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对艾森豪威尔来说，1960年是个多事之秋，是他执政期间最不顺利的一年。他犯了一系列错误，尤其是未能成功地对付赫鲁晓夫及卡斯特罗。这些失误的原因，在于他凡事秘而不宣和对中情局的过度信任。他曾希望自己离任时，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能够建立起初步的信任，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力量受到遏制，柏林局势稳定，裁军谈判开始进行。但这些原本就自相矛盾的目标正是他难以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想以和平共处的设想来说服赫鲁晓夫和美国人民；另一方面，他却千方百计要除掉卡斯特罗。他愿意为了裁军而承受很大的风险，却又不愿意冒险与拉丁美洲发展新的关系，特别是与卡斯特罗及古巴搞好关系，结果裁军的努力大受影响。
有些力量超出了艾森豪威尔的控制，这也是他在1960年受挫的原因。在他全力追求和平时，他的政治伙伴们关心的却是总统选举。在冷战时期，总统选举的特点就是每一方都会承诺对共产党采取强硬政策，以此来压倒对方（1952年，艾森豪威尔也曾用此话题来攻击民主党）。强硬态度的表现方式，主要就是增加对军备的投入。使艾森豪威尔厌恶的是，两党候选人都承诺这么做。新闻界更愿意看到和平共处中的危险，而不愿展望和平。中情局、原子能委员会、参联会和国防部中的实权人物，以及军火供应商，都强烈反对和平出现突破性进展，他们勾结起来破坏艾森豪威尔的构想。尽管艾森豪威尔作出了努力，但1960年年底的冷战比年初时更加危险，气氛更加紧张。
【1960年：过高的期望与可悲的现实】
1960年1月，艾森豪威尔及其顾问决心对古巴采取行动。卡斯特罗前所未有地大量批评美国，没收美国所有的财产。但是，对付卡斯特罗仍然面临许多难题。卡斯特罗在政治上非常机智灵活。他从拉丁美洲的角度来批评美国，而没有采用共产党的方式。他设法使上千万拉美民众相信，美国将他与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只不过是美国佬把拉美所有改革派都说成是共产党的老把戏。他在拉美民众中广受拥戴，甚至在美国的自由派人士中也有一定影响。这些人认为，美国应当与古巴新政府合作，而不是与之对抗。拉美的统治者们私下里告诉艾森豪威尔，他们希望美国能设法除掉卡斯特罗。但是他们不愿通过个人身份，或通过美洲国家组织，站出来反对卡斯特罗。
早在1954年，美洲国家组织就通过《加拉拉斯宣言》表示，反对共产党入侵新大陆。困难在于如何证明卡斯特罗是共产党。美国政府无法向美洲国家组织证明卡斯特罗是共产党，因为它自己也缺乏可靠的证据。国务卿赫脱在1960年3月报告，“（由中情局准备的）最新国家情报评估并未发现古巴已在共产党控制或统治之下……”
赫脱还说，由于卡斯特罗的动向并不确定，在佛罗里达的反卡斯特罗难民无法形成反对势力。有些人希望巴蒂斯塔能够复辟，其他的人则想除去菲德尔，但没有人愿意齐心协力组建流亡政府。赫脱发出警告，在能够担负责任的反对派领导人准备好接管政权之前，不可将卡斯特罗逐出古巴，否则统治古巴的人有可能比卡斯特罗更坏。
1月25日，既沮丧又愤怒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说道，“卡斯特罗看起来像个疯子。”他表示，如果美洲国家组织不愿出力除掉卡斯特罗，美国将自己动手，例如对古巴实施封锁。
为了解决古巴问题，艾森豪威尔转而向中情局寻求对策。2月，艾克把艾伦·杜勒斯请到椭圆形办公室来讨论卡斯特罗的问题。杜勒斯带来了一些U2飞机拍摄的一个古巴糖厂的照片，还有中情局对它实施破坏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对这样的小打小闹嗤之以鼻，认为古巴能很快恢复过来。他告诉杜勒斯，中情局必须提出更好的办法。他让杜勒斯回去和他手下好好研究一下，想出“计划”后再来找他。
随后，中情局开始实施一系列刺杀卡斯特罗的行动。有些计划非常愚蠢，例如雇用黑帮分子来枪杀卡斯特罗，往卡斯特罗的雪茄或咖啡中投毒，或是在卡斯特罗最喜欢的潜泳区放置安有爆炸装置的奇妙贝壳。这些计划无一成功。
艾森豪威尔是否知道这些暗杀企图，是否是他下的命令，这无从知晓。本书作者没有看到任何文件证据将艾森豪威尔与这些暗杀企图联系在一起。可能他口头上或私下里向杜勒斯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但如有此事，这种行为与他的性格不符。再者，艾森豪威尔本人曾对中情局表示，在流亡政府成立之前，他不想除掉卡斯特罗，因为他担心，如果仓促实施刺杀，接替卡斯特罗的人将是劳尔·卡斯特罗或切·格瓦拉。在他看来，这两人比菲德尔更糟糕。
至于艾森豪威尔批准过什么，文献中有明确记载。3月17日，他接见了杜勒斯与理查德·比斯尔——后者是由杜勒斯指定，负责制定古巴“计划”的中情局特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比斯尔递交的计划。这一计划由四部分组成：（1）创建一个“负责与统一的”古巴流亡政府；（2）“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3）“在古巴发展秘密的情报与行动组织”，“响应”流亡政府的指示；（4）“在古巴境外成立一支准军事力量，以便未来展开游击战。”艾森豪威尔表示，他对这四个方法都感到满意，但强调了比斯尔的第一步行动，那就是找到一位流亡的古巴领导人，让他来组织一个美国可以承认的，能够指挥准军事力量开展秘密行动的政府。
1960年初，艾森豪威尔主要考虑的是他退休的事情，以及即将到来的首脑会议。他非常希望美苏能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裁军。但美国其他政治家都为了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而各有打算。艾森豪威尔冷眼旁观民主党内争夺提名的斗争，但在私底下他对肯尼迪多次提到“导弹差距”和夸夸其谈的做法表示过愤怒与不满。
同样，艾森豪威尔也不参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举行的各种活动。1960年初，洛克菲勒还是一名候选人。这使共和党人倍感振奋，但艾森豪威尔却不满意。他一直认为洛克菲勒并没有当总统的智慧与人品。但他曾给洛克菲勒写过一封长信，主要内容就是请后者坚持中间道路。但他反对洛克菲勒在纽约州搞赤字财政，反对后者要求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所以他绝不可能支持洛克菲勒竞选总统。如此一来，他中意的只有尼克松一人。但对于尼克松这个唯一有获胜希望的候选人，他也不满意。但他没有其他可以支持的人。
但是，他要等到共和党人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名尼克松参选之后，才表态支持他。在洛克菲勒退出竞选后，马文·阿罗史密斯在记者招待会上问艾森豪威尔，他现在是否还是不支持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拒绝回答，认为“有许多共和党人，许多有名的大人物能够符合这一要求……”不肯直接表态支持尼克松。
他没有任凭尼克松获得提名。他试图说服罗伯特·安德森成为候选人。当他的努力失败后，他请奥维塔·霍比将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组织起来，支持安德森参选。如果这也没有成功，他建议霍比亲自出马。他还想让阿尔·格伦瑟参选。这些努力均告失败。没有人想与尼克松较量，他在党组织内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
艾森豪威尔反对洛克菲勒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这位纽约州州长对于国防开支的观点与肯尼迪如出一辙。洛克菲勒采纳民主党在国防上的立场（立即增加对所有武器的投入）使艾森豪威尔大感恼怒，民主党利用此事展开党派斗争也让他非常反感。艾森豪威尔在1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有人暗示我从党派的立场出发来处理整个国防事务，我认为这并非出于善意。”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在国防问题上，“我付出了毕生精力。在这方面，我应该比其他人懂得多。”简而言之，他希望人民“信任艾克”，不去理会民主党的批评。
在与共和党人的私下会面中，艾森豪威尔对民主党候选人大加抨击。他说到了肯尼迪、赛明顿及其他人，“他们大搞数字游戏，恐吓民众，来逃避谋杀的罪责。”总统问：“批评家们到底想要多大的威慑力量。他们是不是想制造更多的‘大力神’导弹放在仓库里？这是不合理的。”
空军是国会民主党人的宠儿，而空军的主要计划就是B-70轰炸机。艾森豪威尔对这一计划毫无好感。2月，基斯塔科夫斯基向他递交了一份关于B-70轰炸机的长篇备忘录，“粗略地说，不清楚B-70能否完成弹道导弹无法完成的工作——而且做到费用较低，耗时较少。”总统决定取消B-70计划。空军参谋长怀特将军在国会作证，称B-70对国防“至关重要”。愤怒的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国防部长盖茨。据怀特曼记录，“总统说，从‘公平施政’和‘新政’以来，三军高级将领已无纪律可言。他对此深感痛心。每个人都似乎觉得他有义务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坚持认为，一旦三军统帅作出决定，每个军官都有义务支持这一决定。艾森豪威尔对共和党领袖们抱怨道：“五角大楼那些家伙认为，他们负有某些我不能理解的责任。”他又说：“我很不愿意使用这个说法，但这种行径简直就是叛国。”
在削减国防开支方面，艾森豪威尔实际上是在孤军奋战。参联会不愿支持他，新任国防部长汤姆·盖茨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麦科恩也是如此。共和党领袖们也不赞同。他们试图说服他，认为参联会发表他们的观点并没有违反纪律。此外，白宫的新闻记者们也没有一人站在他的一边。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听到的问题毫无例外都带有敌意：为什么美国不多做些事？我们何时能赶上苏联？总统不担心美国的首次核打击吗？总统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不会危害国家安全吗？
凭借强大的意志力，艾森豪威尔冷静、耐心地回答了所有问题。他坚持说，美苏之间并不存在导弹差距；在太空竞赛中，美国的声望并没有危在旦夕，没有必要感到害怕。他引用历史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说：“就在三四年前，所谓的轰炸机差距引起了一阵喧嚣。”为了建造美国新型轰炸机，国会拨款数额比艾森豪威尔所要求的数目多了近十亿美元，但是“然后的情报调查显示，这种估计并不正确。苏联不但没有加快生产轰炸机，反而减少或完全停止生产飞机”。
艾森豪威尔还试图运用逻辑来说服他人。2月3日，记者梅里曼·史密斯问道：“你是否有赶超苏联的紧迫感？”艾森豪威尔答道：“我一直对这种你追我赶的事情有些好奇。你要求的，无非是足够的威慑力。一旦威慑力量达到完全足够的程度时，它就不会有多余的力量来迫使别人来重视你的威慑。”但罗兰·埃文斯反驳说，空军坚持认为，除非B-52轰炸机升空实施全面警戒，“否则我们重型轰炸机的威慑就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艾森豪威尔的回答简短而尖锐，“这些将领中，有太多的人喜欢胡思乱想。”
但艾森豪威尔的最好武器，不是历史事实或逻辑，而是其个人声望。民主党人指责他“满足于提醒人们我们在世界事务上所面临的危险”，并说艾森豪威尔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会影响“研制我们可能需要的某些武器”。查尔斯·舒特请总统对此发表看法。艾森豪威尔愣了一下，满脸通红地盯着舒特，然后答道：“如果任何人——任何人——认为我曾有意误导美国人民。我会当着他的面，说出我对他的看法。我认为这种指责非常卑鄙。我从来没有用它来指责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然后他又说：“我相信，我们在国防上要适可而止，不应乱花一分钱。”最后，他还作出保证：“我们的国防不但坚固，而且令人生畏，受到其他各国的尊重。”
艾森豪威尔的基本立场就是美苏不存在导弹差距。但是不透露U2侦察机的飞行，不展示照片证明苏联人并没有在拼命制造洲际弹道导弹，这一立场缺乏事实根据。但艾森豪威尔极其注意这些侦察飞行的保密工作，担心由此引发苏联的抗议，所以他坚持将U2飞机列为绝密（在白宫内，只有他、戈登·格雷、古德帕斯特和约翰·艾森豪威尔知道这一计划）。因此，当《纽约时报》根据秘密来源刊登了一篇泄密的报道，暗示美国知道苏联在中亚图拉丹的导弹研发情况，艾森豪威尔“勃然大怒”。基斯佳科夫斯基写道：“总统极其愤怒，一直说这些人对美国不忠诚。在他看来，约瑟夫·艾尔索普是全世界最卑鄙下贱的人……”
到了1960年初，艾森豪威尔制定了核禁试条约，随后美国还将实行部分裁军。这是他总统任内的主要目标，也是他一生的追求。这将是他半个世纪以来担任公职的最高成就，是他最伟大的纪念碑，也是他送给国家的最持久的最后一份礼物。为此，他想向苏联人提出一项他认为很有可能在首脑会议上被赫鲁晓夫接受的建议。2月11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愿意接受核禁试条约，停止在大气层、海洋及外层空间进行核试验，也不再进行“能被监测到的”地下核试验。
3月19日，苏联的确对艾森豪威尔的建议作出了积极回应。如果美国同意暂停低当量的地下核试验，苏联愿意接受全部建议。如此一来，苏联人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中止一切大气层、水下核试和大型地下核试，并且接受核查。这意味着苏联将对美国核查小组开放边界。他们所要求的全部条件，就是美国能够恪守信用，自觉停止小型地下核试验。
3月29日，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简要表明了自己接受苏方这一要求。在第二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我们应当努力阻止你们所说的（核）俱乐部的扩大。现在已经有四个国家加入了核俱乐部（法国在当年2月爆炸了它的第一枚原子弹）。这件事不但开销极大，而且最后还会变得无比地危险……”艾森豪威尔还说：“一切迹象表明，苏联确实想达成某种程度的裁军。他们想停止核试验。我觉得他们确有这方面的想法。”
一个月之后举行的另一场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宣布：他、戴高乐和麦克米伦一致同意，巴黎首脑会议的首要议题应当是裁军，而不是柏林或德国问题。劳伦斯·伯德问，裁军对美国而言是否意味着经济衰退。艾森豪威尔解释为什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目前正在为修建学校和……公路等事情筹集资金。在这个国家中，有许多值得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现在没必要将钱用在这些毫无成效的、消极的军火工业上，而是应该将它用到某些有积极意义的事业中去。”
艾森豪威尔准备前往巴黎协商一项真正的协定。在冷战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机遇。美国总统准备在核试验这个最关键，也是最危险的问题上信任苏联。他得到了戴高乐和麦克米伦的支持，而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似乎真诚地希望实现裁军。但是，实权派人士决心阻止这一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