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将尽，一个巴黎朋友经过瑞士来拜访克利斯朵夫。他告诉他欧洲各地都在演奏他的作品，很受欢迎。但克利斯朵夫很不以为然，他已不把那些作品放在心上，他把最近作的曲子，拿给客人，可是客人完全不懂，以为他疯了。他的惟一的朋友奥里维死了以后，克利斯朵夫偏向于逃避现实了。
德国的案子，经葛拉齐亚帮忙已经撤销，他五一节在巴黎打死警察的事也逐渐被人遗忘。克利斯朵夫现在上哪儿去都可以了，他觉得住在瑞士挺舒服。
一天傍晚，克利斯朵夫在山上散步，忽然见到带着两个孩子来瑞士疗养的葛拉齐亚，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克利斯朵夫又重新燃起热情，想要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葛拉齐亚制止了他，只给他一种温存的友谊。葛拉齐亚很快就走了，他们约定秋末在罗马相会。克利斯朵夫到了罗马，见到葛拉齐亚，她外表丰满端庄，显得悠然自得，懒散。他很想同葛拉齐亚结婚，而葛拉齐亚拒绝了。她说：“幸福的婚姻实在太少了”，两人的性格又不同，担心以后会发生冲突。克利斯朵夫接到巴黎邀请他去几个音乐会当指挥的通知后就动身去巴黎了。
他到巴黎时心里非常悲怆，一切都变了：演员的角色换过了；当年的革命党变成了布尔乔亚，超人变成了时髦人物。表面上什么都没改变，但实际上什么都改变了，只有广场上集市仍旧同往日相同。巴黎人对克利斯朵夫的态度跟从前大不相同了，他们在文章里，口头上都说他的好话。当年曾经激起他的义愤的人，现在他不再对他们严厉了。等到他忍不住要对这种人不留情地批一顿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你没有这种权利，你自以为是强者，可是做的事比这些人更要不得。克利斯朵夫在给葛拉齐亚的信上说：“你瞧，我老了，不会再咬人了，牙齿钝了。”经过十年的隐居生活，克利斯朵夫的确变了。他的演出受到了欢迎，连过去反对过他的敌手现在也捧他了。他在巴黎越住下去越感到有兴趣。但他也感到：他的运气不过是昙花一现。他的权威是靠着他年代已久的名字，数量巨大的作品，热烈肯定的语气，不顾一切的真诚。他感到一般艺术家暗中对他抱着敌意，或者存着猜忌的心。青年们不了解他，不喜欢他。
他偶然在一个书摊上发现了爱麦虞限写的书，克利斯朵夫访问了这个靠刻苦自学成名的作家，谈话中，他感受到在年轻的作家身上反映出了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觉醒和英勇的理想主义的火焰。
随着年龄的老化，克利斯朵夫想回到家乡去终老，那边已经没有熟人，但家乡总是家乡，正当他延迟行期的时候，奥里维的孩子乔治来敲门了，他已长成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眉目清秀，瘦瘦身材的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他喜爱音乐，克利斯朵夫做了他的音乐老师。不久，葛拉齐亚带着两个孩子到了巴黎。她的十一岁的女儿奥洛拉也来向克利斯朵夫学习音乐，克利斯朵夫竭尽全力去培养这对少年。葛拉齐亚的儿子得病死了，这打击使她柔弱的身体来不及给任何人告别就离开了世界。克利斯朵夫悲痛欲绝，足有两三个月闭门不出。
克利斯朵夫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悲痛，踏着稳健的步子回到人生的旅途上。他创作的音乐，境界变得恬静了。当年的作品像春天的雷雨，在胸中积聚，爆发，消失。现在的作品像夏日的白云，积雪的山峰，满身闪光的大鹏缓缓地翱翔，把天空遮满了。
克利斯朵夫把他的爱全部给了奥里维的儿子和葛拉齐亚的女儿。乔治和奥洛拉在罗马举行了婚礼，克利斯朵夫亲自参加。但在婚礼举行之前，克利斯朵夫得了肺炎，他没让两个青年知道。
病重期间，克利斯朵夫回顾了自己的一生：青年时期拚命地努力，顽强地奋斗，为的是要跟别人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为的是要在种族的妖魔手里保留自己的个性。友谊的快乐与考验，使他那颗孤独的心和全人类有了沟通。艺术的成功，是生命的高峰，在山顶上，劈面遇到了上帝，他跟他拚搏，筋疲力尽。于是明白了他的界限，努力完成上帝的意志。最后，克利斯朵夫在一生的追忆中，在皈依上帝的梦呓中死去了。故事就到此结束。
克利斯朵夫一生经历了反抗——失败——妥协的三个阶段。他在中青年，甚至少年时期就开始了反抗。由于他采取的是个人反抗而不是阶级的反抗，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包括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颓废艺术的盛行和音乐的商品化等等。克利斯朵夫个人反抗的失败，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内容的，它说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英雄无法扭转乾坤，力挽狂澜。克利斯朵夫孤军奋战，几乎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他却遭到来自敌对阵营的无数次攻击和诬蔑，对方用心的狠毒和手段的狡猾，有时使他忿不欲生，他在斗争中需要支持，但却不知道力量在何处，他始终游离于被压迫者的行列之外，他对工人阶级的看法，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弱点：一方面，他从罗赛一家的惨死，看到了社会的灾难，认为工人阶级中间存在一种原动力，它犹如“一股烈焰飞腾的热度和无数的电波，传遍了整个社会；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看作是强者，把工人群众看作是好吃懒做的群氓，认为他们常常被资产阶级的政客所收买。诚然，在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时期，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对工人运动是会有影响的，甚至会出现一些借工人运动以营私的政客。由于克利斯朵夫受表面现象的蒙蔽，未能认清工人运动的本质，对马克思主义存在误解，事实上当时马克思主义已存在半个多世纪了。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和法国早已传播开了，而克利斯朵夫却把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普鲁东甚至尼采混同起来。克利斯朵夫所处的时代是法国从巴黎公社失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天比一天更为腐朽的时代，也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作者罗曼·罗兰早已感到“世界要窒息了，打开窗子吧！让新鲜的空气吹进来！”（见《贝多芬传》）克利斯朵夫是感到窒息了，但他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新鲜空气，他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他说“只有人使他感到兴趣，而不是主义。”
克利斯朵夫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使他不屈服于权贵势力，但他个人的英雄主义也使他远离人民。虽然他“相信真正的朋友”是在舅父等普通人的这方面，但起支配作用的是他的英雄主义观念，就是在他接近群众，参加工人的集会，为工人创作歌曲，甚至和奥里维一起卷入五一节工人游行示威的狂澜中，他还是不了解工人的需要，他依然自视清高，自命不凡，思想上并没有与工人群众相通。克利斯朵夫只信任自己的力量，坚持个人奋斗，不相信群众。作者在小说里谴责过那种投机钻营、庸俗卑劣的个人主义，但对克利斯朵夫只看重自己才能，一心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个人主义是赞许的，未加任何指责，正像作者肯定奥里维的理想主义而反对庸俗的理想主义一样。奥里维的理想主义是人类博爱友善的空想，它不是科学的理想。
克利斯朵夫所向往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在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到了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一百多年之后的时代，这一切就只剩下骗人的空壳了。社会的出路在哪里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回答是不同的。无产阶级认为社会的种种矛盾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造成的，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才会发展，人民的生活才会改变，而克利斯朵夫却只希望对旧制度作某些变革而不是彻底推翻，他希望通过某些变革回到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的理想世界中去。
小说在指出主人公反抗性的同时又大肆宣传了博爱思想，作品中充满了克利斯朵夫关于爱的呓语。他认为人与人的区别不是阶级的不同，而是气质上的差别，他认为应变革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使人们忘记痛苦；用爱的行动把对立的阶级调和起来，让“信仰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好人携手”。他和奥里维还进行过爱的试验：让失去义父的孤女有了母爱；让失去女儿的母亲有了养女，让驼背童工爱麦虞限由于幻想中的爱而忘却自己眼前的痛苦。这一切都是作家的阶级局限性造成的。
罗曼·罗兰把约翰·克利斯朵夫当作英雄人物来推崇，事实上，他并不是英雄。晚年的克利斯朵夫完全成了爱憎不分的庸人，最后他只得投入上帝的怀抱去寻求精神的解脱。
克利斯朵夫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抗，对资产阶级艺术的批判和否定，虽然是在个人圈子里进行的，范围比较狭小，但却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克利斯朵夫的战斗精神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但它仍不失为一支掷向旧世界的投枪，对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来说也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就是在今天，它也还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它的反抗方式和社会理想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与历史潮流相悖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创作生涯中早期的作品，他自己对主人公的思想都曾作过分析批判。他说：“无论是我，无论是我同时代的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有文化的代表者，对于马克思主义都丝毫没有一点概念。”罗兰曾经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克利斯朵夫式的“优秀分子”身上。克利斯朵夫的悲剧也就是作家本身的悲剧，它促使作家重新寻找生活的答案，终于喊出“踏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向前吧！”是的，只有越过他们，社会才能向前。
《母与子》
《母与子》这部长篇小说主要叙述女主人公安乃德和儿子玛克母子两人曲折复杂的一生经历。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
安乃德是法国巴黎有名的建筑师拉乌尔·李维埃的女儿。她长得虽不标致，却很结实匀称，她继承了父亲端正的五官和迷人的微笑，她有一头棕褐色的厚发，总是披散在她那晒成金黄色的脖子上。她二十三四岁的年纪就已经失去了双亲。她那感情深沉、仪态安详的母亲早已去世，父亲在不满五十岁时，被突发的尿毒症夺去了生命。安乃德失去父亲有半年之久了，她成了巨大遗产的惟一继承人。有一次，她在父亲的信堆里发现了隐秘，她一向尊崇的父亲却是一个生活放荡的男人。他有外室，女的是卖鲜花的，还生了一个女儿名叫西尔薇，是一个做帽子的女工，西尔薇的生母已经去世，安乃德决定去寻找西尔薇。
在曼纳大街一座楼房的七层楼上，她终于找到了西尔薇。西尔薇和她差不多一般高大，可是腰身苗条，按照身体的比例，脑袋显得小了一点，上身很丰满，她的额头和下巴是圆圆的，鼻子不大，有点向上翘，浅褐色的头发，说话的时候上唇微翘。她们两人都在对方的身上认出了父亲，一刹那的敌意之后她们热烈相爱了。
不久，安乃德与邻人洛瑞·勃里索相爱，勃里索一表人才，口才很好，是大学里的同学，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是个得宠的儿子，安乃德倾心于他。她与洛瑞订婚了，婚礼定在仲夏举行。安乃德是一个酷爱自由和性格独立不羁的人，她为将要失去的自由感到很不自在，她不愿从属于别人。可是当她被洛瑞的父母邀请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她被一阵狂乱的热情支配着竟失身于洛瑞了。她发现洛瑞不是她的理想伴侣，他并不爱她。第二天，她回到自己的家。可是不久她发现她已经不是独自一人，一个新的生命在她体内成长起来。
一九○○年夏天，世界博览会使巴黎热闹起来。这时安乃德来到山区湖畔隐居，第二年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小玛克。安乃德带着她心爱的儿子回到巴黎，由于这孩子是安乃德没经过结婚手续生下的，不为社会所承认，人们都对她侧目而视，她的亲友拒绝接待她。安乃德只得深居简出，一心抚养她的爱子。
正当安乃德遭到周围人们的摒弃的时候，替安乃德掌管财产的公证人格勒吕席卷她父亲留给她的全部财产，包括股票、现款和房地产逃跑了，而安乃德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消息，直到债权人和军警来查封她的财产时她才大吃一惊，但已无法挽回了。安乃德破产了。破产后的安乃德带着孩子搬到西尔薇住的公寓五搂上居住。安乃德在学生时代成绩优秀，她的数理课程学得很好，凭她的知识水平，找工作没问题，但虚伪的资产阶级社会因为她没结婚而有了孩子这一件事不肯接纳她，她找不到工作。最后她只得担任家庭教师，收入十分微薄，而且这种职业又没有生活保证。那时的巴黎还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地下铁道，她每天要走很远的路，一到晚上两只脚说不出的疼痛。这种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她感到一种满足，是一种对自食其力的生活的满足。安乃德为了工作方便将玛克放在他姨母西尔薇的裁缝作坊里。艰苦的生活教育和锻炼了安乃德，她看清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但她没有向困难低头，倔强地生活着。
安乃德的异母妹妹西尔薇比她小两岁，二十六岁时嫁给了一个手艺高强的裁缝。从那时起她对安乃德产生了莫名的嫉妒，两姐妹的感情逐渐淡漠了。安乃德只好从妹妹家里搬了出来。
安乃德秉性非常耿直，待人诚恳，绝不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有几个男性向她表示过爱情，她都拒绝了。她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抚养着自己的孩子。
玛克上了中学，这个十三岁的少年和同学们的关系很不融洽。他对于他的身世和母亲的历史，常常表现出忧心忡忡的窘态。他深信自己是私生子，所以总是形单影只，落落寡合，他生怕别人猜出他的秘密。他痛苦地感觉到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既无力量，无才华，又不俊秀，生活使他产生了自卑感。他在自己真正的不幸之外，又加上一些想象的不幸。比方两个年轻女工从他身边走过，谈笑着，他就认为她们在笑他。他变得多疑懒散，不用功，好游荡，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甚至深更半夜跳墙出去游逛。玛克被学校开除了。
被学校开除后，玛克想独自谋生，没有如愿，险些流落街头成了乞丐，他只得回家了。他和母亲在感情上有较大的隔阂，他从不和母亲谈心，他不知道怎样做人，也不知道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他读了不少知名作家的著作，但都找不到答案。有一次，罗曼·罗兰路过巴黎，住在拉了区的普通旅馆里，玛克去拜访他，他们谈了很久。罗曼·罗兰告诉玛克，要他“忠实于自己的本性”，玛克得到朋友的帮助受到启发决定走一条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
随着岁月流逝，玛克渐渐地懂得了母亲心里的秘密，认识到母亲的高尚品格：她宁愿一辈子过着艰苦的生活，自食其力，也绝不肯委屈求全，取悦他人过富裕的日子。玛克由对母亲的不满、轻蔑到信任、尊崇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