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逢源，主动操纵人心
晚清时期，湖南有个道台单舟泉。这人善于观察，办起事来面面俱到。所以大小官员都很佩服他。
有一年，一个游历的外国人上街买东西，有些小孩因未看见过洋人，便追随着他。洋人很恼火，手拿棍子打那些孩子。有一孩子躲闪不及，被打中太阳穴，没多久就死了。小孩的父母当然不肯干休，一齐上来，要扭住那外国人。外办则举起棍子乱打，连旁边看的人都被打伤几个。这样，激起公愤，大家一齐上前，捉住那外国人，拿绳子将他捆了起来，送到衙门。因为是人命关天，而且又是外国人，所以感到很棘手。
此事落到单道台手里，他不愧是官场老手，又有丰富的办案经验，马上就将卖乖绝招运用自如。一方面他认为湖南阔人很多，而且民风开放，如果办得不好，他们会起来说话，或者聚众为难外国人，到那时，想处治外国人做不到，而不处治又办不到。不如先把官场上为难的情形告诉他们，请他们出来帮忙圆场。只要绅士、百姓动公愤，出面同外国领事硬争，形成僵持局面，外国领事看见老百姓行动起来，就会害怕，因为洋人怕百姓。到这时，再由官府出面，去压服百姓，叫百姓不要闹。因为百姓怕官，所以他们也会听话。而外国领事见他压服了老百姓也会感谢官府。
主意想好，他马上去拜会几个有权势的乡绅，要他们大家齐心合力与领事争辩。倘若赢了，不但百姓伸冤，而且为国家争了面子。此话传出去，大家都说单道台是一个好官，能维护百姓利益。他又来到领事处，告诉领事，如果案子判轻了，恐怕百姓不服。外国领事听他这么说，又看着外面聚集的人群，果真感到害怕。单道台又说：“贵领事也不必太害怕，只要判决适当，我尽力去做百姓的工作。不会让他们胡闹。”
案子判了下来，自然也是虎头蛇尾。但单道台却两面得到好处：抚台夸他处理得好，会办事；领事心里感激他压制百姓，没有闹出事来，于是替他讲好话；而绅士们，也一直认为他是维护百姓的。
这种迎合双边心理的卖乖关键在于主动操纵人心，善于抓住双方的心理巧妙圆场，两头落好。可见只要讨好的功夫做到家，做事再主动一些，甘蔗也可两头甜。
欲擒故纵
如果一个人眼中只有一己私利，不顾国家、百姓的利益，只盯在钱、权上、遇事贪欲过重，则会被人利用这一弱点打败。忍贪是明智的表现。而“欲擒故纵”则是击败贪者的制胜之道。
春秋末年，晋国有一个当权的贵族叫智伯。他名叫智伯，其实一点都不聪明，相反，却是个蛮横不讲道理、贪得无厌的人。他自己本来有很大一块封地，他还嫌不够。有一回，他平白无故地向魏宣子索要土地。
魏宣子也是晋国一个贵族，他很讨厌智伯的这种行为，不肯给他土地。他的一个臣子叫任章，很有心计。任章对宣子说：“您最好给智伯土地。”
宣子不理解，问：“我凭什么要白白地送给他土地呢？”
任章说：“他无理求地，一定会引起邻国的恐惧，邻国都会讨厌他；他如此利欲熏心，一定会不知满足，到处伸手，这样便会引起整个天下的忧虑。您给了他土地，他就会更加骄横起来，以为别人都怕他，他也就更加轻视他的对手，而更肆无忌惮时骚扰别人。那么他的邻国就会因为害怕他、讨厌他而联合起来对付他，那他便不能这样长久下去了。”
任章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见宣子点头称是，似有所悟，便又接着说：“《周书》上说，‘将要打败他，一定要暂且给他一点帮助；将要夺取他，一定要暂且给他一点甜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说您还不如给他一点土地，让他更骄横起来。再说，您现在不给他土地，他就会把您当作他的靶子，向您发动进攻。您还不如让天下人都与他为敌，使他成为众矢之的。”
宣子非常高兴，马上改变了主意，割让了一大块土地给智伯。
智伯尝到了不战而获的甜头，接下来，便伸手向赵国要土地。赵国不答应，他便派兵围困晋阳，把赵国包围了。这时，韩、魏联合，趁机从外面打进晋阳，赵在里面接应，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智伯便灭亡了，果然如任章所料。贪欲不忍，给自己带来的后果是很可怕的。
有舍才有得
人世间的事情，有了付出才有回报，没有无回报的付出，也没有无付出的回报。付出越多，得到的回报越大，只想别人给予自己，那么“得到”的源泉终将枯竭。
春秋末年，齐国的国君荒淫无道，横征暴敛。齐国的贵族田成子看到这种情况后，对他的僚属说：“公室用这种榨取的手段，虽然得到了不少财富，但这种取是‘取之犹舍也’。仓储虽实，但国有不固，终是‘嫁衣’。”于是田成子制作了大、小两种斗，大开自己的仓储接待饥民，用大斗出借谷用小斗回收还来的谷米，“予民于惠”。于是齐国人民不肯再为公室种田效力而投奔于田成子门下，一时“民归之如流水”。田成子用这种大斗出小斗进的方式，借出的是粮食，收进的是民心，貌似给予，实则得到。果然，齐国国君宝座最后为田氏家庭所得。
史学家范晔说：
“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不知予之为取。”正是对这种得失观的一语道破。
得与失的互为转化之效果，有时也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的，但懂得其中奥妙的人，会掌握取舍的主动权，让它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是一个以养士出名的相国。由于他待士十分真诚，感动了一个具真才实学而十分落魄的士人，名叫冯援。冯援在受到孟尝君的礼遇后，决心为他效力。
一次孟尝君要叫人为他到其封地薛邑讨债，问谁肯去？冯援说我愿去，但不知用催讨回来的钱，需要买什么东西？孟尝君说就买点我们家没有的东西吧！冯援领命而去。到了薛邑后，他见到老百姓的生活十分的穷困，听说孟尝君的讨债使者来了，均喷喷有怨言。于是，他召集了邑中居民，对大家说：“孟尝君知道大家生活困难，这次特意派我来告诉大家，以前的欠债一律作废，利息也不用偿还了，孟尝君叫我把债券也带来了，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我把它烧毁，从今以后，再不催还。”说着，冯援果真点起一把火，把债券都烧完了。薛邑的百姓没有料到孟尝君是如此仁义，个个感激涕零。冯援回来后，孟尝君问他讨的利钱吗？冯援回答说：不但利钱没讨回，借债的债券也烧了。孟尝君便大不高兴，冯谖对他说：您不是要叫我买家中没有的东西回来吗，我已经给您买回来了，这就是“义”。焚券市义，这对您收归民心是大有好处的啊！
果然，数年后，孟尝君被人谮谗，齐相不保，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邑。薛邑的百姓听说恩公孟尝君回来了，全城出动，夹道欢迎，表示坚决拥护他，跟着他走。孟尝君至为感动，这时才体会到冯援的“市义”苦心。
这就叫“好与者，必多取”，小的损失可以换取大的利益。
以“收心法”感化对手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不仅强调“德者，事业之基”、“德者，才之主”，还强调人应以德性来陶冶人生——也就是用高尚的品德来造就高尚的人生、让人生自然化育在德性中。一方面，个人的那些居在高官显爵之上的节气和妙手著文章的才能，更应用德性来陶冶造就，否则，这些节气与才能就只会成为感情冲动的产物与卖弄技巧的表现。有了这方面的基础保证，才可能有第二方面，即用自己的德性来感化与感染别人，这种感化会因人因遇而异，洪应明具体地列举了4种：
遇到那些欺诈者，就要用诚挚之心来感动他们；
遇到那些残暴者，就要用祥和之气来感化他们；
遇到那些奸邪不公者，就要用人之所以为人的名誉气节来激励他们；
对于那些气节过分激昂偏颇者，就要用道德意识，情感和行为来消融他们的偏激意气。总而言之。在人际交往中，要善于以德服人。
诸葛孔明“七擒孟获”的故事，可谓这方面的范例。鲁莽爽直而又短于心计的孟获是蜀国南方部族的首领，因起兵反蜀而被蜀军擒获，却不肯认输，孔明为稳定南方部族，对他不骂不打更不杀，陪他参观了蜀军的军营后，就放他回去并约定日后再战。孟获于是改变了与蜀军正面对垒的策略，率兵马趁夜色来偷袭蜀军营寨，殊不知这早就在孔明的意料之中，于是，孟获及部下陷入了蜀军的埋伏圈中，再次被擒，他依然不服，孔明又再次将他放了。此后，孟获虽一次又一次地改变战略，或坚守渡口，或退守山地，却总免不了一次又一次被擒的厄运，当他第七次被蜀军擒获后，他终于心悦诚服地归顺蜀国，立誓永不叛乱。于是蜀国的后方变得稳定，南方部族的人民也就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从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到，孔明是很懂得以德服人的诀窃的，即：攻心为上，并善于以周密的计策和雄厚的实力作为实现其目标的基础保证。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给傲慢的孟获留下了一条生路，通过擒后放他来达到使他感化的目的。
这里，在孔明的言行中，我们可以集中地看到洪应明所称誉的那些懿德美德：为人清廉而又胸有度量，为人仁慈而又善于决断，处事开明而又不致于妨碍细致的考察，处事认真而又不致于矫枉过正，这些美德都像不过分甜腻的蜜饯、不过分咸苦的海味一样，更易被人所接受，直至使孟获之类的冥顽之人也情愿归心。
类似孔明之类的智者，尚能在某些敌我双方兵戎相见的场合中，以德降服敌手。那么，在自己所属的团体内，在平和的环境内，就更应以德性来陶冶感化部属或同事。就孔明所效忠的刘备言，他并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盖世英雄，不时还有缺乏主见、优柔寡断乃至决策失误的表现，但他却能与曹操、孙权抗衡，使东汉之后的天下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善于以德来治理百姓，以德来招揽人才，这突出表现在他三顾茅庐、坚请孔明出山辅政的那段千古佳话中。所以，他在临终前，对太子刘禅有这样一段由衷的叮咛：“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这可说是他处世经验的总结。
我们不难从与此类似的更多例子中看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德性的陶冶具有一种特殊的人格感召力，于是，我们在与有德者交往时，似沐浴在春风雨露中；在与缺德者打交道时，则有似坐卧冰天雪地的感觉……
巧妙地批评他人
批评是能使人更加成熟和完美的良方，是使人成功的阶梯。从批评中可以认识到自己的缺点、错误，从而修正自己的言行、思想，慢慢形成自己正确的处世方法和对待生活的态度，而若视别人对你批评为对自己的讽刺、打击，一听就如坐针毡、暴跳如雷，则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进步的了。
从前，郭国的国君出逃在外，他对为他驾车的人说：“我渴了，想喝水。”车夫把清酒献上。又说：“我饿了，想吃东西。”车夫又送上干肉和干粮。
郭君问：“你怎么准备的？”
车夫回答：“我储存的。”
又问：“你为什么要存这些东西？”
车夫又回答：“为您出逃路上充饥解渴呀！”
又问：“你知道我将要出逃吗？”
车夫说：“是的。”
“那你为什么不事先提醒我呢？”
车夫回答说：“因为您喜欢别人说奉承话，却讨厌人家说真话。我想过规劝您，又怕自己比郭国灭亡得更早，所以我没有劝您。”
郭君一听变了脸色，生气地问：“我所以落到出逃的地步，到底是为什么呢？”
车夫见状，连忙转变了话题，说：“您流落在外，是因为您太有德了。”
郭君听后又问：“有德之人却不被国人收留而流落在外，这是为什么呢？”
车夫回答说：“天下没有有德之人，只有您一个人有德，所以才出逃在外啊！”
郭君听后喜不自禁，趴在车前横木上笑起来，说：“哎呀，有德之人怎么受这等苦哇？”他觉得周身劳累，就枕着车夫的腿睡着了。
车夫用干粮垫在郭君头下，自己悄悄地走了。后来，郭君死在田野里，被虎狼吃掉了。
郭君在穷途末路之时，仍不能体会对自己忠心耿耿的车夫的一片赤诚之心，仍改不掉喜欢听奉承话的毛病，由此可知，他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了。
不过有良苦的用心还需有良苦用心的表现，让对方知道批评者实际是打心眼里欣赏自己，喜欢自己，支持自己或是为了自己着想的等等，才能让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所以批评者首先就要考虑，该批评是否是于对方有益的，能否让被批评者相信按照批评语的要求改进之后，于自身有益。不能诱之以“利益”的批评，会使被批评的人觉得自己改正行为是为了批评者的利益。于是对批评会有更多的抵触情绪，使原来的一片好心也因方法不当而遭人误会。
就心理学而言，一个批评与被批评的过程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在思想、感情上的相互交流与认同的过程。人在批评过程中越是尊重、理解对方的处境，就越能够获得对方对自己批评意见的重视与接受。在发表批评意见中，尊重使人懂得爱护别人的自尊心，维护其面子，不出语伤人，不逞口舌之快；理解使人学会设身处地地去替别人思考问题，讲话不自以为是，不强加于人。在接受批评意见中，尊重使人竭力认同别人批评意见中的有益部分，并予以积极的肯定。人们越是能够尊重理解人，就能越能够冷静、客观地面对别人的批评意见。从此意义上讲，尊重、理解是使忠言不逆耳，闻过不动怒的转化条件。
师经是魏国宫廷里的一位琴师，经常给魏文侯禅琴。
一天，师经弹琴，魏文侯随着乐曲跳起了舞，并且高声说道：“我的话别人不能违背。”
师经拿起琴去打魏文侯，没有打中，却把帽子上的穗子撞断了。文侯问手下人说：“身为人臣却去打他的国君，应该处以什么样的刑罚？”
文侯手下的人说：“应该烧死他。”于是把师经带到堂下的台阶上等候。
师经说：“我想在死之前说一句话，可以吗？”
文侯说：“可以。”
师经说：“以前尧舜作国君时，只怕他讲的话没有人反对；桀纣作国君时，只怕他讲的话遭到别人的反对。我打的是桀纣，不是我的国君。”
文侯听后，说：“放了他吧！这是我的过错。把琴挂在城门上，用它作我的符信；不要修补帽子上的穗子，用它来时常告诫我自己。”
正是师经从文侯的长久统治来考虑，批评文侯不该学桀纣独断专行；而文侯也从批评中听出这是文师对自己的忠心与关怀，所以才能最终将逆耳忠言接纳下来，并免了师经的死罪。
点到为止的原则
晏子是齐国一位善谏的大臣。晏子死了17年后，齐景公有一次请大夫们喝酒。景公射箭到了靶子外面，满屋子的人却众口一词地称赞他。景公听后变了脸色，并叹了口气，把弓丢在一旁。
这时，弦章进来了。景公说：“弦章，自从我失去晏子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从来没有听到别人对我过失的批评。今天我射箭到了靶子外，他们却众口一词赞美我。”
弦章说：“这是那些大臣的不好。他们本身素质不高，所以看不到国君哪些地方不好；他们勇气不够，所以不敢冒犯国君的尊严。但是，您应该注意一点，我听说：‘国君喜欢的衣服，那么大臣就会拿来替他穿上；国君喜欢的食物，大臣就会送给他吃。’像尺蠖这种虫子，吃了黄颜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就要变黄，吃了绿颜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就要变绿，作为国君大概总会有人说奉承话吧！”
