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护撤退的小队见大队主力走了一段路，迅速往山下转移，谁知半路杀出另一队敌人，集中火力向大队射击，将小队与大队的退路截断。情况危急，山陡无路，战士们只好钻荆棘跳悬崖，有的被荆棘刺得满脸鲜血，有的当场跳断脚……我从山腰上踩滑了脚，悬空摔了一跤，警卫员认为我被敌人的流弹击中，喊着冲过来将我扶起，还好，只是扭伤了脚筋……
大队被敌人冲散了。
我和几名警卫员、炊事员、卫生员、伤病员被逼来到悬崖前，飞瀑流泉，倾泻而下，令人惊心动魄。我们战战兢兢抓稳树枝，横着身子，一步步地往前挪，这时一名十三四岁的小鬼抓不牢树枝，滑了下去，幸亏被一块大石头挡住，不然滚进深渊里将粉身碎骨……
天黑得像锅底，敌人的枪声依然没有停止。我们好不容易摸过了悬崖，到达一片较为平缓的山坡上，歇了歇脚。我叫两名警卫员到外面探听情况。可是没过一袋烟功夫，他们回来报告，敌人还没走，在山脚下安营扎寨。
敌人不敢上山，怕遭游击队袭击。我们也得找地方住下来，于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山洞，十几个人钻了进去，睡了半宿。
第二天早上，敌人搜山开始了，一边喊叫一边打枪，惊飞了许多小鸟。我们忍饥挨饿，屏声静气地端着枪监视敌人的动静，好在敌人忙碌了半天，见没有什么收获，草草收兵回营了。
在这次突围战中，主力大队小队长邓良田等4位同志英勇牺牲，有几个同志负了伤。
我们匆匆地煮了一锅野菜拌稀粥，填了肚子后，选择小路往前赶，攀登香菇山，回始兴，半山腰，见有一人挥动着白毛巾，那不是云昌遇政委那一路的张发桥中队？
我们在惊喜中拥抱。
寒暄过后，张发桥向我们讲述了刚刚经历过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云昌遇部队知道我们部队的大概方位后，即向北靠拢，岂知敌人走得比他们还快，设下了包围圈，两军艾交火，互有伤亡，部队见不能马上突围，就地隐蔽，中队长张发桥、指导员邱杰带领的20多人的小分队，隐蔽在半山腰悬崖旁的树林里已两天两夜，准备冲下山突围出去。但由于连日征战，人疲马乏，就在一个小山坡上呈一字形排着休息，过了一会，大家躺下睡觉了。不料两名掌握机枪的小队长（他们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士兵）突然叛变，疯狂地端起机枪朝睡熟的队员扫射。指导员邱杰和通讯员小谢当场被叛徒沈长富打死。说时迟，那时快，被枪声惊醒的政治教员何湘，向沈长富猛扑过去，两人扭打成一团，从山坡一直滚落到谷底，沈长富乘机脱逃，何湘英勇地夺回了一挺机枪，自己的手却受了伤。
而另一个叛徒俞向前，抱起机枪，正欲扣扳机，却卡了壳，被惊醒过来的副指导员张建勋按住，俞一把将张推倒掉头便跑，张建勋沉着果断地拔枪将他击伤。这时张发桥等几位队员及时赶到将受伤的叛徒俞向前击毙，20多位同志才免于一死……
在香菇岭腹地的小山村里，我们又和冲散了的主力大队长唐胜标卒领的一队人会合了。
可谓“大难不死，虎口余生。”同志们相聚既兴奋又感慨万千，对敌人的暴行更加义愤，对同志的感情倍感珍惜！原来，这场敌强我弱的恶战，源于敌湖南保安部队两个连，桂东县常备自卫队两个中队共计四五百人合围我只有一百余人的部队，在人生地不熟，缺粮缺医的情况下，与敌人周旋了三天三夜。这次恶战牺牲、失散了十几名同志，散失的同志后来有的逐渐跟上了部队，有的化装到赣州转香港找到党组织。教导员陈如康在夜战中走散了，他从搜山的敌人眼皮下逃出来，后化装成商人躲过了敌哨兵的盘问，回到了部队……
南雄是五岭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是五岭地委和解放总队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因此敌人将南雄作为这次大扫荡的主要进攻目标。
1948年2月中旬，驻南雄敌军4000多人，向平原游击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们占领了珠玑、湖口、黄坑、乌迳等大片平原和丘陵地区后，又对帽子峰、梅岭、油山一带山地实行围困封锁，企图置五岭部队于死地。
刘建华于地委紧急会议之后，马上返回第六支队，与戴耀一道对部队和驻地群众进行反“清剿”的紧急动员和部署，并在群众的支援下，运用游击战术，英勇抗击来犯之敌，同敌人相持了七天七夜，后退入油山。
接着，敌人以“隆昌部队”为主，在地方团队的配合下，向五岭地委和“边总”领导机关所在地——横水发动猛烈的进攻。第六支队接到总部紧急命令后，由戴耀支队长率领周来主力大队200多人，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北山，在牛岭山麓密下水同“隆昌部队”的一个主力营激战了一整天，有力地阻击了长驱直入的敌人，为掩护地委和总部领导机关安全撤退到帽子峰山区赢得了时间。
第六支队在反“扫荡”中，先在黄坑，大塘阻击敌人，之后又转移到邓坊竹山下，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不断重创来敌。
这时，第六支队第三大队由大队长杨奉璋、政委张定率领，在乌迳地区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激战。
第一天，驻守信丰正平的江西保安团和信丰万隆的李雄自卫大队200余人气势汹汹地前来乌迳“扫荡”。杨奉璋、张定率领刘松中队前往阻击，在孔帮村爆发了激战，水松村的民兵常备队扛着土枪土铳，抬着土炮前来参战，他们在距敌数十米远的地方，突然用土炮袭击敌人，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铁块铁珠像雨点般砸向敌群，敌人被这种不知名的武器打得摸不着头脑，慌忙逃之夭夭。我部队乘胜追击10华里，把敌人赶回信丰县境。
第二天，敌人不甘罢休，又集中了400余人的兵力，抬着9挺机枪，两门迫击炮，对乌迳大举进犯。敌指挥官叫嚣：“打到乌迳去，铲子水松村！”并扬言“你水松村打得赢就是个城，打不赢就是块坪。”这时，身为大队长的杨奉璋，怀着“誓死保卫家乡”的赤胆忠心，再次带领刘松中队赶到黄坑阻击江西来敌。杨奉璋是南雄油山上湖村人，父亲早年参加革命被国民党杀害，大哥、二哥因参加红军也先后牺牲，他也被国民党拉壮丁，在国民党军队当上了连长。1945年秋，他带领部队在始兴截击北上的珠纵队第三独立大队时打了败仗，丢了机枪，因而不敢回去交差，遂开小差逃回老家。1946年3月间，大庾县保警队的张老四、何英、魏崇德等人，因不满国民党大庾县当局对他们的歧视，拉起了100多人的队伍上山“劫富济贫”。这时，行伍出身，怀才不遇而又义肝侠胆的杨奉璋也召集了20多人，搜集了民枪10多支，投奔了张老四的队伍。不久，大庾县府为了除去了这一心头患，用“招安”的收编办法骗这支绿林队伍下山，并授予“大庾游仙人民自卫大队”的旗号，封张的旗号，封张老四、何英为正副大队长，魏崇德、杨奉璋为中队长。8月，大庾县府游仙人民自卫大队分调三个地方驻防，随后将张老四、何英等人骗入县城，将其杀害。同时派兵包围分驻三地的人民自卫大队，强行缴械。驻游仙的第三中队被包围后，杨奉璋率领队伍冲出重围，躲入深山，最后将17人带回家乡油山的上湖一带活动。其实早在1946年春，杨奉璋拉起队伍之初，粤北部队就派叶荣辉到游仙与杨奉璋建立过合作关系，后因东纵北撤，留守部队进入绝对隐蔽阶段，才与杨奉璋失去联系。直到1946年9月，隐蔽部队恢复公开活动，刘建华、戴耀便派戴苏、叶荣辉前往杨奉璋队伍做改造工作，杨奉璋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后被编入“雄庾信人民义勇大队”，任命杨奉璋为副中队长，成立解放总队后，他又被任命为第六支队第三大队长……
这时，政委张定也带领从乌迳赶来的叶江海中队参加战斗。政工队长董书缨紧急动员和组织水松和寺前两村民兵常备队和群众100余人前来支援。他们把两门4条大汉才能抬得动的马龙炮和20多条6尺长的过山铳架在黄坑圩的碉堡里……一位年逾七旬的老汉董旗皓肩扛6尺长的过山铳、白须飘飘，威风凛凛地投入了战斗。
敌我双方从上午11时激战到下午5时，杨奉璋指挥游击队和民兵常备队顽强地把敌人顶住在黄坑村对面的山头上，使他们欲进不能，欲退不得。
这时政委张定带领叶江海中队迂回到敌阵右后侧，突然向敌人发起猛攻，敌军见此阵势，以为遇上了五岭主力部队，慌里慌张地撤回信丰老巢……
再说五岭部队和领导机关从平原撤回帽子峰山区后，近1000人聚集在这方圆20公里人烟稀少的山沟里。粮食供应异常紧张起来，每天晚上都要派武装分队和政工人员潜到平原去搞粮食，同志们称这种行动叫“打米仗”。根据地的妇女们看到山里部队这种情景，用竹杠密藏油盐大米假装上山砍柴，冒险替游击队送来粮食……
然而，这点粮食，对于千入部队仍是杯水车薪。
梅岭山区，山高林密，到处竹木夹杂丛生，尤其是到了清明前后，漫山遍野的竹笋长出来了，战土们除稀粥野菜外，就是以竹笋、酸枣、杨梅、山荔枝充饥。
丰饶的帽子峰，是绝不会让她的儿女们饿死在博大的怀抱里。国民党反动派可以抢占和控制出产稻、麦、黍、薯的万顷良田，但长满蕨头野菜的广袤山野仍然在五岭部队平里……
时值春寒，战士们没有棉衣，冻得直打哆嗦。到了晚上，大伙儿盖着薄薄的单被，北风像尖刀一样刮来，只好躺在熊熊的篝火旁过夜，或者搭张竹床，下边放一些炭火，躺在竹床上像烤羊肉串一样，身体一边被烤得发红烧；而另一边则冻得发青发紫，如此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有时在行军途中突降倾盆大雨，在休息地里又饿又累，几个人背靠背坐着，中间撑一把油纸雨伞，把裤脚卷起来，两脚伸向伞外，不管大雨滂沱，不一会就呼噜呼噜进入梦乡……
没有盐吃。两腿发软，边走边歇；没有油食，两眼蒙胧，抬头顿觉满天星斗……但指战员们咬着牙，勒紧裤带，和数倍于己的强敌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战斗和周旋。现实是残酷的。虽然敌人消灭五岭部队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损失也相当严重，部队减员很大，伤亡的伤亡，逃跑的逃跑，尤其是民兵常备队几乎被打散了，除了少数人被编入补充主力部队外，有的牺牲，有的被俘，有的“自新”了……
五岭部队由4000余人减少到2000人左右。
五岭武装斗争，进入了异常艰苦残酷的阶段。帽子峰山区的上空浓云低压，阴风横斜……
在这困难的日子里，总部的黄业、张华、刘建华、陈中夫等领导同志，及时加强了思想教育工作，稳定情绪，增强部队的斗志。他们向大家分析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指出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局部的，要看到胜利的前景。
总队长黄业以他诗人的激情对同志们说：“我们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却干着人类最进步的事业！”
总部的领导同志的言传身教，使战土们获取了无穷的精神力量。有一天，指挥机关来到深山荒废了的一间古庙，打开了庙门，里面黑漆漆一片。战士们用手电筒向屋梁晃了一下，发现许多吃野山蚊的大蝙蝠，一个个倒悬在梁上。大家乐得蹦跳起来，马上砍来长竹笋，关起来门捕捉蝙蝠。这时，黄业和独立大队政委陈子扬到山顶看地形布置岗哨，也发现了一窝山鸡蛋，整窝端了回来。警卫排和电台、卫生队的同志高兴极了，他们将蝙蝠、山鸡蛋，以及在小溪里摸来的小鱼小虾，扔进锅里，做了一锅罕见的山珍海味汤。大家边品尝着“山珍海味汤”，边听黄业风趣地说：“同志们，革命者在宽广的大自然里是饿不倒，只要动动脑筋，照样能喝上广州大三元酒店也弄不出来的‘山珍海味汤’……”逗得众人哈哈大笑，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这茫茫的黑夜里闪烁着动人的火花……
在粤北主力部队撤走后，留在各地坚持斗争的武工队、民兵常备队以小型，分散、多样的方式开展活动，打“麻雀战”骚扰敌人，阻止敌人对五岭部队的“大扫荡”，以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壮歌……
3月23日，第六支队第三大队政工队长董天锡率领南雄县乌迳乡水松村的5名民兵常备队员到乌迳地区探敌情、搞粮食。但由于叛徒告密，在孔江乡老虎佛村边山岩里被反动军警100多人包围，虽然沉着应战，终因敌众我寡，边战边退、董天锡率队突围至江边，命令队员泗水过江，自己和队员龚绍进利用河岸地形阻击敌人，掩护其他队员过江，龚绍进在战斗中中弹牺牲，董天锡也负了伤，但他仍坚守河岸，用驳壳枪打死打伤几名敌兵后，壮烈牺牲。事后，敌人残暴地砍下了他的头颅，悬挂在南雄县城的闹市区。
乌迳民兵常备队员董嗣宽和“白毛佬”在战斗中被敌人抓住，他们誓死不出卖游击队，不交枪叛变，敌人对他俩施行“梅花钉”酷刑，用铁钉钉入四肢及躯体，被活活折磨至死。
南雄北山地区朱安塘村的民兵常备队在主力部队撤走后，仍坚持与敌人战斗两天两夜，队长麦太保、分队长麦雪古等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农会主席麦洪盛被敌人捉住后，要他“自新”，他坚决不从，最后被当众杀害。
在这里，讲讲凌溪血火交加的故事。
凌溪，这个地名对于第一支队长叶昌和一支队的指战员有着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五岭地委成立于凌溪高坪；
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也在凌溪成立；
凌溪也是五岭地委和总队领导机关的所在地。
人们不会忘记1947年的春天，游击队已由当初东纵北撤留下200多人，发展到近千人的队伍。那时的凌溪已成立五岭地区武装斗争的指挥中心。
当年3月，中共香港分局派张华率领一批干部辗转来到凌溪，在云影庵成立了中共五岭地区委员会，张华任书记，黄业、刘建华任副书记。同时决定把五岭地区武装改编成“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张华兼任总队政委，黄业任总队长，刘建华任副总队长，陈中夫任政治部主任。总队下设四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大队。
第一支队是由崇仁汝边界活动的“崇仁汝反征救命团”改编而成的，叶昌任支队长，黄业兼政委。因为凌溪是五岭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机关所在地， 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广东当局的恐慌和注意，并成为了他们集中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5月间，国民党广州行营发布了“清剿令”，从69师派了部分兵力为主力，纠合了曲江、仁化政警队共500多人，由韶关经仁化到长江后，兵分两路，一路由里周到风门坳迂回到曾洞、湖泽洞；另一路由里周正面向凌溪疯狂进犯。
总队领导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制定了“既不死守一个点和敌人硬拼，又要保卫凌溪人民的生命财产，给敌人一个沉重打击”的方针。于是第一支队根据总队方针，对这场战斗进行了全面的谋划：令卢志光率领一个大队负责伏击风门坳的来敌；令刘裕安率领主力大队，在敌人的里周正面来路埋下地雷，进行伏击。
早上9点多钟，敌人数百人扛着轻重机枪和六O炮耀武扬威地从里周方向向凌溪扑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