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危机中，固定汇率是这些国家外向型经济成功的基础，但同时也导致了危机的发生。为维持固定汇率，东亚国家失去了对利率和货币供给的控制。根据“蒙代尔三元悖论”原则，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非独立性三者的组合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但是这一组合在现实中有效的前提是假设一国外汇储备无上限。
实际上，现实中一国的外汇储备不可能无上限，一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再巨大，与规模庞大的国际游资相比，其力量也是薄弱的，一旦中央银行耗尽外汇储备仍无力扭转国际投资者的贬值预期，则其在外汇市场上将无法继续托市，固定汇率制也将彻底崩溃。
因此，一国即使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巨大的国际游资压力下，往往也很难保证固定汇率制度能够得以继续。亚洲金融危机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国际游资不仅卷走了这些国家宝贵的外汇储备，也使得这些国家的固定汇率制归于失败。
危机是一个事件，而改革与重组则是一个流程，制度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么主动改变制度以顺应历史大趋势，要么通过危机强制性地改变整个局面。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今天我们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全球市场环境中作出的决定，可以改变世界并同时改变我们自身。
所有的社会变革都有着路径依赖的特征，我们现在作出的决定可能是未来成功的基础，但也可能为未来埋下祸根，是福是祸皆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总是将成功归因于自己，而将失败归咎于别人罪恶的阴谋，那么我们将永远在失败的烂泥塘里打滚。
计划体制下的“短缺”与“泡沫”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泡沫只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专利，与计划经济没有联系，事实不是这样的。有研究者曾提出“结构性泡沫”一说，“在一个经济体中存在着一些不好的、虚假的甚至‘带毒的’东西，而且是不可持续的。并且，这种泡沫状的东西是由特定结构在经济体内部所造就的，是不可避免的”王键。结构性通胀与中国的结构性泡沫。中国改革论坛网，2011年8月30日。
所谓的“结构性泡沫”广泛存在于经济实体之中，从有形到无形，从食品、药品等一般消费品到公共领域，乃至精神世界，无所不在。对于结构性的定义我们不敢苟同，我们更倾向于用“经济增长泡沫”来定义，意指增长的无效性，或者是我们常说的为GDP而GDP的产物，明知道是无效、浪费的事情，也得去做。这种事情，百害有一利，那就是可以增加GDP，满足某些特定的需要。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其实充斥着很多这样的经济增长泡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曾经有过“经济奇迹”，以至于赫鲁晓夫可以在联合国脱下皮鞋敲桌子，并威胁西方说“我们终将埋葬你们”。许多西方学者都大感震惊，有些人甚至预测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经济就会超过美国。
事实上，按照苏联官方的数据，1950年苏联就已经是世界第二工业大国。1950—1980年，苏联工业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也比几个西方大国快。1980年，苏联计算，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分别为美国的67%和80%。三联书店编。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78。上海：三联书店，1979。尽管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经济发展速度慢了下来，但依然在3%左右。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很厉害，1938—1980年，工业生产增长最少9倍，快的达到60多倍，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增长最快的意大利也仅有7倍多。三联书店编。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上海：三联书店，1983。但就是这样辉煌的经济成就，因为制度的转变一夜之间崩溃了，几十年创造的价值毁于无形。是财富太玄妙，还是制度太玄妙，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经济增长泡沫的崩溃。
市场经济制度下的泡沫是投机过度导致的资产泡沫。人性中对财富的追逐欲望导致人类不断地冒险，创新、投机与泡沫也就随之出现。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天生冒险的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市场经济在创造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毁灭着价值，但因为创造得多，毁灭得相对少一些，因此不停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创造性与毁灭性同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企业家，也没有企业家精神，加上长期的金融压抑，货币不允许追逐商品和资产，计划经济体制下资产泡沫表面上就不存在，而是表现为“短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认为，“短缺”源自国家与企业间的“父子”关系，预算软约束使政府和国有企业存在着极强的“投资饥渴症”，各级政府都力图为本部门争取尽可能多的投资份额。
事实上，“投资饥渴症”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即使是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也都倾向于不断加大投资的原因。这种内生于计划体制的再生能力缺少导致的“短缺”其实是“泡沫”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短缺与经济增长泡沫相生相伴。
资本主义在“创造性毁灭”中不断通过泡沫的破灭完成市场的自我纠偏，计划经济则由于制度刚性使经济缺失自我纠错能力，导致经济长期失衡。
中国泡沫的制度基础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存在严重的资产泡沫，产生泡沫的原因自然是流动性过剩。但中国的泡沫又与日本及东亚的泡沫有着极大的制度性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执行的是“经济增长优先”政策，为了发展经济，公平、公正都可以让路，在追求GDP增长的道路上，各级政府的运作基本上都“公司化”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多。
政府干预经济始于罗斯福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及东亚国家经济的成功一度引起了对于政府干预经济的热烈讨论，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以及苏联、东欧的崩溃，政府干预经济也就成为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举了，不再是市场经济中的常态。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中，总体趋势是经济逐渐走向自由化，但由于计划体制的桎梏，我们现在正走在“半计划半市场”的轨道上，政府对经济的介入不仅是宏观调控的问题，而是直接插手经济。各级政府拥有分配包括土地和资本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的巨大权力，可以通过直接审批投资、市场准入许可以及价格管制，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
政府行为不仅作用于宏观管理层面，而且直接作用于企业层面。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政府既制定交通规则，又充当警察，还可以决定“车辆和行人的方向”；既是足球比赛上的裁判员，又是教练员，还是运动员。身份错乱，行为必然乖张，越位、失位现象同时存在。
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不仅造成了寻租和腐败现象，也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效率。政府官员是人，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远没高尚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程度。不仅政府机构需要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作为政府官员的个人也不可避免地利用权力寻租，当政府本身掌握着强大的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力，且监督机制远没完善时，寻租和严重的腐败就将尤甚。
除此之外，政府官员还是“政治人”，当其政治利益目标与公共管理目标发生冲突时，后者将被取代或忽视。寻租和腐败，政治目标替代公共利益，这些都将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效率。
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必然造成政府规模的膨胀。柏林大学的阿道夫·瓦格纳教授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我们在21世纪初朝着“小政府大市场”方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机构改革，但短短几年时间里，改革成果已化为乌有。公务员这个职业已成为千百万人追捧的目标。
政府规模和权力的膨胀，进一步刺激了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在我国的很多地方，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已经演变成政府主导型经济，有的甚至变成典型的掠夺型经济：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对普通百姓的掠夺。投资决策失误率30%左右，政府主导型经济亟待改变。每日经济新闻，2005年9月15日。至于为GDP而GDP、无效的经济增长、投资浪费、数字虚增，在我国也比较多见。
第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
纵观中国洋务运动以来的企业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无非有三种：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无论哪种形式，权力始终居于核心位置，既制定游戏规则，又直接配置资源。这种官商结合的模式，并没有因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而有实质性的、彻底的变化，“国退民进”的步伐从2002年开始出现停滞，并有了“国进民退”的说法。
在国企改革中，我们远未能建立起良好的运行和监管机制，国企本质上还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其运行效率必然受到损害，而国有资产的流失以及腐败的高发也属必然。
第三，金融抑制。
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金融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了转型。一些大的金融机构实现了资产重组、资本充实和上市，公司治理得到了改善。但中国的金融抑制也是显而易见的：行业进入的严格审批，利率和汇率的严格管制，创新能力的不足，货币不可自由兑换和流动，等等，都构成了巨大的金融抑制。
近年来，中央银行通过人为压低存款利率对储蓄进行隐蔽性征税，并将之补贴给了银行、贷款企业。据估计，在2008年第一季度，对这些储蓄的隐性征税额为255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1%。居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尽管一直在提高，但居民利息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在大幅缩减。隐性的利息税，不仅压抑了国内的消费需求，也将储蓄更多地推向了资产市场。
金融抑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金融业，减少了中国政府干预人民币升值的成本，但事实上却未能减少金融的脆弱性。通过金融抑制，中央银行将成本和风险层层传导到别无选择的储户身上，一定程度上反而是放大了系统性风险。
缺少竞争的金融机构，虽然近几年账面利润不断创出新高，但背后的根本原因却是我国有着全世界最大的存贷差，其风险控制机制、定价与创新能力依然羸弱。过低的贷款利率，不仅导致银行贷款需求过度，官商合营的企业得到了绝大部分的金融资源，而效率较高、创新能力较强的中小型企业却生存维艰，整个社会的资本利用效率不可避免地大幅降低。
与此同时，巨大的地下金融市场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地下金融本质上是高利贷，遵从的是“丛林法则”，失于监管的地下金融将会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增添巨大的风险。民间高利贷动辄几亿几十亿元，牵涉大量的人，一旦资金链断裂，极可能造成社会的大范围动荡。
第四，创新能力不足。
如果说中国企业没有创新能力，那是肯定不对的。比如，食品里加苏丹红、牛奶里加三聚氰胺、通过瘦肉精改良猪种，这些都是中国企业的“创新”，只是这些“创新”不太受欢迎。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都体现在价格战、成本战、模仿战上，作为发展中国家，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但问题是，当我们的成本优势用尽之后，我们还有什么竞争能力呢？
国企不用说了，是有竞争能力的，因为垄断可以提价，可以有效转移成本，还可以设计出若干让你看不懂的消费套餐，把“3G”变成“G3”，弄得你不稀里糊涂地花点钱仿佛就对不住自己似的。这也是创新，只是这种创新看起来和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一样可疑。
在科技创新上，我国是不错的，航空航天和军事工业等方面，中国的技术实力在世界上都还位居前列。然而，在民用技术领域，中国却达不到世界中等水平。国家的很多重大科研同一般民用领域基本上脱节，制度性缺陷使中国缺乏把技术开发同民用领域相结合的动力。
企业的自主创新更多地停留在口号和简单模仿上，企业在技术引进上敢于花钱，因为它的效益立竿见影，而对消化、吸收却吝于投入，从而导致无法完成技术的升级，也培育不出强大的技术创新团队。中国已是世界贸易第二大国，但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的只有10%；中国是制造大国，但重要技术装备却主要靠进口；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不断增加，但是不仅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而且每年要为软件技术标准向外企支付高额的费用。
克鲁格曼曾指出，过去150年间，先进国家的国民平均所得之所以能够持续成长，主要原因在于科技进步。据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教授估计，美国国民平均所得长期提升，80%是由科技进步促成的，资本投入的增加只能解释其余的20%。
而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高投入、高储蓄，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看来，这与其他东亚国家、地区差不多，除了规模超大和环境资源更加恶劣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钱颖一专栏。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爱思想网。清华大学的黄亚生教授更是认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GDP增长主要得益于由政府组织的基础设施、城市建设以及城市化方面的大规模投资。黄亚生专栏。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爱思想网。
第五，稳定的政治架构。
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分割局面，得到了全民的支持，建立了新中国。虽然经历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灾害，也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严重动荡，但这并未从根本上破坏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改革开放的成功，更是加强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此外，中国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包括五大部分：正规的国家及其系统，专业的控制体系，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以工作单位和城镇居民居住点为单位的社会控制网络，新兴的高科技。这五大部分有效地保证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相对稳定，但我们因此也付出了很高的“维稳”代价。
中国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也让老外刮目相看，因为他们无数次预言中国将很快崩溃，但中国却总是没有，这在他们看来不可思议。其实，长期的封建制度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只知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读书人看来，乱世如果能做上忠臣，那是无上的光荣，甚至于有些人刻意追求的就是在故宫午门前被掀开裤子打破屁股，以求博得一个忠臣的名分。
所谓的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观念，那只是五四运动以后的舶来品，远没有深入到中国的文化中去。后来，有些老外明白了：我们不了解中国，不知道中国人在干什么，他们根本就不讲什么天赋人权，在老百姓心目中，是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这是中国社会保持稳定的主要原因。于建嵘专栏。当前的社会冲突与制度变革。爱思想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