坟。每次上坟都哭得不成样子。那时候，倒好像他成了我奶奶的亲孙子。
山清水秀空气好，老鳖、鸡蛋营养高，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我长了20多公分。
更重要的是，我爷爷系统地让我学习了四、五、六年级的课文，尤其是语文。他从崮下村和关家桥找来了一些课文，亲自给我安排课程。课余让我熟读《唐诗三百首》，他不反对我看《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小说。这些藏在山里的书籍有幸躲过了“文革”大浩劫，实为幸事。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诌。”我爷爷说，“你不能光看，还得写，练着写。”
“我不喜欢古诗。”
“傻了吧？”爷爷耐心地说，“我说的写，不是让你学古人写古诗，是让你练着写文章。”
“写小说……”我对这个有兴趣。
“小说也行，大说也行，就是编。”爷爷说得一点不错，我常常自编故事。比如讲，我把洪大爷编进《铁道游击队》里去，洪二妮、谢怀、谢大萍、谢小萍、我弟弟、妹妹都爱听，有时连洪亮哥都能迷了。
我爷爷给我出题了：“你写一个我们特务团在老鹰崮打鬼子的故事吧。”
我就说：“好吧，不过爷爷，不是说你们原先并不是八路军吗？你们是柳八爷那样的部队？”
“什么柳八爷？”
“柳八爷是小说《苦菜花》里的一支土匪部队，后来被八路军改编了。”
我爷爷马上说：“谁说我们是柳八爷？不对，我们一开始就是八路军，你忘了你洪大爷说的了，我们都是115师的，再往上就是红军！”
咦？你听这话说的？滴水不漏。
从此以后，我爷爷任对谁说起过去的历史，一律是“我们鲁中军区特务团”，“我们八路那时候……”
我再写下去，我爷爷就成了“骑日本大洋马，使两把二十响，斜背一把九斤刀的大英雄”。
我爷爷当然高兴，还帮我修改：“我不但双枪打得好，我的大刀片也舞得好，一般的小鬼子五六个围不上边。我还把这一手教给了一个徒弟，那徒弟学会后，得了个外号叫‘九斤刀’。”
我就说：“我怎么听我爸我妈平时闲聊说，那九斤刀本来就会，他上小学时，那人还去教他们武术呢。”
我爷爷马上撇撇嘴：“听你爸胡扯，那人就是我教的嘛。你爸记错了……”
再以后，有人找他搞外调，他也这么写。有一次，浙江某市的体委来找我爷爷外调，调查的对象是过去那个会打螳螂拳的牛蛋。原来牛蛋转业后，在这个市的体委当副主任，当地的革委会想解放他，就来找我爷爷搞外调。
“那，这同志可是老同志了。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咱们的战斗英雄，他一拳捶死过一个日本飞行员……”我爷爷满口夸赞。
“不过，听说他早年当过土匪……”
“不对，不对，压根没那事。当时是统战工作的需要，让我们暂不挂八路的牌子，我是他们的老团长，我能不知道吗？”
于是，我爷爷郑重其事地用他那手漂亮的小楷写下如上证明。然后按上自己的手印，有时还按好几个：“这样行了吗？……”
那个时候，来找他搞外调的特别多。不管来调查谁，不管被调查的人是不是还有印象，只要是他的“老杆子”（这话有点不好听，应叫老部下），他一律是尽说好话。
有时，我也和他闲聊：“爷爷，什么叫历史问题？”
他会没好气地说：“什么历史问题？谁都没问题！那个时候容易吗？能活过来的人都没问题！”
我很感谢我在爷爷身边的这段日子，他使我朦朦胧胧地懂得了如何做人。
善有善报，不久，他的善心就得到了回报，我参军啦，明说吧，走的后门——去的就是他当年的老部队。哈哈，孙子接过了爷爷的枪。
1973年3月，我已满16岁。这时，我正在矿中上初二。这段时间，因林彪事件已经发生，很多事情已开始慢慢在走上正轨，矿中上课还是比较正规的。我的语文非常好，是班里的课代表，写的作文常常被语文教师拿到班上朗读。最重要的是，我是学校宣传队“写戏的”，宣传队的快板、相声、小戏全是我一手创作。
但那个时候学习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不会让你自己去考大学。而是要先下乡，而后再由村里“推荐”。矿上的知青一般都是下到枣庄北部的齐村山区，那儿又穷又偏僻。这时，已经传出了洪亮哥馋得偷狗吃被人打伤的事。
不料，喜从天降，我妈妈有一天突然说：“你爷爷来电报了，让你今年当兵去！是他当年的老部队来枣庄招兵，带队的是他当年的一个老部下，那时还是个小队长，外号叫枣孩。”
一听说枣孩，我想起来了，就是当年那个揣着把盒子枪，领着几个弟兄，非要割小日本生殖器，后来又当了土炮队队长的小队长。
到了第三天，就有两个解放军来了我家，年轻的看样子是个警卫员，年纪老的个子不高（难怪叫枣孩），但一身粗肉，一看就是个天生的军人。警卫员介绍说：“这是我们吴团长，特来看看你们。”
那位吴团长一见我，就把我抱在了怀里：“有点像你那位死去的小姑……唉，当年都怪我一把没有抓住马缰绳，不然，你三奶奶也不会……”说着泪就落下来了。
吴团长很干脆，马上就拿出了一张表：“记住，你年龄要多填两岁，并且是以文艺兵的名义招的。”
就这样，我参了军！去了我爷爷当年的部队。那时，部队驻福建厦门。
我参军前夜，家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我爷爷写了一封长信，劝我妈妈改嫁。那信我妈妈给我看了，意思是说：新年爸肯定是回不来了，你还年轻，不应委屈自己，新年去当兵，说明孩子已经长大了，新华、新丽亦很快长大，你不要再为了孩子而误了自己。我妈看完这封信，哭了半夜。她让我代她给我爷爷起草了一封回信，首先表示了感谢，同时坚决地说，世荫永远活在她心里，她心里已经无法装下别人……此后，我爷爷再未提及我妈的事。我妈一人含辛茹苦又带大了我弟和我妹，现正幸福地安度晚年。有时在济南我这儿，但大部分时间在枣庄我弟弟和我妹妹处。
这兵我一当就是5年！主要是在团宣传队搞创作（后到师宣传队）。我创作的很多节目在福州军区会演中得奖。但我并不满足这些，我开始偷偷地写小说，写了就偷偷地投给当时的《解放军文艺》。1975年的时候居然有一篇短篇被采用了，我一下成了师里的“名人”。
已经当了师长的枣孩决定提我当干部。他到处夸耀：“怎么样，老子带来的兵，我老团长的孙子，大才子一个，哈……”
但是，我却决定要复员回地方。因为那时我就决定，这辈子就写小说了，哪怕写不好！因为干别的我更不行。就我这性格，当官半天就得下台！
枣孩师长听了，大怒：“你他妈的写书写傻了吧……”就差没扇我耳光了。
我耐心地给他讲我的想法，并强调说，要想写好小说，最好回地方，在部队受的约束太大。
他没办法了，说：“这样吧，我还是写封信问问老团长，咱都听你爷爷的。”
你猜怎么着，我爷爷说：孩子大了，由着他吧。一招鲜，吃遍天。也许他是对的。
就这样，1978年3月，我复员回了地方，并如愿以偿地干了专业创作。
如果不是我爷爷支持了我当年的决定，我在部队也许最多混到团级，最后还得转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