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作俑者约翰·劳
一心投机钻营赚大钱，
一些人私下里自组公司，
不惜发行新股吹大牛，
好用虚名引诱世人，
先建立新的信用，再让股票贬值，
让无中生有的股份变成了资本，
为了金钱啊，人们聚在一起争吵无休。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说起密西西比大阴谋，就不得不提到约翰·劳这个人，他的品行、经历与发生在1719—1720年的那场大骗局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他可以说是整个阴谋的始作俑者。
在历史学家们看来，约翰·劳这个人是个十足的大骗子，他是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家、小人，甚至有人说他是疯子……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之所以如此，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因为他的一个计划，害得无数人为此赔上身家性命，那些令人痛心的不幸后果被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久久不能忘怀。但是随着事态的逐步明朗，人们如此对待他是不公正的。约翰·劳既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与其说他设计骗人，不如说他本身也是受骗者；与其说他是罪犯，不如说他只是无辜的替罪羊。
客观地来看，约翰·劳本人其实是个非常优秀的金融专家。他对信用的理论和原则可谓了如指掌，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要熟悉金融问题，而且他所建立的金融系统会如此快速地坍塌，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那些推波助澜、渴望快速攫取金钱财富的人们，协助他建立这个金融货币体系的人们，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约翰·劳自己也没有料到整个国家竟会陷入如此巨大的贪婪狂潮中。他更没料到，人们的信心，就像怀疑一样，可以无限制地增长、膨胀；而希望也可以像恐惧一样四处蔓延，最终吞噬一切。他又怎么能够预见到，法国人会像寓言中所描绘的那样，在金钱的疯狂驱使下，在发疯般的渴望中，杀掉那只曾给他们下了无数金蛋的鹅呢？他的命运就像第一个冒险划船从伊利湖向安大略湖漂流的人一样。他出发的时候，河面上还是风平浪静、水流轻缓，仿佛一块明镜。他的航程是既迅捷又惬意。这时候，有谁能阻碍这一航行的轻舟呢？转眼工夫，平静的波浪尽头竟然出现了一个大瀑布！但是水手兀自沉浸在美妙的航行中，对前方的危险一无所知。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时，为时已晚！以前载着他畅游的湖水如今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他试图折回原路返航，可是水流实在太湍急，他显得如此渺小。以他微弱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对抗。随着时间一点点地流逝，这一人一船距离那雷霆震怒一般的瀑布越来越近。终于，一个浪头拍下，水手连人带船跌进万丈深渊——他的身体、他的小船旋即被嶙峋的岩石撞成碎片。奔流的河水裹挟这可怜的碎片坠入谷底，翻起滚滚的水花，但是很快就消失不见，又如往常一样继续向前流去。约翰·劳和法国人就是如此，约翰如同那个可怜的水手，而法国民众就像那看似无害却满布旋涡暗流的滔滔湖水。
约翰·劳1671年出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一户富裕人家，是家中的长子。他父亲既是金匠又是银行家。能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一个领地的称号，这是他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梦想，他的父亲也不例外。他用做买卖积攒的大笔财富买下了劳里斯顿和兰德尔斯顿两处地产，因此被当地人称为“劳里斯顿的劳”。约翰刚满14岁就被带到父亲的会计事务所中做了学徒。在那里他艰苦劳动了3年，勤奋地学习商业知识，也一步步地熟悉了苏格兰银行业的操作规则。约翰在很小的时候就在数字方面显露出了非比寻常的天赋，这一点让他在这一行里如鱼得水。
17岁时的时候，约翰已经长得又高又壮了，他的身材健美，脸上因出天花而有些瘢痕，但这并不影响他英俊的容貌。他的表情总是朝气蓬勃，看起来充满了智慧，因此十分讨人欢喜。不过，很快他也开始不务正业，喜好打扮自己，派头十足又极度自信。在女人堆中约翰也备受青睐，可谓无往而不利，女人们都管叫他“俊俏的劳”。而男士们则对这个外表浮夸的小伙子十分鄙夷，也送了他一个外号叫“浪荡子约翰”。1688年约翰的父亲去世后，他彻底抛开了会计事务所的繁冗琐事，带着继承的遗产来到伦敦，打算在这个花花世界闯荡一番。
因为他的狂妄和缺少自制，以及喜好排场和奢侈的生活习惯，很快他就变成了伦敦各家赌场中的常客。但是他表面上虽然喜好挥霍，放肆张扬，却并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花花公子”。他从不随便出手，靠着他对输赢概率的精心计算，他一直不断地赢钱。为此，他甚至成了所有赌徒的崇拜对象，人们相信跟随他就能在赌桌上翻盘赢大钱！
这个出手阔绰又潇洒风趣的苏格兰男子，同在他的家乡一样，受到了伦敦上流社会社交界，尤其是那些名媛们的欢迎。与在赌场中相似，在情场上，约翰也是个常胜将军，纵横花丛中进退自如。然而，这些也只是铺平了他通向不幸的道路，这个年轻、富裕、聪明又赋有魄力的小伙子也有走背运的时候。在伦敦度过了整整9年放荡、奢靡的生活之后，他逐渐沉溺于赌博，开始滑向失控的边缘，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赌棍”。他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赌注越押越大，但是他装满数字概率的脑袋却越来越迟钝。终于在一个不幸的日子，他输了一大笔钱，被迫抵押地产以支付一大堆令人头痛的债务。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而无能为力。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他被债务危机而弄得焦头烂额之际，一件“桃色事件”又把他拖向另一个深渊。他与一位名叫维莉尔丝（Weiliersi）的女子之间的桃色新闻又招致一位名叫威尔逊先生（Mr Wilson）的敌意，为了把事情做个干净的了断，两人约定了一场决斗。结果在决斗中约翰当场杀死了威尔逊。男女间的争风吃醋一下子转变为刑事案件，当天他就被逮捕归案，威尔逊先生的亲属以谋杀罪的名义起诉了他。法庭判他有罪，应处以死刑。但考虑到事情的缘由，于是约翰落了个过失杀人罪，判决也被减为罚款。这样的处理引起了死者兄弟的极度不满，重新提出了上诉。可是，就在被押到最高法院受审后，约翰却神奇地逃之夭夭了。至于他是怎么得手的，至今是个谜，约翰也从未向人提过。法官们因此受到了斥责，他们在报纸上通缉并悬赏捉拿约翰。在通缉文告中，约翰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约翰·劳上尉，26岁，苏格兰人。身材消瘦，身高约6尺以上，皮肤黝黑，相貌端正，脸上有麻点，大鼻子，声音洪亮……”这种漫画式的描绘使他的逃亡之路没有遇到多少障碍，他成功地抵达了欧洲。在这块古老的大陆上，他整整游历了3年，并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投入研究各国货币和金融事务上去。在阿姆斯特丹的几个月里，他甚至做了几笔金融投机买卖。但是他积习难改，白天虽然都在研究金融和贸易规律，到了夜晚，他照旧是各大赌场的常客。大约1700年，他返回了爱丁堡，并发表了一本名为《组建一个贸易委员会的建议和理由》的小册子。但是并没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没多久，他阐述了一个建立所谓的“土地开发银行”（Land Bank）的新主张。该主张认为，银行所发行的货币绝对不能超过这个国家的所有土地的价值。在正常的利率下，或者与土地价值相当。拥有这些货币的人，在特定的时间有权被认为拥有土地。这次，他的提议在苏格兰议会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并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其中的一个中立党派甚至还专门提出议案要求政府建立这样一家银行。约翰对此很是兴奋。但是，议会最终通过决议认为：强迫发行任何形式的纸质货币以促进流通，对整个国家来说是很不明智的，那将可能使整个国家陷入巨大的风险之中。
计划失败了，同时他企图得到司法赦免的努力也落空了。他不得不离开苏格兰重返欧洲大陆，继续操持着赌博旧业。他陆续在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法国等国游荡了近14年之久。丰富的经历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约翰几乎对每个国家的货币和贸易政策都了如指掌。并且他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纸币，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想走向繁荣都是空谈！这14年中，他最成功的事情依然是赌博，他被认为是一个技术精湛的资深赌徒，约翰在欧洲各大赌场里都是声名显赫。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全欧最擅长算计、最会利用错综复杂的概率创造机会的精明人。在官员们的心目中他对年轻人来说是很危险的，根据《世界传记》记载，他先是被当局驱逐出威尼斯，接着又被赶离热那亚。在巴黎滞留期间，约翰同样引起了法国警察总长德·阿金森（De Atkinson）的侧目，警察总长大人命令约翰尽快离开首都。但是好运降临了，这个命令并没有付诸实施。法国宫廷中几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例如旺多姆公爵、孔蒂王子和奥尔良公爵等，都是约翰在沙龙里结识的新朋友，特别是奥尔良公爵，他对约翰的翩翩风采及冒险精神十分赞赏，坚持做约翰的保护者，后来对约翰的命运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约翰也被这位公爵大人的远见卓识所吸引，两人之间颇有点“英雄惜英雄”的味道。他们经常见面，约翰尽可能地抓住每次见面的机会向公爵灌输自己的金融主张，因为他知道奥尔良公爵与皇帝十分亲近，并且以后也会对整个政府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路易十四路易·迪厄多内·波旁（Louis-Dieudonné，1638年9月5日—1715年9月1日）于1643年5月14日—1715年9月1日在位。是法王路易十三的长子，出生于法国圣日耳曼昂莱，他的执政期是欧洲君主专制的典型和榜样。——译者注去世前不久，约翰曾经向审计长德斯马莱（Desmond Mallett）提出了一个财政计划。因为路易十四知道该计划的制订者不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拒绝实施该计划。随后失意的约翰来到意大利。但是他一直念念不忘这一财政计划，于是前往拜谒优伊公爵维克多·阿马德斯，说服他在自己的领地内建立土地银行。公爵认为自己地盘狭小，无法实施这一计划，建议他到法国去试试看。在他看来，法国人对新颖的东西赞赏有加，所以很可能会赞同这一计划。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年仅7岁的继承人登上王位，奥尔良公爵则被指定为摄政王，负责辅佐小皇帝主持朝政。好运一下子降临到了约翰的头上，如洪水般猛烈，约翰梦寐以求的财富和地位似乎近在咫尺。摄政王既是他的朋友，又对他的货币理论和设想十分熟悉，更关键的是，他愿意无条件地帮助约翰重新树立法国伤痕累累的信誉。众所周知，在路易十四漫长的统治期间，法国的金融信用已经被皇室贵族们的奢靡无度弄得岌岌可危了。
因此，路易十四刚刚去世，公众压抑已久的愤怒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生前他所得到的阿谀奉承不计其数，简直无人能及，死后却被骂成“暴君”、“死硬派”甚至是无恶不作的“盗贼”。人们将他的雕像砸得稀巴烂，在不停的诅咒声中撕毁他的画像，他的名字也成了“自私”、“压迫”、“骄横暴虐”的代名词。昔日的辉煌早已远去，留下的只有他的倒行逆施、奢侈和残暴。
整个国家的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上梁不正下梁歪，国王的腐败堕落引起各级官员的竞相模仿，从上到下无人不贪，无人不恶。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混乱不堪。国家债台高筑，外债总额竟高达30亿里弗法国的一种旧货币单位。——译者注，而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总共只有1.45亿里弗，仅政府开支就要花费1.4亿里弗。也就是说，每年只剩300万里弗来支付这30亿外债的利息。摄政王受命于危难之际，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扭转乾坤，改变当时的危机局面。
为此，他召集各位大臣一起商讨解决的办法。与会人士纷纷出谋献策。圣西蒙公爵认为，只有宣布法兰西政府破产这一方法才能避免整个国家陷入革命的危机，即使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危险的方法。诺阿勒公爵是一个和事佬，处事非常圆滑，他坚决反对圣西蒙的建议。他认为这种做法十分不明智，很可能会给国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摄政王采取诺阿勒的意见，却未曾想到这令本已奄奄一息的国家财政更加雪上加霜！国家下令重铸货币，这样一来货币立即贬值了五分之一。人们拿1000个金币或银币到造币厂取回等额的货币，但是货币中金属的重量只有原来的五分之四。借助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国库一下增加了7200万里弗的收入，但是整个商业运作却变得一团糟。法皇不得不下令稍微削减赋税，这才暂时平息了民众的怒火——为了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人们选择对将要落在自己头上的巨大灾祸视而不见。
根据计划，政府组成了一个裁决委员会来审查那些贷款承包商和包税人的不法行为。尽管任何国家的人民对税收人员都颇有微词，但在当时的法国，人们对税收人员却是恨之入骨。因此，当被称做征收苛捐杂税的人——赋税承包巨头以及手下的各级承包人被法庭传唤交代他们罪行的时候，法国被前所未有的欢欣喜悦所笼罩。
裁决委员会由国会主席、各委员会领袖及司法机关的大法官组成，主席是财政大臣。该委员会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他们鼓励人们积极提供线索以揭发各种犯罪行为，并许诺以罚款和没收赃款的五分之一对检举人进行奖励。而被检举人所有隐匿款项的十分之一也将被作为检举者的报酬。
这样诱人的法令刚一颁布，那些从事不法行为的人们立即惶恐不安起来，因为他们非法盗用的税款数额非常巨大，以至于没有人会同情可怜他们。接下来一项项的起诉逐一印证了他们的恐惧，巴士底监狱很快就人满为患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大小监狱也都处于饱和状态，里头关满了罪犯或嫌疑人。法庭同时下令，任何一家旅店的老板或驿站站长都禁止向试图逃脱的人提供马匹；任何帮助罪犯或者带他们逃跑的人都将受到严惩。如果违反这些规定，要么被罚披枷示众，要么被罚做苦役，罪行较轻的则被处以罚款和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