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引
罗曼·罗兰是世界上著名的多产作家，他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结束他的创作生涯。五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中，他写出了戏剧二十多种，传记文学十多种，小说五部，另有政论、戏剧评论、书简、自传等约计几百万字的著作。这个大作家正如高尔基所指出，在四方社会阴暗的岁月中，罗曼·罗兰是那些不知疲倦地不断地创造文化财富的人当中的一个。
罗曼·罗兰的文学创作时期正是资产阶级统治从全盛到衰落的时代，是资产阶级从进步过渡到反动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也是新生的无产阶级逐渐准备和集聚革命力量的时代。罗曼·罗兰的创作思想，生动而有力地反映了这一大动荡时期的社会思想状况。正如罗兰在回忆录中所写的：“我用作品使人们激昂起来！”罗兰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比较强，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比较杰出的。
戏剧文学
罗曼·罗兰是以戏剧创作开始，也是以戏剧创作结束他的文学家生涯的。他喜爱戏剧这种艺术。他说：“我爱戏剧，因为它使人在同样的感情激动之中，能够互相友爱地沟通。”
罗曼·罗兰一生大约写了二十多个剧本。最早写的六个剧本，没有留存下来。现在完整保存的剧本只有十二个，而十二个当中只有一半是上演过的。
罗曼·罗兰的剧本按其内容可分作：“信仰悲剧”、“革命戏剧”、和“反战戏剧”三大类。
“信仰悲剧”于一九一三年在巴黎出版，它包括《圣路易》（1894）、《阿爱尔特》（1895）、《理性的胜利》（1899）等。这组戏剧的主人公是作者理想中的英雄，他们不屈不挠地追求人生的崇高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是带有抽象的人道色彩的所谓真理、正义、自由。这类戏剧文学缺少物质环境的形象描写，真实感不强。《圣路易》取材于十三世纪法王路易九世的故事，国王路易在亲率十字军东征途中病死，描写了强烈的宗教感情。《阿爱尔特》取材于十七世纪的荷兰史，王子阿爱尔特矢志报仇复国，由于情人泄密，事败跳窗自杀身死，表现了民族感情的高涨。《理性的胜利》取材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表现了对理性的信仰。后来作家将这个剧本归入“革命戏剧集”了。这组戏剧歌颂了一切超乎个人利害关系，为崇高的信仰而作出的壮烈牺牲精神。这组悲剧创作的宗旨，是针对普法战争法国战败以来国内普遍存在的消沉情绪，目的在于振奋民心，激发爱国热情。
“革命戏剧”，作者计划写十二部，只完成了八部，这就是：《群狼》（1898）、《理性的胜利》（1899）、《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02）、《爱与死的搏斗》（1925）、《百花盛开的复活节》（1926）、《流星》（1928）、《罗伯斯庇尔》（1939）。这组戏剧是以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主要题材，用大革命的激昂精神来鼓励、鞭策法国人民振作起来，积极进行反对强暴、清除外患的重大社会政治斗争。
《群狼》是第一个写法国大革命题材的剧本。共和国军官德·瓦隆，五十左右年纪，虽为营长，有多次显赫的战功，但由于他是贵族出身，遭到共和国军将士的猜疑和怀恨。有一个打扮成乡下人的间谍被共和国军捉住了，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封敌方（普鲁士王国）写给德·瓦隆的密信，为此，军法会议判他死刑，六小时后执行。独有知识分子（科学院院士）出身的营长特烈感到奇怪，他想：德·瓦隆有爵位，有智慧，有勇气，并非迫不得已参加革命，为什么要卖国？何况半年来他拚命地为正义而战是不容否认的。特烈满腹疑问，他同国民公会特派员格士乃一同提审了间谍，间谍供出那封信是假的，还供出共和国军的一位名叫美耳觉·霍布得的教员是叛徒，普军曾写信通知他怎样去做。间谍还说出这情况已告诉费拉营长。特烈要求特派员格士乃取消原判，主持公道。但格士乃却说：“我爱我的祖国甚于爱公道。”特烈气愤地说：“你以为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拚死命是为什么？是为了几位雅各宾党人的野心吗？是为了公道，国民才拿起武器起来战斗。如果国家有一天违反了公道，那么国家也就不免成为暴君污吏的窠巢。如果法兰西也变成了压迫者，也成了刽子手！那我宁可打碎它！”“只要有公道，便是天塌下来也可以！”有人说德·瓦隆是贵族，不主张改判。特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后，触犯刑律的真正罪人费拉，由于特派员等人的包庇，反诬特烈受了德·瓦隆的贿赂要害死他，特烈提出当面审讯间谍就可以明白一切，然而间谍已经被勒死了，叛徒霍布得又躲藏起来，费拉转守为攻，扬言判特烈的罪。特烈在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镇静地说：“我的家庭很贫寒，我抛下了我的妻室儿女，我的职务，我的安宁，尤其是我所更宝贵的研究工作，来把我的力量献给祖国。我从没有把这些当本钱来讨价还价。我什么官街都不要，我打过十一次仗，我不得已而提起功劳来，……我们只该对理智说话。”特烈最后再次请求特派员格士乃说话，请他说一句真话，然而格士乃却从特烈的身边走了出去。无辜的德·瓦隆被当作卖国贼处以死刑了。
罗兰是以现代的思想充实了过去的历史事件的内容，表现作家对“德雷福斯事件”这一冤案的严正抗议。
继《群狼》之后，罗兰仍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创作了正剧《丹东》。
故事发生在一七九四年三四月间，地点在巴黎。法国人民经过流血奋斗建立了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革命政权——国民公会。革命刚刚胜利，人民生活还很苦，曾经对革命有过卓越功勋的丹东，反对实行恐怖政策。他说：“法兰西遍地是血腥了”，他主张“让共和国生聚吧。让人口和稻麦从返老还童的祖国里一齐冒出来吧！……我们种地吧。”丹东的自由观和幸福观同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形成尖锐的对立，罗伯斯庇尔认为“幸福就是德行”，指责丹东之流“滥用了这一神圣的名词来唤醒懦夫们的欲望，贪图不义的财富，忘却别人，只顾自己的额外享受。”罗伯斯庇尔是个坚忍、刻苦的人，共和国经济困难，他下令不吃肉，他见到谁在公众苦难的日子里大吃大喝，痛心极了。他主张实行恐怖政策，他说：“对待刽子手仁慈，便是对待被害人残忍。”罗伯斯庇尔怀疑所有的人，他用断头机绞杀了无数曾为共和国出生入死的将士，他下令逮捕了一八九二年拯救过共和国的律师兼国民公会议员丹东，逮捕了国民公会议员兼律师戴木兰，同时被捕的还有国民公会议员法柏尔、国民公会议长埃罗和国民公会议员及审判官费立普以及旅长魏德曼，在公判会上宣布他们的罪行是接受贿赂，密谋叛乱。由于丹东在革命法庭上富有煽动力的演讲，群众发出狂风暴雨般的吼声，狂怒的群众捣毁桌椅，占据法庭，怒喊着：“我们要丹东！委员会谋杀爱国者呀！揍死委员会！”正当群众怒不可遏的时候，国民公会突然宣布：共和国物品粮食供应委员会通告大众，今晚有面粉和劈柴船来到伯尔西码头。物质利益引起全场一阵骚动，不一会儿，全场群众作鸟兽散。庭长借机宣判丹东等五人死刑，于当天，即公历四月五日在革命广场行刑。正如丹东所说：“我打开了墓穴，罗伯斯庇尔要跟在我后头的”，“没有我和他两个脑袋，革命便会失败”。丹东等人被处死，三个月之后，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罗伯斯庇尔也死在断头机下。
《丹东》这个剧本反映了雅各宾党人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表达了罗兰对个人道德的推崇和对暴力手段的否定，人民在这个剧本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个剧本显示了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也表现出缺乏组织的群众是容易被利用的，尤其容易被物质利益所引诱。
《丹东》发表之后，罗兰又以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创作了正剧《七月十四日》。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是巴黎的革命群众攻陷巴士底监狱，在法国土地上结束封建专制制度的伟大日子。七月十四日下午二时，巴黎人民攻下了巴士底，午后七时，市政厅的广场，欢乐的群众像海潮一般手里摇动着绿树枝从四面八方涌来，口里高喊着：“自由了！自由了！”得到幸福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我们一定会付出代价。”群众也高喊：“我们一定会付出代价！”马拉向群众说：“亲爱的人民，你们一声不响地辛苦奋斗已经很久了！经过几百年来的苦难，才得到了现在的欢乐！自由是属于你们了，好好地保卫着你们的战利品吧！”作家以高昂的热情歌颂了这个伟大的壮举。作家赞颂了人民群众在斗争中高亢的英雄主义精神。剧本的不足之处，在于对群众的自发倾向描写过多，对群众的有组织的活动表现不够。
《罗伯斯庇尔》一剧是罗兰晚年创作的，对革命的暴力行动作了肯定，正确地评价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反战戏剧”包括《总有一天》（1903）和《里吕里》（1919）等几个剧本。《总有一天》这个剧本，是以一九○二年英帝国主义同荷兰老牌殖民主义争夺南非殖民地的战争为题材的时事剧，作家抨击了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现实，同情受苦的广大劳动人民。《里吕里》是寓意剧，既无人物也不分场次，每个出场的角色都是某种象征。中心主题就是反对一切战争，对正义战争与不义战争未从战争的性质上加以严格区别，反映了作家当时思想上存在着抽象的和平主义。
传记文学
罗曼·罗兰很早就倾心于英雄传记的写作，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写作英雄传记，他预计写几十种，有的未完成，已经发表的有十多种，如《米勒传》（1902）、《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基罗传》（1906）、《亨德尔传》（1910）、《托尔斯泰传》（1911）、《昂贝道格传》（1915）、《甘地传》（1924）、《贝济传》（1944）等。罗兰计划在每一本伟人传记中写出每个英雄人物的特殊品质和他们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原因。罗曼·罗兰写作英雄传记的目的很明确。他说：“周围的空气是沉闷的。老旧的欧洲麻木在沉重污浊的气氛中。一种物质主义压抑在人们的思想上，它阻碍了各国政府和一般人们的行动。世界在它的谨慎、卑鄙和利己主义中窒息而死。世界喘不过气来了。打开窗子吧！让自由流通的空气吹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吧！”罗曼·罗兰所写的英雄传记中，以《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和《托尔斯泰传》最具有代表性，通称“伟人三传”。
《贝多芬传》，作家运用了丰富而翔实的史料、故事，以明丽而流畅的笔触，描写了贝多芬这位出生在德国篷恩小公国的伟大而杰出的作曲家的苦难童年，抒写了他一生的不幸和痛苦的遭遇，他对人生、社会的强烈不满，以及他那“雄狮”般的反抗性格，突出了他那才华横溢的绝世的音乐天才和坚忍不拔不向黑暗社会低头的钢铁意志。作家饱蘸辛酸、同情、愤恨与不平之墨，以其特有的富于感情色彩的笔致，时而如洪峰来临，山呼海啸，时而如涓涓细流，娓娓动听。
《贝多芬传》洋溢着反抗的激情和作家对于西方拜物主义的轻蔑。这部作品以它委婉的抒情笔调，刚健的清新的风格和英雄主义气概在西方知识界赢得了热烈的赞赏。《贝多芬传》可说是罗曼·罗兰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的副产品。他是为了写克利斯朵夫的童年来到贝多芬的故乡“绿色的莱茵”，获得了许多关于贝多芬的珍贵资料，于是贝多芬的一切如雨后溪水，在作家笔尖下自然流泻。《贝多芬传》的抒情节奏使罗兰自己陶醉，也使读者耳目一新。《贝多芬传》于一九○三年发表之后，罗曼·罗兰一跃而成为举世瞩目的重要作家。
《贝多芬传》发表三年之后，罗曼·罗兰又发表了《米开朗基罗传》。
《米开朗基罗传》描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艺术三杰”之一的伟大雕塑家、画家、建筑家米开的基罗一生辛勤而悲惨的艺术生涯。作家以抒情、委婉的笔法写出了艺术家的惊人才华，同时又拉开了艺术家悲郁苦闷的思想帷幕。米开朗基罗生活在意大利政治混乱，经济衰退时期，他被几代教皇统治者役使，无休止地工作，他把一生全献给了艺术，然而他心绪忧郁，怏怏不乐，甚至想以死亡来解脱痛苦。这是个人天才与时代悲剧的矛盾。
《米开朗基罗传》发表五年之后，罗曼·罗兰发表了以文笔优美，细腻而真实著称于世的《托尔斯泰传》。
罗曼·罗兰以翔实的资料，崇敬的心情描述了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的生活、思想和文学创作活动，作家在对托尔斯泰的评论中有着十分精辟而独具特色的见解，从中能够窥见到罗曼·罗兰的思想和精神面貌。
小说创作
罗曼·罗兰一生出版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母与子》、《哥拉·布勒尼翁》、《格莱昂波》、《比哀和吕丝》等多部中长篇小说。罗曼·罗兰在小说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他的戏剧创作，也超过他的传记文学。最为成功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于本书的第四部分作专门评介，这里简介其余的几部小说。
《哥拉·布勒尼翁》（1913）是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它的正式出版是在大战结束之后。这部小说的风格不同于《约翰·克利斯朵夫》，它是一部轻松活泼别具一格的作品。
小说的主人公哥拉·布勒尼翁是法国民间的手工艺人，他是法国中部高原上一个小市镇的人，他擅长雕花刻板，精工制作木器。故事发生在一六一七年，小说用自叙体表现主人公一生的思想和活动。
哥拉五十一岁了，长得肥头大耳，满面油光，酒糟鼻子，酒杯不离手，笑谈不离口。他自己建造了一所木屋，有木工作坊，两个徒弟给他干活。他有四男一女，儿女都成家立业了，生活虽不算很富裕，但也比较舒适。不料七月初瘟疫突然袭来，镇上已经死了不少人了，死人的住屋要用火烧掉，哥拉也染上瘟疫了，为了房屋不被火烧掉，他躲进菜地草棚、狂饮葡萄酒，居然把他的病治好了。可是房屋已被烧成灰烬，东西被抢劫一空。年过半百的哥拉，无力恢复家业。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哥拉同镇上居民一起跟纵火抢劫的匪徒打了一仗，得胜之后，克拉木西镇的居民才得以安居乐业。
高尔基赞赏这部小说，他写信给罗曼·罗兰说，他一边读，一边笑，有时笑得眼泪直流。高尔基说：“在当前一般人思想混乱，仇恨和疯狂的情况下，这本书的出现是非常及时的。”
《格莱昂波》是罗曼·罗兰一九一六年动笔到一九二○年完成的一部反战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