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道云蔽日，终归太阳红。
正在苏联出访的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总司令那位老乡给了蒋介石当胸一拳，请我们的总司令代表中共复电嘉勉。”
贺龙率18兵团解放成都。刘文辉、邓锡侯亲往迎接；整编起义部队，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走向新生。
（一）
彭县隆兴寺。
刘文辉捧读着周恩来给王少春的电文，心想：“中共中央重视西康目前的战略地位，希望我们打好这一场阻击战，为人民立功，如遇优势敌人压迫情况危急时，可以向东转移。打好西康阻击战才是起义后的关键……”
隔壁的电台嘀嘀哒哒响个不停，刘文辉围着一炉钢炭火在室内不停地踱着圈子，心中焦急不已。起义电文昨日已得到中共中央的审定，并正式通告国人。还好，遵照其意愿，中共中央特地为他将日期提前填发三天，署为12月9日，不然，就在云南卢汉之后。但是，仅有形式上的通电起义是远远不够的，至少，配合人民解放军彻底解放大西南，应是起义后给中共中央最好的见面礼。
“我24军为配合人民解放行动，迅速解决川康，决以主力封锁成雅公路沿线配置机动部队和民众武装展开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坚决阻止蒋介石窜入西康境内，以促使其所部就歼于川西平原。”刘文辉心中再度想起的两日自己对四川地下党同志定下的决心。
当时，四川地下党的同志进一步为他坚定起义，指出：“有人民解放军作依靠，同时在整个作战期间又通过王少春与中央军委保持密切联系，更应明确方句，坚定战志，面对优势敌人敢于战斗，坚持到胜利。”
“机会的把握，人生的转折，就在这个起义方略上了，千载难逢。”所以我们要打好这一仗。邓锡侯舒缓双眉，非常赞同。
想到此，刘文辉蓦地停住，稍皱眉头，来到红木桌前，再次急速读起不知看过多少遍的刘元宣和杨家桢、王少春发来的有关西康阻击战作战预案。然后，顺手抓过一张纸，从笔筒里拈起一支狼毫大笔，刷刷地写下几行字：同意你们的作战方案。西康宁，雅、康三属俱在24军之手，除保持内部稳定后，应在城东、成雅、西昌方面迅速阻击国民党残军，静待人民解放军西指。
电文交由电台发往雅安前，刘文辉仔细推敲。这一套作战方案是以少抵多的军事态势。党中央、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反复告诫他，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在川康沿成都至西昌一线打个游击战，迟滞或拖垮欲弃成都而逃西康的胡宗南部。
发走电文后，刘文辉歇下身，将身体仰靠在墙上，沉重地吁出一口气，心中虽有一些宽慰，但身上的压力却并未减轻许多。
此时，起义通电发出后，由中共地下党和各民主党派及各方面人士联合成立了一个工作机构，主要负责联络和宣教工作。其成员有李静轩、胡克林、洪宝书、赵一明、万里，何翔迥等人。
刘文辉在他们的全力策划和影响下，在内部经常交换情报、分析形势，并派人联络退到川西各县的国民党军队将领，策动他们相继起义，投向人民。
邓锡侯则按照二野派来的黄实、章浩然等同志共同拟定的方略，已将部队集中到成都郊县。但是，毕竟胡宗南以及聚集在成都附近的尚有数十万国民党部队，他们虽说无啥斗志，可刘文辉担心一旦交火，招架不住。因此，每日早晨起床后，大家都把被盖卷打好，随时准备转移。
做此准备，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还不足以与盘踞在川西的国民党部队抗衡．而这时的彭县处在东南北三面被敌包围中。右面什邡一带，有国民党孙元良和杨汉烈的第16兵团与20军，左侧郫县则有罗广文、陈克非的第15，第20兵团，成都市内及近郊则有胡宗南集团。
事实上，邓锡侯的95军起义前夕，有126师，225师两个师的兵力，人数1．5万人。126师除378团驻成都市东郊外，师部及主力则在彭县、新繁—带设防。225师在灌县一带防御。军部驻在成都市华兴上街，通讯营驻东门大慈寺内，输送团驻市郊青龙场，炮兵营驻天回镇，225师输送营驻三河场，这些部队都由在成都的副军长杨晒轩统一指挥。7日，邓锡侯就指示杨晒轩，要尽快设法将军部及军直属部队转移到成都以北山地待命。
8日杨晒轩召开会议，决定在遭到进攻时，各自为战，同时研究了部队转移的问题，商定在起义通电尚未公布，蒋介石心存幻想，诱胁刘文辉，邓锡侯之时，一面由军代参谋长王大中出面去找成都城防副司令余锦源，通过余去找顾祝同称，为便于统一指挥95军军部撤出市区；一面再由邓的代参谋长牛锡九去找顾祝同，也说95军愿撤离市区。
刘文辉等根据周恩来“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的指示，在综合小组的统一指挥下，除对正面对峙的国民党部队努力进行政治争取外，一面指挥其24军牵制和阻击胡宗南部队逃入西康。
“西康阻击战意义重大。”地下党同志胡春浦说，“如果这一仗成功，四川可能提前解放，而且滞留在川西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势必成瓮中之鳖，到最后只得束手待毙。”
“可我担心我的24军分散在康、宁、雅三属，集中不易，而且在打游击战方面又缺少经验和战术。”刘文辉面露难色，“鉴于此，我想请组织上考虑一下，尽快派些政治觉悟高，又有游击战经验的同志，迅速赶往24军加以指导。”
“可以，”胡春浦首肯道：“我们请示一下上级，马上指派一些政工和军事方面特别突出的同志到24军去。根据军委和二野领导指示，西康阻击战的当务之急是组织部队彻底将成雅、成乐公路破坏掉，不要心痛，打烂了可以再建。这样一来，就能从军事上阻止胡宗南的坦克、大炮进入西康，从时间上赢得战略上的胜利。”
随后，地下党组织并同起义综合领导小组草拟出—个电文电告雅安，协助近段时间的军事工作。
两天后，马识途、伍精华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被派驻24军，协助打好西康阻击战。
于是，刘文辉将作战方案主动交与地下党的同志们审定。
“刘先生，”地下党的同志仔细审定后，肯定道：“9月，川东地下党特委会派刘连波同志来成都，同你商定的作战方案，就是这个意思。24军目前只能采取独立行动，以牵制扰乱的办法，阻止胡宗南窜往西康。当然，战术上应以游击战为主。”
“同志们，”刘文辉撮着手，愈显真诚：“本集团虽已宣布起义，但政治上还不成熟，军事上尤其是游击战，更是外行。同志们要多给我们出主意，想办法呀！”
（二）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父子撇下一干人，独自回了台北。
次日，成都已如汤浇蚁穴。王陵基回想起昨日下午抄间道奔闯机场的那一幕，心中说不出的烦闷。原本指望蒋氏父子能带自己一块走，不曾料想，大难来临自顾不暇，正应了乐山老家那句乡间俗语：鸭子爬田坎——各顾各。
他忽然明白过来，自己其实很幼稚，处处被人愚弄。飞机舷梯旁，蒋介石惊魂未定地嘱咐他：“以后切记与寿山联系。”可是，与胡宗南（寿山）联系了又能怎样？同川康刘文辉、邓锡侯等水火不容，共产党军队已从四面八方围向成都，到那时，只有和周迅予那帮特务一样，钻山沟、蹲老林、打游击战，来个所谓的应变图存。
想到此，王陵基不禁旧仇新恨涌上心头。刘文辉、邓锡侯处处与自己作对，如今他们起义倒戈投向共产党，蒋介石等又逃走了，留下自己孤零零一人，不如以难为难，干脆砸烂算啰！。
主意已定，他要通了胡宗南的电话。
“胡长官，”王陵基明显带有哭腔地掩不住委曲，“总裁让我与你多联系。陵基一切行动，唯兄马首是瞻。该走的走了，只有你我等来当乱臣贼子了。”
“哎……”电话声中胡宗南嗡嗡妁声音满含杀气，“大家要有信心嘛。目前，你当务之急是要稳住川局，我则团结好川西的数十万国军健儿，定将窜犯之共匪杀他个片甲不留。”
一听“稳住川局”，王陵基又来了兴致，毕竟权利对大多数人的诱惑至死都不会改变，他尽力稳了稳有些慌乱的心情，说道，“有胡长官在这里掌舵，党国大有希望，大敌当前，我以为不能再出现刘文辉等叛共投敌的事了，必要时，一定要抹得开情面，坚决制裁。”
“方舟兄有何高见？”
“刘文辉在武侯祠还驻有一团部队。我早打探清楚了，最近已不听招呼。前日，我们曾限令其撤往新津。该部非但不听指挥，还寻衅滋事，如果现在不加处置，必有后患。”
“委座临走时布置给我的。”胡宗南早有此意，他恶狠狠地道：“今夜就派部队把它解决掉。”
“解决掉易如反掌，”王陵基心中一阵快意，补充道：“刘文辉对外声称驻有一个团，实则只有两个连．只要胡长官的部队一动，坦克、大炮开过去，这两个连会像乌合之众一样不经一击。还有，我前日报告总裁，跑得脱和尚跑不脱庙，刘文辉在成都的家也不能放过。”
“刘文辉在成都有几处房产？”
“三处。”王陵基肯定答道，“还有他侄儿24军军长刘元宣的公馆，女婿24军副军长伍培英的公馆，邓锡侯以及其它川康叛逆，他们的家都在成都，我们一个也不要放过。”
“好！”胡宗南的牙巴咬得格得响，“今晚就动手，不能心慈手软，一俟解决掉武侯祠刘文辉的两个连，你便带着省府保安团开始抄家，多安放一些雷管，炸药，明白吗？”
“顾总长顾墨三不会阻拦吧？”王陵基又有些担心，“他老哥子可和刘文辉，邓锡侯二人是保定同学啊。”
“放心。这些都是校长临走时特地给我布置的，谁敢阻拦？”
12月12日晚，月黑风高，阴风怒号。蓉城上下笼罩在一片阴霾中。
胡宗南部借着雾幕趁势向成都武侯祠刘文辉驻军发动了进攻。
起义综合领导小组部署西康阻击战时，原来给这个部队规定的任务是：掩护地下党工作人员与中共通讯的无线电台；保护华西坝的广播电台和四川、华西两所大学；可能的话当机立断抢救被蒋帮特务拘禁的革命同志，同时根据情况发展配合友军作战。
月初时，部分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和刘文辉、邓锡侯在城内来不及撤走的工作人员先后转移到武侯祠及其附近，在城内继续进行活动。这里遂成为对敌进行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据点。
彭县起义的第二天，蒋介石即令，限这支部队在12日以前撤退到新津河西岸。刘文辉认为这是钉在敌人身上的一颗钉子，能多守一天，对敌人的行动就多控制一天，故指示他们坚守。
不料，到这天晚上，胡部盛文第3军倾巢而动，附以大炮、坦克，向这支部队发动了疯狂的攻击，该部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奋起应战，一时枪声大作，炮火映红了成都夜空。
激战至翌晨八时，终以众寡悬殊，武侯祠阵地为胡部突破，两个连的大部分官兵牺牲，一部分冲散，一部分被俘。
所幸在这里的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都已安全转移，得免于难。
邓锡侯部则通过顾祝同的疏通．以移防为名，由高参杨晒轩带领，于12日上午转移到郫县。驻在军部的一个连，未及转移，故胡宗南围成铁桶一般，最后被迫缴械。
与此同时，胡宗南令其手下的旅长朱光祖带着空运到西康的一个团，裹胁贺国光的残余顽固势力，对24军副军长伍培英的部队形成包围态势。
“争取贺国光起义已不可能了，也罢！他要为老蒋殉葬，让他去吧。”伍培英见敌我优劣形势明显，遂主动撤出西昌。
撤退中，伍培英先调刘文虎营在锣锅梁于掩护，自己率领主力于12日晚上，以最迅速的行动冲出敌人包围圈。在突围畔，，曾在安宁河西岸展开激烈的战斗，由于应战仓促，加之撤退无序。贺国光早伏有一营兵力腰系绳索，抄后路沿绝壁攀沿而下，抢占了制高点，用轻重机枪，手榴弹织成一道道密集的火力网。
伍培英率部拼死相搏，激战一个午夜，方才杀开一条血路，突围而出。
这一仗，24军死伤官兵300余人，高级参谋薛奉元、营长刘文虎阵亡，刘石泉失踪。
听说部队遭至损失，侄儿阵亡，刘文辉心情急如火。
地下党的同志忙安慰他道：“固守西昌的敌人已成瓮中之鳖，对西康整个战局影响不大。当务之急是告之伍副军长，将部队撤至富林，加强乐山到西昌一线的阻击。”
“自乾，”邓锡侯心情亦不好过，“令侄不幸阵亡，谁也不曾料到。”
“你们不用安慰我了。”刘文辉眼中无泪，只有一束闪亮的信念：“多宝化一宝。周公在重庆就对我有此希望．这一回无论作出多大牺牲，也坚决完成西康阻击战。”
“刘先生，”胡春浦以征询的口气宽慰他，“你放心，24军留在会理未撤出的一个营，中共滇桂黔边纵队朱家壁可令员已派部队去支援接洽，不会有问题。”
后来，这个营在解放后终归建制。
“感谢你们。”刘文辉点点头，由衷地感激道：“过去，历来汉族军队从宁属地区败退。无一不为彝人消灭。这次我军由于是起义，跟共产党走，所以得到彝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能例外安全地撤出，真幸运啊！”
“一家人莫说两家话，”胡春浦笑着摆摆手，“目前，我们应考虑到，敌人窜入西康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在川西会战前，调大兵团侵占西康，保持退路；二是失败后，敌人的漏网残余会涌入西康逃命。”
“我明白”刘文辉显得信心十足，“虽然我这一点兵力不足以与之抗衡，但我早想好了，采取正规军与地方武装配合，运动战与游击战配合，节节击敌，段段抵抗，以此来迟滞敌人的行动，争取时间，让人民解放军赶到聚而歼之。”
于是，刘文辉化多宝为一宝的成雅阻击战，遂行展开。
（三）
12月16日，胡宗南急得如热钢上的蚂蚁，他抓起电话命令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请你马上准备，负责在明天拂晓前解决邓锡侯的部队，扫清内忧，便于而后作战，免除内应外合的隐患。”
陈克非“唔！唔”两声，忙同罗广文指挥的15兵团商量，俩人吱唔一阵，决定不执行胡宗南的命令，准备自寻出路，刘文辉和邓锡侯在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将起义后的部队重新配置在了成都至雅安一线。
从成都南郊起经双流、新津至邛蛛长达200多里的公路线上，配置了一些大小不同的部队，化整为零，联系地方武力，向敌人展开了游击战。
邛崃地区是24军阻止胡宗南部队窜入西康的第一道防线，四川地下党早就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由刘文辉供给枪支子弹，并派其136师副师长肖绍成负责军事指挥，四川地下党派李维嘉、马识途等负责政治领导。
他们除了联系邛崃、大邑，崇庆，蒲江等县地方武力外，还广泛地动员了群众，建立了人民武装，声势浩大。
胡宗南眼见前面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节节进逼，后面的退路又为24军所截断，更感到恐慌，乃决定由王陵基作开路先锋，率领九个团，分由洪雅、丹棱，蒲江、邛崃各地进犯雅安，妄图以此来击破24军主力，打开一条逃窜之路。
刘文辉根据地下党的建议，给部队下了严防死守的命令。为了排除侧翼威胁，以便集中力量阻击从成雅公路正面西窜的大股敌军，24军以137师全部向洪雅发动攻击，首先解决这部分敌人，然后移至丹棱、蒲江，配合已到乐山的解放军正面部队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