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自己不过活了45岁，就将以这样的结局了此一生，未免有些不甘。还有部下10万官兵，10万更年轻的生命也要随我一同走向死亡之地，心里感到阵阵悲凉。这样想着想着不觉浑然睡去。
时近午夜，电话铃声大作。
朦胧中的郑洞同一把抓起话筒，里面传来急促的声音：
“喂！喂！您是司令官吗？第60军已经决定起义了，今夜就行动！”
“怎么回事？”郑洞国刚想问个明白，对方却把电话挂掉了。
放下电话，郑洞国心头一阵紧张，如果60军真的起义，后果不堪设想，长春半个城将被解放军占领，守军会全线崩溃。
“要参谋长！”郑洞国急忙要通副参谋长杨友梅，“我刚才接到一个莫名电话，说60军今夜起义，你立即设法了解一下60军的真实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杨友梅当即报告：“60军的电话都接不通了，我追查总机，他们说直通60军的电话线在3个小时前就拆除了，看来情况确实不妙。”
郑洞国亲自要曾泽生、徐树民，电话都不通了。此时，郑洞国始感事态严重。
“报告！报告！”
郑洞国刚放下话筒，新7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和新38师师长陈鸣人推门进来。
“你们来干什么？”郑洞国瞪大眼睛问。
龙国钧参谋长抢先回答：“司令官，60军今晚就起义，我们刚从暂21师1团回来，陇耀亲自跟我们说的。我们怎么办！”
“什么！他们真的要起义？”
郑洞国脑袋轰的一下，茹劈雷击顶，眼冒金花，脸色煞白，大惊失色。
少顷，他定了定神。
陈鸣人师长跨前一步，递上陇耀给他的信。
陈师长鸣人均鉴：
长春孤城，困守八月，人民则卖妻食子，士兵则杀马烹犬，哀鸿遍野，死亡枕藉，此皆穷兵默武所造成惨绝人寰之悲剧。目前外无援兵，内无粮弹，欲战不能，欲守不得，生死存亡，危在旦夕。本军谋官兵之生路，求战祸之消弭，免生灵之涂炭，已宣布反蒋起义。此非我等之辜恩，实乃政府置吾人于死地而不恤也。尚冀足等见义勇为，共襄义举，庶免覆军身败名裂之祸。
陇耀敬启
郑洞国看完陇耀的信，长叹一声，对史说等人说：
“算了吧。60军要怎么干，就由他们去吧！”
“那突围的事怎么办？”史说着急地问。
郑洞国忧心忡忡地说：“事已如此，突围不可能了。命令立即中止突围行动。调动的部队撤回原防地，并迅速向60军方向派出警戒。”
史说等人很懊丧地走了。
室内剩下郑洞国一人，他似乎还不甘心，又拿起话筒，要60军曾军长。
电话铃响了一阵，忽然有人接电话问：“你是谁？找哪位？”
“我是兵团司令官，请曾军长讲话。”
“噢！是司令官，我是60军新闻处长。曾军长命我转告您，60军已决定光荣起义。如果司令官赞成我们的主张，欢迎您和我们一同起义；如果您不赞成，我们也不勉强，就各行其是好了。”说完将电话挂了。
郑洞国没有同曾泽生通上电话，无可奈何地放下话筒，此时的桂公，只有吸烟，不断地吸烟才平稳他的烦躁情绪。
突然，电话铃响起。
司令官拿起活筒，里面传来很客气的声音：
：“桂公吗？（郑洞国，字桂庭）我是杨治兴。刚才曾军长给我打来电话，要我转告您，60军已经决定起义了，但他说决不向您开第一枪，希望您带头率领大家举行反蒋起义。您看怎么办？”
杨治兴，就是同新7军军长李鸿和副军长史说关系很密切的天津《民国日报》的记者。郑洞国脑子里立刻闪现一个瘦高个青年记者形象。他心里烦躁极了，想不到这种时候，这个杨记者也来凑热闹。
电话里传来杨治兴的声音：“桂公啊！值此关键时刻，您可要尽快拿定主意啊！请多保重。”
“我知道了。”郑洞国淡淡地说了一句，便无力地放下了话筒。
郑洞国心里明白，60军起义已无法挽回了。
天放亮了，可郑洞国的心里，还罩在黑夜的阴暗里。
军副参谋长杨友梅、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等人来到司令官住所。当听到60军起义的确实消息后，崔尚等人万分震惊，找司令官商讨对策。
秘书忽报，60军一名军官前来送信，声言要亲自面交郑司令长官。
“请他进来！”郑洞国说着摆了一下手。
来人正是奉曾泽生之命送信的新闻处长。
新闻处长向郑洞国立正敬礼，说道：特奉命为曾军长送一封信，言毕双手将信送到郑洞国面前。
郑洞国抽出信一看，果然是曾泽生写给他的字迹工整的亲笔信。
看过信后的郑洞国，心情十分复杂。曾信言辞恳切，道理明晰。他不能不暗自承认信中所述具是实情实理。自己在国民党内做事多年，对国民党内日甚一日的腐败现象也曾忧虑和不安。近几年在战场上，同共产党打了不少交道，从各方面了解到共产党的许多优长，共产党人清廉，作风踏实，为老百姓着想，深受人民拥护，军队中官兵团结，打仗有办法等着实令人钦佩。但此刻要同曾泽生“断然起义，共襄义举”，他无论如何还做不到。自己跟随蒋委员长多年，多重关系将他们紧紧地系在一起：在黄埔军校时，蒋是郑的校长，在军队中他是最高统帅，在国民党内他是领袖。作为他多年的亲信将领的郑洞国，一向受器重，45岁官至中将司令官，食高薪俸禄，对于这种“知遇”之恩，郑洞国无时不刻骨铭心，他唯恐在此关头因临阵起义而落下个“卖主求荣”的千古骂名，故宁愿死心塌地对抗到底。
想到这里，他把曾泽生的信放在桌上，冷冷地说：“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新闻处长退出司令官邸，回营复命。
屋内几个人传阅着曾泽生的信。
崔垂言看完信后说：“桂公，我考虑再做做挽回的工作。请您再同曾军长通一次电话，请他同意我们派人去同他面谈一次。”
郑洞国通过电话征得曾泽生的同意，即指定杨友梅、崔垂言和尚传道为兵团司令官的代表，立刻去同曾泽生面谈。
清晨，新闻处长回到军指挥所，向曾军长报告：“将信送给郑洞国本人，他们正在开会，一片乱糟糟的。”接着，又把郑洞国的原话复述一遍。
“他不干，我们照样干！”曾泽生果绝地说。
同时下令，将兵团部的代表拦在546团团部，到时，我去那里接见他们。
上午9时，杨友梅、崔垂言和尚传道同乘一车前往60军驻地。按照曾泽生的要求，车上插着小黄旗，一路畅通无阻。
坐在车上的3位郑洞国的代表，看到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他们一向瞧不起的60军官兵，今天个个精神抖擞，情绪高昂，显得特别威严而不可侵犯。3个人的心里不禁打个寒战。
曾泽生得到报告，兵团司令部的车被拦在546团团部，来人要求曾泽生接见。
曾泽生在参谋长李树民和副官处长张维鹏的陪同下，乘车直奔546团驻地。
汽车经过大街小巷，一路担任警戒的哨兵向军长行注目礼，曾泽生心里非常兴奋。今天，他才感到60军挺直了腰杆，成为中华民族堂堂正正的军人。
车到546团，团长邓应斌迎接曾泽生一行走进会议室。
杨友梅见曾泽生来了，立即站起来客客气气地说：“郑司令官因职务在身，不便前来，特派我们来多多拜致副司令官，希望副司令官再从长计议！”
崔垂言和尚传道也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地附和着：“是啊，是啊，军中大事从长计议才是。”
曾泽生扫视三人一眼，心想就凭这几个说客企妄图动摇我起义的决心，简直是异想天开。他态度冷漠坚决地说：
“我们什么都计议好了，就是反蒋起义！”
尚传道听这口气不对头，他转动两只鼠眼献媚地说：“郑司令官讲，过去哪些事情办得不好，请副司令官多多提出来，今后的事情，请副司令官多作主张。总之，希望副司令官从长计议，顾全大局。”
曾泽生闻之震怒，双目逼视。心中骂道：你尚传道还配谈顾全大局，一贯歧视60军，克扣给养，肥饱私囊，是个卑鄙的政客，民族的败类。他冷笑一声，铿锵有力地说：
“60军此举完全是为拯救自身，拯救因打内战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数十万长春百姓，反对蒋氏政权，救国家于危亡，这就是我们顾全的大局！而非与郑司令官有隙。假如郑司令官有这样的看法，还请诸位回去多作解释。”
见曾泽生断言拒绝，杨友梅也阴着脸说：“副司令官，我们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黄埔军校的学生都向蒋校长发过誓，今天你这样做很不妥，别人会说你是……”
曾泽生拍案而起，愤然地说：“你们是说我背叛，对嘛！我们就是背叛无义，走向正义，背叛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奔向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光明，这难道不应该吗？”
崔垂言见惹怒了曾军长，吓得额头滴下了冷汗，连忙打圆场说；“副司令官息怒，息怒，有话慢慢商量。杨副参谋长的意思，是劝副司令官从长计议。”
尚传道也在一旁帮腔：“对，对，就是从长计议的意思。”
杨友梅就势下台阶，不住地陪着笑脸说：“请副司令官原谅我的唐突。”
曾军长不想再同几个说客纠缠，他大义凛然地说，“我们已经决定这一正义行动，决不动摇！请你们转告郑先生，假如他和新7军愿和60军一起行动，我们完全可以代为联络。假如他要先把60军剿灭再突围，那只好听便！”接着向外一挥手：“送客！”
杨友梅、崔垂言和尚传道三位说客，枉费心机，徒劳一场，败兴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