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诗人要经常出国呢？他在一次演说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我在那里所做的，也和在这里做的一样。在那里，我写诗，在集会上演说，宣扬共产党。”在另一次演说中，他非常风趣地引用莱蒙托夫的短诗《帆》作为回答：
它下面是澄清的碧色的水流，
它上面是金黄色的阳光：——
而它，不安的，在祈求着风暴，
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安详。
马雅可夫斯基在国外，是以苏联人民和苏联诗歌界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他称自己为“诗的全权大使”。在国外，他不仅通过演说和朗诵宣传苏联人民的巨大成就，揭露资本主义的残酷虚伪，而且用自己的笔创作了不少洋溢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诗文。这些作品在诗人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些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巴黎组诗、美国组诗和特写《我发现美洲》。
巴黎，是马雅可夫斯基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他先后去过七次。他对巴黎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1922年，当他初到巴黎时，他还没有摆脱未来派的反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巴黎否定过多。随着诗人世界观的变化，他逐渐用新的观点来看待巴黎，他发现了巴黎的美，也发现了巴黎的丑。
马雅可夫斯基爱巴黎的“建筑美”。巴黎有爱菲尔铁塔，诗人称它为“机械学天才的榜样”；巴黎有圣母院，他很喜欢这个“天国里的哥德式的”建筑，认为它比俄罗斯的圣·华西卡教堂还要堂皇富丽，巴黎别的建筑物与它相比，“就像肮脏的树皮”；巴黎有凡尔赛宫，诗人把这座宫殿称作“庞大的美”。宫内到处是喷泉和水池，花园里盛开着玫瑰花。希腊天神的雕像，“姿态那么妩媚，那么动人”。此外，巴黎还有许多“剑一样的楼房”和“漂亮的广场”。
马雅可夫斯基爱巴黎的革命传统。1920年，他在《罗斯塔讽刺之窗》工作时，就写了《巴黎公社日》一诗，说巴黎的工人为要造福全世界，成立了公社。不管刽子手们用绞架还是牢狱，“都洗不掉战士的英名”。1924年，他在长诗《列宁》里，称赞了巴黎公社集体斗争的经验。1927年，他又写了《第一批公社社员》，歌颂烈士们的丰功伟绩和战斗决心。此外，诗人在1925年还写了《约列士》一诗，歌颂1914年被保皇党人杀害的法国著名社会党人约列士。1924年11月23日，约列士的骨灰迁葬名人公墓，马雅可夫斯基当时正在法国。诗人称赞约列士拥护苏维埃，反对资本主义的坚定立场，也揭露了法国资产阶级妄图利用约列士迁葬进行投机的丑恶嘴脸。
马雅可夫斯基爱巴黎，还因为他在这里留下了友谊和爱情。1922年，他认识了法国著名画家毕加索，参观了他和其他法国艺术家的画展。在特写《巴黎》（1922年）中，他称毕加索为立体主义大军的总司令、西欧艺术的台柱之一。1928年11月5日，他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又会见了法国大诗人阿拉贡。后者说，这次会见成了他生活的转折点，因为马雅可夫斯基教会他接触千百万群众，接触想要改造这个世界的人们。阿拉贡的妻子霭尔莎·特丽沃蕾，更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老朋友。她是1918年离开俄罗斯的，她的姐姐就是马雅可夫斯基爱恋着的莉莉娅。马雅可夫斯基不懂法文，每次来到法国，几乎都是霭尔莎·特丽沃蕾充当向导。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情。1928年，诗人在巴黎还结识了一个侨居巴黎的俄罗斯少女雅可夫列娃·达季雅娜。诗人倾心于她。1928年12月，诗人回国以前，向巴黎的花房预约：每周给雅可夫列娃·达季雅娜送一次鲜花，并附上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们给您送上几朵玫瑰花想使生活
发出
美妙的光华。玫瑰会凋萎……
那时我们将把菊花
投在
您的足下。
诗人向雅可夫列娃·达季雅娜求婚，要她一同回莫斯科。女方避而不答，于是诗人毅然返回祖国。
马雅可夫斯基不仅爱巴黎的美，也恨巴黎的丑。诗人恨的那个巴黎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在“新的路易们”统治下的巴黎，诗人感到特别“压抑”。在这里，“坏蛋们生活得太舒服”，而人民却在死亡线上挣扎。1923年，他写了一首讽刺法国总统普恩卡莱的短诗，生动地勾画了他的脸谱。普恩卡莱的面孔、手指、头发和衣裳都是红色的，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千万人的鲜血染红的。他的“良心”也是一个血团。他喜欢给猫尾巴拴上麻，然后点着火，任它东奔西窜。他异想天开，甚至企图把麻团拴在整个地球的尾巴上。他吃饭时，喜欢食物吱吱地叫！斑斑血迹，最能刺激食欲。他还喜欢看人下葬，“瞅着棺材，嬉皮笑脸”，还要让人拍照。
在巴黎的“砖石的天空，砖石的高楼”下面，诗人看到的是一片“凄惨的情景”。在《巴黎女人》（1929年）一诗里，他写了一个厕所女工。这个女工穿着下等人的衣衫，在一家饭店的厕所里给人递毛巾，送手纸和洒香水。她看起来非常瘦弱，像有痨病，在这个不见阳光的厕所里，毁掉了自己的青春。在《国外的玩意儿》（1929年）一诗里，诗人描绘了一幅更为可怕的图景：一个铁路女工四肢完好时，衣食无着，可是当她被火车压断一条腿后，富人们反而对她产生了好奇心和色欲，把她变成了玩弄的工具。1928年，巴黎文森区塌了一幢房子，压死三十个工人，有二百个共产党员和游行者被捕。马雅可夫斯基从报上看到这则消息后，写了《关于建筑美的诗》，指出老板造房，工人遭殃，砖石梁木，涂着工人的血浆。建筑工人使“城市顶端高达上帝的脚下”，死后却排在粘土上，“等候着去见上帝”。最后诗人愤怒地质问：
巴黎阁下，
你的豪华奢侈
建筑在
多少人的尸骨上？
巴黎使诗人感到压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谣言特多。一些法国上层人物和流亡巴黎的白俄分子，恶毒中伤共产党人，挑拨苏法两国人民的关系。还有人捏造说，诗人同公爵在一起，同皇后结了婚。更荒唐的是，有人说马雅可夫斯基抄了十九世纪俄国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的家，偷了他的作品。这些谣言只能暴露造谣者的无耻和卑劣。
马雅可夫斯基在巴黎还碰到一件不愉快的事。1925年，他随身带着二万五千法郎现款，准备周游世界。6月10日，一个著名的小偷在巴黎伊斯特里亚旅馆把他的钱偷走了，诗人身上只剩下三个法郎。警察当局明明知道这个小偷，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诗人只好向苏联国家出版社预支稿费，最后才算摆脱困境。
巴黎是美丽的，诗人对巴黎也是有感情的，但在诗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的祖国更美，他对祖国的感情更深。正如1925年他在《告别》一诗中所说：我真愿意
终生住在
和死在巴黎，假使世界上
没有那个城市——
莫斯科。
从1923年起，马雅可夫斯基多次试图访问美国，由于当时苏美之间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也由于诗人爱作革命宣传，未能领到入美护照，一直未能成行。1925年6月21日，诗人告别巴黎，从法国一个港口乘“爱斯班”号轮船去墨西哥，经过十八天的航行，于7月9日到达墨西哥城。在这里，诗人得到侨居美国的以前的未来派朋友布尔柳克的帮助。最后诗人以一位装璜艺术家的身份，申请去美国举办招贴画展，受到美国一个画室的老板——纽约建筑、装璜和雕刻联盟委员维里·波甘尼的邀请。苏联驻墨西哥大使馆为诗人找了一位墨西哥富翁作担保人。在缴纳五百美元保证金之后，诗人就领到了去美国的护照，被允许在美国居住六个月。
1925年7月30日，诗人到达纽约，以后又转赴芝加哥、费城、匹兹堡、底特律、克里夫兰等地访问和演说，总共在美国逗留了三个月。
8月14日，纽约《新世界报》报道了听众欢迎诗人的盛况：
纽约市内和郊外的革命无产阶级像汹涌的洪流一般赶到中央歌剧院，都要来看看和听听这位十月革命的歌手——符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数千双闪闪发光的眼睛一齐盯着坐满了报界和无产阶级组织的代表的舞台。
大家都屏息凝神地等待着这位“最新的苏维埃诗学的巨人”。……马雅可夫斯基从后台出来了。
“欢迎马雅可夫斯基！”响起了主席的声音。
大厅里欢声雷动，经久不息。
这就是他。马雅可夫斯基！他就像苏俄本身一样的朴素而伟大。魁伟的个子，结实的肩膀，朴素的上衣，头发剪得短短的大脑袋……
他站着等待欢呼和鼓掌平息下去。看来好像掌声要平息下去了，但突然——完全出乎意外地——又爆发了新的掌声，全体听众都从自己的座位上跳了起来。
空中飞舞着帽子，挥舞着手臂和手帕。
欢呼又欢呼，没有个完！
大厅安静下来了。
完全的静寂笼罩了一切。
像轰雷般地，响起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声音。
1917年10月无产阶级的声音也是这样的轰响着的……
在其他城市，马雅可夫斯基也受到了同样的欢迎。但是一些资产阶级顽固派和一些流亡美国的白俄分子却污蔑诗人是苏联政府的间谍，捏造他在纽约的浪漫爱情史。诗人在一次谈话中义正词严地进行了驳斥：“我是新型国家派来的第一人。美国和俄罗斯隔着九千哩的大海，五天就可航越。但是白卫军所掘下的谎言和污蔑的海洋，在短期内是不能跨越的。只有进行长期和顽强的工作，新俄罗斯强壮的手才能紧紧握住新美国强壮的手！”
马雅可夫斯基对美国的物质文明感到惊喜。他称赞纽约的高楼大厦，为雄伟的布鲁克林桥感到骄傲。在纽约工人的钻头尖叫声和锤子敲击声中，他听出了“真正巨大的建设热情”。在纽约的清晨，他没有看到一个游手好闲的多余的人。
但是诗人也发现，在这里，“上帝就是美元，美元就是父亲，美元就是神圣的灵魂。”它可以统治一切，买到一切，甚至包括爱情。在特写《我发现美洲》中，他揭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名叫布劳宁格的百万富翁，在老年的时候突然勃发了青春的情欲。他想同一个小姑娘结婚，在报上登了一则“百万富翁愿收一位十六岁的姑娘为义女”的广告。于是，一万二千封附有照片的复信雪片般向他飞来。早晨六点钟，他还没有起床，就有十四位少女坐在他的会客室求见。布劳宁格把一个名叫玛丽亚的捷克美人收为义女，第一天给她买了六十条手帕，还有珍珠项链。不出三天，礼物就超过了四万美元。布劳宁格把她玩弄了之后，自己拍了一张照片，他的面部表情，活像是站在妓院门前的一位嫖客。
在美国，金钱是万能的，至于你用什么方法弄到金钱，是偷盗、是抢劫、是杀人，还是写诗，那是无关紧要的。父母从小就给孩子灌输赚钱的思想。诗人在《百老汇》（1925年）一诗中说：
年青的母亲
把乳头
塞给婴儿。
婴儿
拖着鼻涕。
他吮吸着的
仿佛不是乳头，
而是金元——
他在干着
一桩
交易。
在描写美洲的诗文里，马雅可夫斯基还揭露和抨击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殖民政策。在《黑与白》一诗中，哈瓦那的黑人维里不明白，为什么白人有金元，黑人却没有一个铜钱；白人吃着熟透的菠萝，黑人却吃腐烂的水果；白人做白色的工作（轻松的事情），黑人却做黑色的工作（笨重的事情）。可是黑色的雪茄要由白人吸，白色的砂糖却由黑人做。维里带着这个问题去问美国的砂糖大王，大王打了维里一个嘴巴，作为回答。在《梅毒》（1926年）一诗里，诗人揭露了一个美国嫖客的可耻行径。黑人托姆外出谋生，妻子被赶出了种植园，无法生存。美国富翁斯维福特是个梅毒患者，他用美元骗取了托姆妻子的忠贞。结果这个女人染上了梅毒病。托姆回来后，又被妻子传染上了。孩子在肚子里就成了哑巴，双目失明。更令人气愤的是，伪善的牧师不是把这件事归罪于美国嫖客，反而指责托姆夫妇。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文明”！
在美国旅行期间，马雅可夫斯基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俄国未来派和都市主义曾经结下了不解之缘，非常崇拜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去美国之前，马雅可夫斯基虽然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但在科技上却觉得美国充分体现了未来主义。经过实地考察，诗人发现了美国的高度的物质文明和极端的精神贫困、少数人占有大量财富和多数人遭受奴役等矛盾。把美国社会同社会主义祖国两相比较，诗人感到社会主义优越得多。他在《摩天大楼的横断面》（1925年）一诗里，用两句话概括了自己的美国之行：“我向前走了七千俄里，却倒退了七年。”从空间上来说是前进了，从时间上来说，却倒退到了十月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时代。
在美国，马雅可夫斯基痛切地感到，必须与未来主义决裂。1925年10月8日，纽约的《新世界报》报道了诗人的谈话：未来主义和苏联建设不能并肩而行。他说：“从今以后我反对未来主义，从今以后我将同它进行斗争。”
诗人的旅美之行是富有成效的。他发现了美洲，也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变化。这些发现反映在他创作的二十二首诗歌和一本特写之中。1925年12月8日，《莫斯科晚报》对诗人的旅美之行作了一次报道，报道说：“马雅可夫斯基不仅发现了美洲，而且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新的品质。马雅可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已不像从前了。美国的见闻唤醒了诗人身上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品格。”
这个报道是对诗人旅美之行的最好总结。
新时代的“行吟诗人”，社会主义的热情歌手
从1920年到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在国内作过多次漫游，对很多地方进行过深入访问。他到过很多名城，足迹遍及东南西北：北起列宁格勒、雅罗斯拉夫里，南至敖德萨、雅尔达，东起萨拉托夫、古比雪夫，西至明斯克、里加。还到过中部地区的库尔斯克、沃龙涅什、土拉等地，总共访问过五十多个城市。每到一地，他都广泛地接触工人、农民、学生、职员和红军战士。他到疗养院进行慰问，到工厂里进行宣传，到大学里进行演讲，到兵营里进行朗诵。有时，在行进的列车上和轮船上，他也和群众进行广泛交谈，或为群众朗诵。他在自传中说；“我继承中断了的行吟诗人的传统。”的确，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新时代的“行吟诗人”。
马雅可夫斯基的访问演出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群众的帮助。卢纳察尔斯基亲自为他写证明信；一个名叫拉沃特的犹太演员目告奋勇担任他的旅行演出的组织者，专门办理宣传、联络、帐目等项事宜。
诗人的演出一般包括三项内容：首先是简短的演说，然后是朗诵自己的诗作，最后是答复听众的各种问题。诗人所到之处，大都受到热烈的欢迎。1926年1月28日，诗人在基辅的共产主义教育大厅里进行朗诵，由于听众太多，只好每两个人坐一张椅子，有的人坐在别人的膝盖上。还有一次，诗人在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进行朗诵。结束之后，诗人问听众：
“谁下次还来听我朗诵，请举手！”
大厅里举起了森林般的手臂。
“太好啦。有谁不来吗？”
举手的有那么两三个人。
诗人问其中一人：“您干嘛不来呢？是不喜欢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