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冀这样无法无天地掌了将近20年大权，最后跟汉桓帝也闹起矛盾来。梁冀派人暗杀桓帝宠爱的梁贵人的母亲。汉桓帝忍受不了，就秘密联络了单超等五个跟梁冀有怨仇的宦官，趁梁冀不防备，发动羽林军1000多人，突然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梁冀慌里慌张直发抖，等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知道活不了啦，只好吃毒药自杀。梁家和梁冀妻子孙家的亲戚，有的被处死刑，有的撤了职。朝廷上下，梁冀的爪牙心腹300多人全撤了职。朝廷上的官员差不多一下子全空了。梁家倒台，老百姓甭提有多高兴了。汉桓帝没收了梁冀家的家产，一共值钱30多亿，这笔钱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租税的半数。被梁家占用做花园、兔苑的民田，仍旧给农民耕种。汉桓帝论功行赏，把单超等五个宦官都封为侯，称作“五侯”。
“党锢之祸”的由来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的残酷迫害活动，并最终使大部分党人禁锢终身，也就是一辈子都不许做官，史称“党锢之祸”。每当有权贵被诛，他的门生故吏常被看作朋党而遭到禁锢。其中最著名的“党锢之祸”，是专指桓灵之间的党锢。东汉的皇帝除明帝、章帝外，几乎都在幼年即位。因而每一代开始时，总是由皇太后临朝称制。这些年轻的皇太后，要掌握封建国家的专制权力，只能依靠两种人，一种是她的娘家人，即外戚；另一种是她身边的奴才，即宦官。而大多数的政府官员则被冷落一边，因为年轻的皇太后长居深宫同文武百官非常疏远。这样就形成了东汉中后期反常的历史现象——外戚宦官交替，擅权专断，其中尤以宦官专权为害最烈，形成东汉王朝最黑暗的历史时期。
而对皇帝来说，“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后汉书·宦者传序》）。他们幼小的时候，朝廷的大臣几乎都已经成为外戚的人了，他们生活在深宫中，和他们接触的只有那些侍奉日常起居的宦官，他们年长之后，为了从外戚手中夺取大权，必然多依靠那些自己身边服务多年、和朝臣关系并不密切的宦官。和帝时，宦官郑众在铲除外戚窦宪兄弟的行动中有大功，得以参政，开了宦官在东汉参政的先河。
于是，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权力之争，便成为东汉王朝自和帝以后最主要的政治内容，而宦官与外戚之间的起伏消长，也成为东汉中后期最显著的政治特征。
活跃在东汉政治舞台上的除了外戚、宦官外，还有官僚和儒生。东汉初年，刘秀注意整顿吏治，他利用兴办学校和乡堂里选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的子弟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这样，就为儒生的入仕大开方便之门。顺帝时修起太学，儒生数字发展很快，到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增至3万多人。各地儒生数量更多，在郡国和私人精舍中就学的人数，至少也有七八万人。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子弟，他们是官僚的后备军。到了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他们任人唯亲，裙带成风，使官吏选举制度更加流于形式。河南尹田歆奉命选举名孝廉，实际上早已内定5名，所以当时人说：“今之进者，唯财与力。”（《后汉书·李固传》）在选举制度败坏的情况下，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官吏：“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篇》）宦官掌权时，他们的“子弟亲戚，并荷荣任”的现象更为严重，这就更加堵塞了儒生求官授业图的道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
东汉初年开始，士人对名节十分崇尚，不愿意与奸佞同流合污，在讲学之余，经常评论朝政得失，品评当世人物，这种评议的风气被称为“清议”。善于清议的人，被认为是天下的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舆论，影响察举，对士大夫的仕途有很大的作用。
到了东汉宦官乱政的时期，他们对宦官集团的胡作非为十分愤慨，于是，把他们批评的矛头直指宦官。抨击宦官对朝政的垄断和朝政的腐败，他们主张改革朝政，罢斥宦官。他们联合了一些不愿意与宦官合污的朝臣，又得到了当时的太学生支持。太学成为当时清议的中心，他们力图通过对舆论的导向来挽救东汉的统治。桓帝初年，洛阳有童谣曰：“游士卖印自有评，不避贤豪及大姓”，这股力量形成了影响巨大的舆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这样一股强大的舆论势力，引起了宦官集团的强烈不安，于是，宦官和这些士人官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终引起了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
两次“党锢之祸”的始末
东汉自和帝以来，宦官与外戚交互倾轧，更番弄权，令朝政日坏，引起士大夫的不满，希望透过“清议”来力挽危局。士人尤其反对当权的宦官，结果惨遭迫害，造成党锢之祸。
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梁氏外戚势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权势最重的是大将军梁冀，年幼的质帝说了他一句“跋扈将军”，就被毒死。梁冀与宦官曹腾合谋，扶立尚未成年而又昏庸无能的桓帝。当时朝廷的大小政事都由他决定，地方贡品，要先把上等的送给梁冀，然后才把次一等的献给皇帝。专横暴虐达到了极点。桓帝跟五个宦官密谋采取行动。在密商大计时，桓帝曾把一位名单超的宦官咬臂出血，作为盟誓。他跟宦官已摆脱了君臣名分，简直如同黑社会结盟。所以在杀掉梁冀，并把梁氏全族屠杀之后，参与密谋的五个宦官单超、左篙、徐磺、具瑗、唐衡，一齐受封为一等侯爵，世称“五侯”，又封另外八个宦官为二等侯爵，从此宦官势力大大嚣张，几乎达到独霸朝政的地步。宦官的淫威，使得“中外服从，上下屏气”。顺从他们的，可以青云直上“光宠三族”；背逆他们的，就会遭到“参夷五宗”之惨祸。他们作威作福，残害人民。单超早死，四侯专横，民间称他们是“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徐磺的侄儿徐宣为下邳令，因求故太守李高女不得。徐宣就派几个人把李家女儿抢来，叫人把她绑在柱子上，毒打一顿，后又一边喝酒，一边用箭把人射死。对堂堂政府官吏的家属，尚敢如此，对于百姓可想而知。
公元165年，张成在宦官的支持下，指使弟子牢修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下令逮捕“党人”，党祸由此开始。宦官集团大肆网罗，将李膺之外的杜密等200多人，写进党人的黑名单。陈蕃由于拒绝签署捕捉党人的命令，并上书极力劝谏，说李膺等人“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拷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并指责桓帝“遇贤何薄？待恶何优？”陈蕃因此被宦官陷害而罢官。被捕的党人在监狱里，遭到宦官爪牙的严刑折磨。郭泰得以幸免，但是也不得不闭门教书以自保。整个党祸持续了一年，结果不但没有堵住天下人的嘴，反而极大地刺激了天下士人，清议的浪潮也更为高涨。人们对党人的崇敬，达到了一个高峰。
许多士人官僚也开始了营救工作，度辽将军皇甫规没有被当作名士列入党锢都请求连坐。贾彪到洛阳，替党人申冤。汉桓帝的皇后窦氏的父亲窦武也上书要求释放党人。
另一方面，李膺在狱中也机智地对抗宦官，他故意招出了好些宦官的子弟，说他们也是党人，弄的宦官好不尴尬。在舆论的压力下，宦官劝说汉桓帝对党人大赦，但是下令禁止他们以后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的始末。李膺等人虽然遭到压制，但是他们却获得了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如范滂离开洛阳返回家乡时，“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数千辆”。
外戚被诛除以后，党人清廉自守，在社会上威望极高，他们为陈蕃、窦武申冤，攻击时政，自然涉及宦官的切身利益，因此遭到宦官的嫉恨，每拟诏书，总是重申“党人之禁”。
中常侍侯览对张俭尤其怨恨，他的老乡朱并是个奸邪小人，平时为张俭所唾弃，侯览便授意他诬陷张俭，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24人“熹平石经”残石互相别署称号，结成朋党，图谋社稷，而以张俭为领袖。诏令收捕张俭。永康二年（168年）十月，曹节也乘机奏捕、拷杀虞放、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妻子皆徙边。此外，借机报私怨和地方官滥捕牵连，以致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灵帝，为党人鸣冤，希望解除党禁。奏章道：“党人之中有的德高望重，有的是济世英才，他们都可以做王室的助手。老把他们禁锢，上天也不会原谅。现在水灾、旱灾连年不断，这是上天的警告。皇上应当大发洪恩，免了党人的罪，才能应天顺民。”不想此举反而激怒了灵帝，除将曹鸾拷打致死，还下令全国，党人五服以内的亲属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者，全部免官禁锢，进一步扩大了迫害士人的范围。这就是第二次党锢。在这次党狱中，一下子杀了100多名士人，被禁锢者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1000多人，士人力量受到惨重打击，宦官的疯狂反扑取得绝对胜利。这次党锢继续了十几年，直到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后，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起用他们去镇压农民军，只是东汉王朝已经在土崩瓦解的前夕了。
这就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至此，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彻底打击。宦官们通过镇压，消除了与自己直接抗衡的力量，宦官专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导致了社会极端黑暗的宦官是一个十分腐朽的政治集团。身体的残缺和社会的鄙视，使得他们具有卑劣的人格和极强的报复心理。因而当这个集团左右了皇帝，操持了朝政，总揽了大权之后，社会的极端黑暗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